从2012年开始，首富王健林宣布进军全球娱乐业，收购了AMC娱乐公司（欧洲最大电影院线商），2016年1月，又斥资35亿美元顺利收购美国传奇影业。 然而，在2016年收购派拉蒙影业时受阻，今年3月份收购美国“金球奖”制作公司DCP交易终止，因万达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而支付了5000万美元的违约金。 王健林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之所以放弃并购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都发生了变化”。 万达仅是近年来诸多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一个缩影，自从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后，仅仅9个月，中国便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达到920宗，较2015年上升142.1%，交易金额激增至2125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的3.5倍，48宗大额海外投资交易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 例如 天海投资392亿收购美国IMI公司100%股权布局全球IT供应链服务； 青岛海尔整合通用电气下属家电业务相关资产，涉及金额达351亿，打造家电行业全球领导者； 美的集团斥资292亿收购德国KUKA公司94.55%股权，进入智能机器人领域。 进入2017年以来，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与金额同比双双下滑。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为142宗，交易数量同比下滑39%；交易金额为212亿美元，同比下降77%，但与2015年第一季度以及之前同期相比，仍然有明显增长。 中国企业已俨然成为全球跨境并购交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诱惑” 中国企业家纷纷“西进”，不仅有海外资产价值洼地的诱惑，还有国内成本飙升的倒逼。不但人力、土地、资金成本水涨船高，经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传统模式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 更有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使然——并购本质上是一场效率整合，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释放经济活力。纵观以前发生的并购浪潮，不难发现，其往往伴随着经济周期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即并购潮大多发生在经济复苏前夕。 因为经济滑向低谷多数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经过市场的残酷洗牌，正好留给“剩者”重新整合要素的机会，而市场经过资源再分配，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进而加速经济复苏。 如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主导的那轮并购潮，市场围绕着信息技术展开一场整合，从而推动美国进入以高新技术主导的新一轮经济高峰。 眼下，这场由产能过剩、货币过剩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进入下半场，全球市场、资源正面临一场新的再分配、再整合，中国作为世界制造的主战场，已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全球化再分工。 可以说，中国企业已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并购浪潮的风口浪尖。而对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更承担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布局。 随着国内各种成本飙升，中国继续走低端制造的模式显然已不现实，可向高端升级却又面临技术尴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并购将西方先进技术收入囊中无疑是中国挺进高端制造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更何况，海外并购能够分散外储投资，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此看来，全球化不仅吻合企业利益最大化，更是中国经济战略布局的关键棋子。 遇挫 然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开始频频遇挫，统计表明中国海外并购受阻率已位居全球第一。 从目前海外并购受阻的原因分析，非经济因素占了很大比重。亚非拉国家的法治环境不佳、欧美国家的排华情绪、国企的竞争中立性不足等、法律尽职调查和法律对策预案不足，都会成为阻止中国企业顺利实现海外并购的通关狙击手。 而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更已成为东道国的标配法律武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画下红线。 据了解，德国经济部已针对外国企业在德国从事商业并购订下具体红线，并在相关文件中明确禁止相关企业从事企业并购： 一、受工业政策影响的投资； 二、收购方享有国家政策优惠； 三、另一国国有企业发起收购； 四、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 对于德国政府在文件中提出的禁止收购条例，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针对中国企业的禁制措施。 显而易见，迅速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再也不可能像十几年前一样静静地坐享全球化红利，而是将面临各国虎视眈眈的敌意，甚至是刻意的孤立。基于这种背景，不难预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将面临着更加苛刻的刁难。 另外，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中国政府也收紧了对海外投资的限制，以防止更多资金流向海外，这也造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放缓。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去年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 禁止交易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交易，以及在中国投资者核心业务以外的、1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交易，国有企业也不准投资10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房地产项目。 之前企业需要上报外管局是金额是5000万美元，金额一下子缩减10倍，足以可见当局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新规定实施后，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将会受很大影响。 陷阱 “走出去”并非易事。且不说，中国企业练就的“中国功夫”难以适应西方的土壤。 一方面 中国企业在“遍地机会”的环境中长大，更善于投机取巧，可西方市场经历了几百年跌宕起伏，投机缝隙早已被填平； 另一方面 中国过去30多年是政策经济，政府分配资源让“傍政府”成为企业最佳商业模式，可西方却是规则经济，讲究法制，政府与企业保持一臂之距，以致中国的“尚方宝剑”很难在西方奏效。 更别提合并后的内部文化冲突、法律严苛、工会强大等带来的各种麻烦。而且还面临国家市场经济的搅局。 随着欧美接连陷入债务泥潭，西方国家恍然大悟，企业的富裕难以阻挡国家竞争力的衰退，于是国家市场经济开始走上前台，国家利益至上势必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碰撞，进而增加跨国并购的难度。 因此，中国海外并购要完成“惊险一跃”，海外投资还需要探索新模式，主要包括： 先易后难模式，即先收购再扩张。 如中房置业先后在澳新投资小型牧场、土地，并通过赞助足球俱乐部等公益事业与当地建立良好关系后，再择机进行大笔收购案。 先难后易模式，如海尔。 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办厂时，坚持打海尔的牌子，中方投资方是海尔，企业的名字是海尔，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海尔牌的，初期投入大、见效慢，但经历较长困难期后，品牌被当地消费者认可，就可享受产业链高端的超额回报。 先股权后品牌模式，如光明集团。 光明集团海外并购走的是股权收购的路子，然后将所购公司的产品以光明品牌向国内销售。 海外研发模式，如华为。 华为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部和32个分支机构，建有多家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居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提供服务结合起来。 借船出海模式。 吉利即凭籍此模式 老鼠吞大象吃下了沃尔沃（吉利估值不到5亿美元、沃尔沃估值40亿美元）。当时吉利聘请洛希尔集团（即国内熟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充分利用其在跨国并购领域的长期优势，用最有效的投入获得了可观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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