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开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新时代。时光荏苒，香港特别行政区与祖国同舟共济，风雨兼程，走过不平凡的二十年。 二十年风雨，二十年探索，二十年实践，香港特区回归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回归20年，香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1995年起，香港连续23年被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 2016年起，连续两年获评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中国香港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保持全球第一。——《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经历璀璨，也栉风沐雨。 香港曾一度出现“占中”集会、“反内陆游客”事件、“反高铁”行动等，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机构利用，大肆宣扬所谓“自由、民主、独立”，导致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蒙上一丝阴影。事实上，香港回归之后遇到的不少问题，“有些是积重难返，有些是新的问题”，因此，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相对过去香港卓尔不群的历史而言，当下香港地位正在去特殊化。 一方面，香港崛起得益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地缘优势，曾是内陆与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中国对接西方的通道，还是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联系桥梁，从19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地区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转道香港。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资金的进出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又处于一个畸形的位置上，原有的引以为傲的西方自由市场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在此交锋，自由市场与政府管控在此碰撞，甚至民主的不同阶段也在此叠加，一旦协调、平衡、兼容不好，就将发生无可适从的错乱与迷失，而这两种模式本身的负面效应也同时并存，使香港成为东西方矛盾对立的集合地。 当初香港成立商交所就是因为大陆缺乏燃油等商品期货而又需求旺盛，结果商交所还未“大展宏图”就被内陆期货品种的否决给浇了盆冷水。 可以说，香港自由经济曾经的繁荣其实是源于大陆的“不自由”，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地理条件让其坐享中国崛起的红利，但如今时代已发生变化， 一方面大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已完成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更全方位的融入了世界经济，甚至是在本轮危机后引领全球化发展，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度提升，内陆自贸区遍地开花，香港作为内陆对接世界“窗口”和“桥梁”的功能难免有所下降。 如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设立，实现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海上直航客运；深圳成立“前海现代服务业中心”，与香港仅“一墙之隔”，“东方之珠”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在逐渐递减。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内陆崛起，陆港差距缩小。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我们在内陆还要造几个‘香港’”早已兑现，1997年广东GDP还远低于香港，到2010年广东GDP已是香港的3倍，上海等内陆城市开始超越香港，香港只是粤港澳大湾区“三城同框”中的一城。当大陆跑得比香港更快时，香港自然不进则退了。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香港更是依靠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击退索罗斯的闪击。 在大陆强大磁场的影响下，香港失去原有一枝独秀的自信与优越。在香港地位相对旁落过程中，失落自是难免，这构成香港社会弥漫各种焦虑、悲观、保守、排外等情绪与心态的背景性原因。 尽管大陆崛起的速度与体量的确让香港黯然失色，但香港自身经济社会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 香港经济虚化。 在香港经济结构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占比92.9%，制造业只有1.4%。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贸易禁运，以转口贸易港起家的香港不得不走向纺织、服装工业。不过，工业化尚未成势，即遭遇石油危机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两股冲击波的夹击。无奈之下，大陆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送来春风，香港重拾贸易优势，随之而来的还有金融中心，因为西方资金流入大陆，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加上中央政府“开闸放水”缓解内陆人民币“堰塞湖”压力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诉求，“离岸金融中心”最终花落香港。 过于“偏食”金融业，就业岗位不仅对专业知识的门槛要求颇高，而且还导致职业精英化；过于偏重服务业，如旅游，当“购物天堂”遍布全球，国人的脚步越走越远，与香港旅游业关联的商业、酒店业都将陷入萎缩。 据香港特区旅游发展局统计，2016年全年香港共接待游客5665.5万人次，较2015年下跌了4.5%；其中内陆市场旅客4277.8万人次，较2015年的4580万人次下跌了约6.7%。当这种经济地位下滑后的失落感被投射、放大到政治层面，便成了敏感的理念分歧。 2 香港经济被大佬劫持。 偏态的产业结构造就了一批地产、金融大亨，数据显示香港十大富豪资产超GDP的35%，也愈显高端金融与低端服务业的两极分化，缺乏中间层的粘合，加剧香港整个社会的撕裂。何况，强势集团沿着自由市场的逻辑，还发展到垄断，香港的港口、交通、超市、电力等全部被纳入大资本的网络中，广大民众却被边缘化。 香港当地19.6%的人口（2013年数据）生活在“贫穷线”以下（香港家庭的“贫穷线”标准为三口之家月收入11500港元以下），2016年香港的基尼系数高达0.539（远超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 从治理模式上看，一言以蔽之，香港模式即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与强势商绅群体相结合，热捧房地产、金融，实践西方市场经济原教旨，政府力量薄弱。 由于地处内陆边缘及英治造成的政治隔离，香港具有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加上宗主国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底色，“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在香港盛行，“自由岛”由此声名鹊起，香港被誉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典范。“自由经济”虽成就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却使得政府力量相对弱下来，作为“代理人”的港府，从未掌握自主决策权，回归大陆后得到权力也不懂得如何巧妙使用。 综上所述，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和产业，而香港的未来最终还需要依靠大陆的力量。 一方面客观形势倒逼香港再造，既是中西融汇之城、又是弹丸之地的地缘和体量决定了其自身无法具有独立的战略纵深，必然被大陆变量所牵引； 另一方面大陆主动对香港抛出橄榄枝，“沪港通”、“深港通”、“粤港澳大湾区”皆是表现，“全世界都在抢搭中国发展快车，许多国家为了抓中国机遇还得排队买票上车，香港不仅不要排队，而且国家还给你留个座位”，香港又有何理由不去搭上大陆的顺风车呢？ 在内部压力和大陆拉力的双面作用下，香港或将融入“港陆一体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推进，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将对接东莞、惠州的制造，深圳的科创，广州的贸易，不仅其金融、服务产业借此将得到自我救赎，而且还将填补缺失已久的产业链空白，并融入大陆的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两种市场大循环，就业、经济难题将在内陆化解。经过长期的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因高水平的要素资源配置能力或将成为世界湾区之璀璨明星，而香港也将趁机重拾生气与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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