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投”似乎成了民主的代名词。 从希腊全民公投决定“赖账”，到苏格兰公投决定是否独立，全民表决这种看似最公平、最民主的方式在国外反复上演。 先是2015年10月，希腊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欠债还不还”，即是否接受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改革换资金”救助方案，结果61.31%的投票者选择了NO，即“赖账”。 再是去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全球瞩目的“脱欧”公投，并以51.9%的微弱优势获胜。然而，英国脱欧谈判进程中困难超出预计，至今在主要议题上尚无进展，超过一半英国民众希望举行“二次公投”。 接着苏格兰也趁热打铁，要求再次举行独立公投，时间在2018年秋到2019年春之间，即英国脱离欧盟前后。 就连中东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也在今年9月25日举行独立公投，投票结果显示92.73%的选票支持独立，但伊拉克的巴格达政府称该公投不符合宪法。 在打击ISIS中，库尔德武装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中东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库尔德人约有3000万人口，在中东是一个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主要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上述四国的这些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是连成一片的，构成一个狭长弧形库尔德人聚集区，库尔德人不仅在本国有自治主张，更是梦想建立统一的大库尔德斯坦。 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绝不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存在，周边各国可能联手将其绞杀，而西方恐怕也无意为其火中取栗，不能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 这将使刚刚好转的反恐局势再生变数，也给错综复杂的地区关系投下了新的变量，可能带来更多动荡乃至战乱。 所谓公投 也就是将国家的公共议题交由全民直接投票决定。从表面上看来，公投是让所有国民都拥有投票决定的权利，是最能体现民主的方式，也被称为直接民主。 有不少投票人和媒体将其称为民主的象征，是行使自己政治权利的体现。但问题是，“全民公投”式的民主，很可能异化成民粹。 尽管民主的理想很丰满，越来越被普遍认同，并席卷亚非欧大陆，但民主的现实却又很骨感，伴随着政局不稳、贪腐、贫富分化、经济困顿等问题。 如乌克兰民众凭借街头政治赶跑了总统，但却引发流血冲突、国家分裂，并招致俄罗斯的武力干涉，政治危机空前紧张；埃及、土耳其、泰国等“民主国家”也持续闹腾，民主化诉求引发社会撕裂、阶层对峙，埃及虽然已经完成政权更迭，但仍遭遇持续不断的罢工潮。 事实上，民主现实运行的困顿不过是民主分层的体现。 细细梳理各类的民主，在现实背景、制度框架、运作效率等方面都大相径庭，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至少包括以下五大层次： 1 西方发达国家 2 次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如南美国家、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等）嫁接西方民主的同时经济相对发达，但要么面临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化经济，要么受困于垄断集团，经济市场化程度欠佳拖累其民主的有效性。 3 传统国家 这些国家（如印度、泰国、菲律宾以及部分非洲国家）虽然嫁接了西方民主，但仍保留着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经济较为落后，民主政治也十分脆弱，负面效应极多，如泰国自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以来，经历20余次政变。 4 以中国为代表的另类模式 在经济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提供了民主的另类模式，高层民主、两会、基层直选等内容既体现民主诉求，又为政府管控提供基础，从而能有效地兼顾效率和公平、民主与稳定，为“中国奇迹”创造基础，也证伪了西式民主唯一性的神话。 5 飞地模式 一些地区（典型的如香港、台湾等）因特定的历史遗留和地缘，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政治基础，也不具有完全的政治自主性，但内部治理又迈向民主进程，因而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烙印，内部的态势受制于周边政治的走向。 为何民主的现实形态如此迥异？ 这是因为民主不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如自由、平等），还是与具体的现实内容的匹配，而千差万别的现实离散度也就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具体民主模式。 具体来看： （1）民主与文化的匹配。 浪漫主义的背后往往掩藏着极端化倾向，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相比而言，相对理性的文化则更容易接纳民主对妥协、包容的诉求。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与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不无关系，眼下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也同样如此；而英国光荣革命相对温和、和平的背后，则有着英国人的绅士、儒雅、理性、左平右衡、善于妥协的品性。 （2）民主与历史的匹配。 历史惯性太大很容易产生与民主的排异反应，如历史悠久的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主转型中，经历复辟与反复辟的一波三折；反之如美国没有历史，则能够迅速植入最前沿的民主理念和模式，缺少冲突的历史基因。 （3）民主与民族的匹配。 民族矛盾太大极易成为民主的终结者，因为民主蕴含的政治平等、自由容易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以至于“民主意味着分裂”的宿命不断地在南欧、东欧上演，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甚至连苏格兰都可能利用民主脱离英国。 （4）民主与经济的匹配。 民主政治最终是对经济利益的分配，如果经济蛋糕太小，民主政治也因僧多粥少而陷入危机。 同样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的民主可以与经济富裕相得益彰，而墨西哥的民主则受困于经济贫困，以至于腐败、城市病和毒品蔓延。 可见，现实中的民主化危机不是民主本身的危机，而在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认知误区。 激进的民主派想当然地将西方民主作为终极模式，以为只要植入了“最先进的民主模式”，就能药到病除、万事大吉，忽视了民主本身所内置的层次性和具体内容，以至于民主制度没能与具体的文化、历史、民族、经济有效的衔接、匹配，出现了民主的断裂与跳跃，民主理念和模式太超前，焉能不出问题？ 实际上，五大民主层次都是具体阶段下特定政治需求的体现，各有其具体的适应性。 一些转型国家、经济落后国家之所以屡屡在西式民主上碰壁，归因于忽视了民主的层次性，导致民主选择的断裂与跳跃，无法收敛现实离散度。 就拿乌克兰来说，经济上依赖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导向西方、国内又面临复杂的民族问题，还是俄罗斯与西方交锋的战场，如此巨大的现实离散度无法靠西方民主（过度的分权、放权）来收敛。 相比而言，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则较为成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依靠军人政治收敛各种离散度，助力经济起飞，此后经济起飞、西方文化（如基督像信仰）的传播又助力民主转型。 显然，民主政治的有效性不在于哲学层面的价值追求，关键看民主与现实离散度的衔接能否规避断裂与跳跃的陷阱。
鉴于经济市场化、法治成熟、社会富裕，西方式的议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大都能够稳定运行，也能规避流血冲突，但却往往被选民或利益集团绑架，国策态势也非上上之策，如欧债危机的源头——高福利政策，就是取悦于选民的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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