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个世界转起来的是那些每天都有工作可做的人们，要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他们。” ——戴安娜·阿维夫 中国城市化速度令人惊叹，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6年的57.3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 60%。 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之前，城市化水平都会快速增长，以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率仍将在未来十年中快速增长。 中国特大城市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 中国现有100多座城市居民超过百万，千万人口城市已达15个，上海和北京更是超2000万，位列全球第三和第七位，到2025年中国将有221座城市的人口不少于百万。 据世界银行则估计，到2030年，中国会有10亿人、也就是全国人口的70%在城市生活。 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面临人口管理这个普遍性难题。 尤其是在资源集中、承载大量人口、阶层差距巨大的大城市中，解决这组矛盾显然需要更多的智慧。 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口潮，一些特大城市纷纷划出“人口红线”，在以业控人、以房控人等人口调控政策的基础上，“清理”行动也在升级，各种违建，以及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地下室、出租公寓、出租大院等都是被清理和拆除的对象，以肃清“脏乱差”，打造“白富美”。 对特大城市越抬越高的门槛，支持者高呼“限制让城市更美好”、“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城市”、“有人离开是人性和城市的双赢”； 反对者则回击“阻挡人流就是阻挡活力”、“又一次被当作了负资产”…… 众口异词中，城市到底该不该“清人”？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从过往的发展经验看，我国城乡人口的流动经历了从约束、限制到区别放开的“一波三折”。 建国初 城乡之间本没有户籍限制。百端待理，1953年，国家开启“工业化战略”，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积累资金。 为防止乡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加剧工业化资金短缺，户口登记制度横空出世，城市首次关闭大门。 此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农民根本不可能自由流动，只能与土地绑在一起。 虽然在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死寂”，但彼时的人口流动是从城市流向农村，属于政策上的“非典”。 改革开放后 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政策开始允许三证齐全的农村人（身份证、暂住证和用工证明）进城务工。 从80年代的“打工妹”、“打工仔”，90年代的“农民工”到如今有工作、无户口的“漂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农村人成为城市建设的“贡献者”。 一些省会城市和中小城市还放宽了进城务业的户籍政策，特大城市则严控人口规模。 不难看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城乡流动人口的管理也是收放有别。 当年城市缺乏劳动力，政策就鼓励农民撑起“城市的繁华”，撇下农村成为“被遗忘的孤岛”，而今特大城市“消化不良”，“人口红线”立即“翻脸不认人”。 人口政策“变脸”之快狠狠地伤害了农村的长期牺牲，但却从根本上服从“非均衡”到“再均衡”的国策需要。 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政策主导下的“大摆钟”，其运行轨道早已被预定好，市场在人口流动中的引导力基本被淡化。 追根溯源，现代意义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 根据工业化发展规律，早期城市化主要以第二产业为动力，相应的产业工人缺口发挥集聚效应，吸纳了大量乡村人口的涌入。 到城市化后期，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崛起为城市化的助推剂，对人口结构的吸纳也将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扭转。 如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成长为珠三角的一颗明珠，其涌入人口依次经历“打工仔”、农民工、创业者、金融精英及IT大咖等多个年代秀。 可见，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展三者之间有一定的互动和对应联系，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人口结构也是“因时而异”。 而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我们只用3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高强度压缩决定了其城市化进展不能像欧美“一步一个脚印”，只能依靠“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赶超。 当然，当工业化、产业化和城市化多期叠加，资源供求、城市病、贫富悬殊、社会保障失衡等矛盾也是错综复杂。 基于此背景，如果一味按照市场机制任由城乡人员自由流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必然要被打乱。 因此，政府以“硬约束”方式制定强制性的人口政策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题中之义，虽然60多年的人口政策“变脸”阴晴不定，但每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演变又包含着时代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 当然，过去的合理性不等于今天的有效性，人口枷锁打开容易关闭难，“清理牌”恐弄巧成拙。 一方面，“一刀切”让城市身负内伤。 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互惠共生的社会生态系统，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一旦城市生态被破坏，城市低端服务业陷入“用工荒”，即意味着城市高端生活被打折。 另一方面，“清理牌”拦不住真爱粉。 对高端人才而言，交通再堵、房价再高、地铁再挤、压力再大，特大城市的魔力依旧，城市户口在社会福利上的“特权”，让“死士”们堵了一生还前赴后继。 而对于只想赚钱的三无人员，一次次无立锥之地、一次次的被驱赶就好比让其从客厅搬到厨房，从厨房移到卫生间，“游击作战”早已习以为常。 可见，中国城市化发展至今，单靠行政化、运动化的政策之手已经无法控制人口流动方向，固有的“政策为王”思维大势已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策权重要让贤于市场呢？也未必。 从全球范围来看，拿近的说，笃信“自由、民主、民权”的德国昔日对难民大敞怀抱，伴随四面八方难民的涌入，难民危机俨然变成“德国危机”，当地居民怨声载道，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科隆性侵案更是震惊全世界。 远一点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的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大规模转移。 由于长期以来的自由放任和无序扩张，城市病日趋恶化，最终伦敦雾霾事件代价惨重。 此后，英国的城市化开始由自发性向规划性转变，借助于市场引导、法制管理和规划先行，城乡一体化才渐入佳境。 可见，面对城乡人口流动难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可以把农民拉进城市，但却无法使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人口流动仅仅从“国家控制”转变到“市场主导”还远远不够。 尤其在城乡落差依然巨大的当下，一旦政策完全放开，将不可避免加重“城市病”，甚至激发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仇视，引发社会不稳定。 更进一步地看，就算中国越过市场经济临界，按照福卡的理论，五类市场经济（企业、国家、全球、平民和社会市场经济）的交叉重叠也不是一种人口机制可以应付的。 如“农民工”的存在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市场经济和国家市场经济对农村涌入人口“如饥似渴”，企业尤其是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迫切期望人口流动是自由的、活络的； 然而一个事实是，长期以来农民工的背井离乡不但没有脱贫致富，反而在“马太效应”下越过越穷，这显然有悖于平民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社会资本、就业和人口协调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化、演进，人口问题的复杂不仅仅在于要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均衡，更要进一步地寻找五类市场经济的公约数，考验政府的兜底功力。 随着“二次城市化”的进展，过去以行政指示为主导的“城市化”被逐渐改变，借助于“镇”这一缓冲带，给城市以弹性空间，给农村以修复空间。 通过引导农民立足当地资源、创造本地产业，从根本上实现“内部消化”，以向后两类市场经济靠拢，也许在未来30年后中国城乡地位上演大反转，人口流动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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