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互联网，好像满世界的注意力都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片子。电影能得到共鸣是因为戳到了时代的痛点，这是一个每个普通人都会有切身感受的议题。“药神”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不光为了求医问药全世界的人都可能要跑去印度，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药商与病人不对等关系背后所体现的经济结构问题和法律问题。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几乎所有问题都有着“全球属性”。谷歌创造性地开起了“同股不同权”的先例，科技公司竞相模仿。港交所五年前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上市，所以阿里巴巴辗转去了美国上市。五年后的2018年，港交所选择了“与时俱进”。本周在香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小米终于IPO了。第一天下跌，第二天反弹了10%。“雷布斯”——雷军同志表示对这个开局还是满意的 —— 长期价值比较重要，短期有短期的环境因素。小米也是一家”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这种新的架构的确能帮助科技公司融资，特别考虑到科技业的成长特性，这种技术性调整有其实际的功能。但同时，社会越来越关注科技产业所掌握的“权力问题”。
斯洛文尼亚籍的“网红”哲学家吉泽克讨论科技的时往往最后会问一个问题 —— 谁掌握技术，谁掌握权力？科技公司本身实际权力越来越大，科技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自然受人瞩目。“同股不同权”导致管理层利益和权力不等重。万一董事长耍任性，乱来，如何被有效约束？甚至，公司内部是否会出现独裁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已经在个别科技公司里面存在。当个别个体可以把持在社会上已经拥有极大权力和影响力的公司的时候，这些个体在社会上的权力又会发酵成什么状态呢？
说到公司的社会影响力，美国的科技巨头们近来也碰到不少麻烦。西雅图市内，亚马逊是否该多交一笔税来帮助当地化解住房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市议会从通过法案要求科技巨头交税，到短时间内又否定自己的立法，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人物在市民与企业、居住与就业等多个维度下的摇摆不定。亚马逊这样的公司能给地方带来就业，同样也可能推高一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它本身不是绝对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存在。而此次在西雅图市议会的博弈当中，拿减少岗位作为砝码的操作充分体现了亚马逊的政治力。或许，作为企业没有过多的社会义务，只是当其本身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很难让人们不用更高的标准检视。
亚马逊的争议不光来自外部，还源于内部。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和推特等巨头都分别受到了自己内部员工的挑战。亚马逊的员工联名反对公司与执法部门在“脸部识别”技术上的合作；微软的员工抵制公司与特朗普治下移民部门的合同；而谷歌的员工已经成功迫使公司取消了向美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的计划；另外有许多报道已经证实了社交媒体推特公司内部就推特如何防止成为培养民粹主义温床的问题不断在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自己的公司是否向权力靠拢，以及是否涉及暴力性事务成为了许多科技公司员工关注的议题。
药掌握着我们的命脉，而科技决定了我们生活的点滴。由于我们太需要它们，它们的制造者就自然拥有了权力。它们不光掌握定价权，甚至还掌握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力和生杀权。技术、利益和民生之间的博弈和取舍从来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也必须要持续观察下去。
美国FAANG和其他科技巨头的麻烦事儿
一方面是科技公司的属性的确有非常大的“公共性”，如推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在很多人看来应该由非盈利式机构来运营；另一方面或许是西方世界近来的政治氛围所致，科技公司总在上社会版面，而普通的科技从业者“政治表达”和“社运”参与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
Employee uprisings sweep many tech companies. Not Twitter.
作者：Farhad Manjoo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