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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幸福已难以化解中国人心灵的千千结

摘要

眼下的中国,物质积累已到了一定地步,亟需把精神提上去,重塑精气神。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无处安放?

最近,“北漂程序员辞职环球骑行”在媒体上热了起来,这条消息还上了微博热搜。

这样一个原本很个人的行为,却引发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背后是一颗颗躁动、焦虑、不安而又消沉的心。换句话说,通过旅行来“逃离”当下,在很多人内心中“蠢蠢欲动”,但更多的人依然安于现状。2015年,那个写下“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女教师之所以轰动一时,也是基于同样的社会情绪。

去年,媒体舆论上从“油腻”到“佛系”的两波讨论热潮,就是这种社会精神和情绪的投射。于是,朋友圈中类似“秃了”、“油腻了”、“离婚了”、“步入中年了”、“胃垮了”、“已经凉了”的各种感慨层出不穷。由此,2017年中国白领的年度关键词中,“焦虑”排行第一。

而根据一篇网文的总结,当下中国社会呈现出如下四大特征:

一是自杀率偏高,中国自杀率约为每年23人/10万,而世界其他地区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每年中国的自杀者数目占到了世界总自杀人口的1/3。

(这个数字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日本是个高自杀率的国家。)

二是精神病患病率高,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在15%--17.5之间,其中严重精神病发病率约为1-1.5%;全国约有1亿名精神病患者。

三是抑郁、焦虑病患者增多,全国确诊为焦虑病的患者约为5000万,抑郁病患者约为8000万,令人担忧的是有大多数患者并没有接受正规医疗机构的治疗。

四是在中国具有心理问题的人大幅度增多,几乎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七之多。

中世纪的欧洲,地域偏僻,缺乏可靠而足够的出海口,物质匮乏。封建领主们为了掠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于内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对外鼓动一帮骑士四处征战。平民“肉补衣裳天补房,空肠作歌腹贴背”。

在民不聊生的背景下,王公贵族亟需一个精神魔法,收住人们的欲望,使之甘受奴役。而此时新生的伊西斯、密特拉、西布莉以及基督教等教派正发展壮大,它们互相竞争却又互相吸收彼此的教义,以致基本信念惊人地相同,那就是:肉体乃灵魂的敌人,一切肉体的欲望和感情都应当无情地摧毁,去除世俗欲望才能获得无尽的福佑。

这正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于是,宗教备受推崇,并走向政教合一。而残酷的现实令人们无处逃遁,精神慰藉变得尤为重要,宗教以博爱、关怀、草根的形象出现,民间也拥趸颇众。

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宗教大发展、大繁荣。最终,基督教通过坚实的渗透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其绝对压倒性势力体现在:

中世纪欧洲的物质匮乏,精神极端

中世纪的欧洲,地域偏僻,缺乏可靠而足够的出海口,物质匮乏。封建领主们为了掠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于内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对外鼓动一帮骑士四处征战。平民“肉补衣裳天补房,空肠作歌腹贴背”。

在民不聊生的背景下,王公贵族亟需一个精神魔法,收住人们的欲望,使之甘受奴役。而此时新生的伊西斯、密特拉、西布莉以及基督教等教派正发展壮大,它们互相竞争却又互相吸收彼此的教义,以致基本信念惊人地相同,那就是:肉体乃灵魂的敌人,一切肉体的欲望和感情都应当无情地摧毁,去除世俗欲望才能获得无尽的福佑。

这正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于是,宗教备受推崇,并走向政教合一。而残酷的现实令人们无处逃遁,精神慰藉变得尤为重要,宗教以博爱、关怀、草根的形象出现,民间也拥趸颇众。

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宗教大发展、大繁荣。最终,基督教通过坚实的渗透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其绝对压倒性势力体现在:

肆意地镇压异端

通过常设的“神圣法庭”即宗教裁判所来侦查、追究、审讯、判决,直至处死反教会的异端,单火刑处死的就共达10余万人,借此宣告世人,“圣殿”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制约人的一生

到了12 世纪,基督教的七种仪式——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餐礼、终敷礼、婚礼、授职礼,除最后一项外,其余从普通百姓到王公大臣都必须施行,人生从出生到婚配再到死亡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宗教仪式所包裹。

各种习俗也都打上了宗教烙印,如仲夏节是为纪念施洗者约翰、冬至日是纪念圣女露西亚、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万圣节是为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情人节是纪念圣瓦伦丁神父等;即使演剧也要演圣经中的故事。

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

克吕尼改革派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宣布“教皇有权废黜皇帝”;英诺森三世更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自居,宣布“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君王只有虔诚地侍奉教皇,才有权统治。

教权压过了王权,教皇成为世界命运的最高主宰。物质贫乏反而赋予了宗教发展的肥田沃土,物质世界的荒芜在精神世界寻找到了平衡。

从禁欲到人性解放

中世纪的欧洲,精神极端扼住了物质欲望。然而,“黑暗时代”并非永恒。

一方面,城市经济逐渐繁荣。在上帝全面“统摄”之下,市场经济仍残若游丝地坚持,它一旦碰上机遇被点燃,便易形成燎原之势。新航路探索就充当了时代新机缘,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玩转香料贸易、船舶制造、纺纱纺织,各类作坊林立,商业精神大大加强,物质逐渐充足。

另一方面,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被找回。古希腊扼欧、亚、非三洲要冲,海域浩瀚,海外贸易发达,从而孕育了宽松自由、互利互惠的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建立在人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

古罗马更是扩张为横跨欧、亚、非洲的庞大帝国,气势张扬。罗马法典即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和平等交换的基础上。二者的精髓都突出了人自身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完全依赖上帝。

如果说社会体制犹如一个电脑系统,系统崩溃时需要重装系统,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就如同重装系统的光盘。其格式化整个欧洲,酝酿了14-16世纪轰轰烈烈的、以古典为师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

由此,人性得到解放,欧洲出现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但丁、莎士比亚、哥白尼、达芬奇等一大批人才,日心说、航海术及阐述二次方程、三次方程根与系数关系的韦达定理等科学横空出世。

城市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促使人们开始扭转以往的悲观和隐忍,转向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

至此,人们追求富足、自由、成就、快乐的欲望被满足,西方文化向人道化和世俗化转变。后又经启蒙运动的洗礼,定下了近现代文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总基调,宗教禁欲主义的“围堤”彻底崩溃。德国工业革命后,圣母、马丁尼等教堂甚至一度关闭。

物质上的加法难以填补精神的缺失

不难发现,伴随文艺复兴及其后的世俗性、物欲化“压垮”了欧洲精神极端的风头。

而中国当前正来到了物质过剩的关口,房子够34亿人住的,汽车2000万余辆是多出来的,服装是高库存存放的,新经济也是冒“虚火”的;居民不仅国内商品随意挑,还在国际上屡屡掀起消费狂潮,充当起了各国的“财神爷”,物欲大爆发。

过去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心有憧憬,不断做物质加法——添置冰箱、买回电视机、配齐洗衣机、再买辆车……从一无所有到“全副武装”,成功感、幸福感爆棚。

但如今,万物俱备,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人们的感觉,物质幸福时代已到尽头。

目标突然消失了,源于农耕文明的荣辱观又解释不了现实,无法成为人内心深处的定海神针,部分内心不强大的人就没有了人生方向。困惑、空虚、颓废等负能量云集,或者浑浑噩噩、游戏人生,或者套用出家人“随缘”、“四大皆空”之类的佛语,消极被动,自甘堕落,就有了中年“油腻”、青年“佛系”众生相。

物质昌盛与精神萎靡相伴相随,物质与精神的此起彼伏规律再度上演。不过,精神缺失或者说精神“缺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往小的层面说,浑不着意、生而无望会使中青年看不到生活的美好,抑郁症、自杀概率攀高;往大的层面讲,个体暮气沉沉、没有干劲,会瓦解组织的战斗力,中国恐怕将在“强起来”的道路上突然软化,“中国担当”、“中国贡献”都将破产,“中国梦”将梦醒一场空!

到了提升精神的时候

可见,缺物质不行,缺物质会导致穷困潦倒、社会“黑暗”;缺精神也不行,缺精神会导致国家前途晦暗。

而现在的中国物质积累已到了一定地步,因此亟需把精神提上去。换言之,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物质充沛、世俗欲望一样,现在需要再造类似于中世纪的精神生活。

然而,中世纪欧洲宗教启迪、收敛精神的路子在当下的中国并不能行得通——上文中“出家”的年轻人“佛系”但不“佛教”,他们没有真的皈依佛门;但事实上,中国有不少富人已是佛教徒,却与欧洲的宗教信仰大相径庭,西方宗教信仰是出自对“最高存在”的敬畏与崇拜,能够凝聚人心、沉淀心灵,而中国的宗教信仰功利性明显,甚至出现了“功德箱经济”,前来修行的人遭遇“二次精神污染”,心灵仍在游荡。

不过,既然宗教激励的路子行不通,中国将以另类的、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重塑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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