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开枝散叶自然需要英文，乃至世界语言，问题是世界金融混乱、中国金融创新紊乱的背景下，英文不是第一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文，仍是国语的基准基调。
金融对外开放迅猛推进
金融对外开放前所未有提速。4月博鳌论坛上，中国央行行长就向全世界给出今年扩大金融对开放两步走的时间表和具体12项措施。
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11日重启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申请，截至5月末QDII获批额度1015.03亿美元；6月12日又就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出台两个重要文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QFII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取消QFII、RQFII的本金锁定期要求，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但限定不改1600亿美元与1万多亿人民币，并进一步便利跨境证券投资。
不止于资金进出的便利化，中国更是一年半内三次点题外资。国务院继去年1月、8月分别出台5号文和39号文后，今年6月15日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等六方面部署23条具体措施，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制造业开放。市场以此为标杆认为，中国迎来史上最宽松外资时代，堪比“二次入世”。
实际效果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不管是放宽金融业准入，还是QFII、RQFII沪伦通，都将吸引外资流入A股。截至2018年一季度，外资(QFII+RQFII+沪深港通)持有A股的规模约1.2万亿元，相比2016年底6000亿元已翻番。
6月21日A股第四次闯关MSCI指数终获成功，专家预估短期将有百亿美元追踪新兴市场指数的资金被动流入A股。
而伴随外资流入，中国6月6日闪电般发布CDR(中国存托凭证）制度建设九份配套文件，扶持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并为已境外上市的红筹股回归A股提供新通道。因为DR（存托凭证）上市可规避证券交易所所在国繁琐与严苛的法律法规。正如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采用“VIE（可变利益实体）+ADR（美国存托凭证）”在美上市，一旦海外中企再通过CDR模式回归，同样可以规避国内对TMT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及A股上市的各种指标“麻烦”。
这让CDR制度一出台就受到追捧，截至6月14日证监会受理首发及发行CDR企业307家，其中过会26家。小米有望创下12天过会记录，却在“临门一脚”时因证监会84问穿透审核而改变主意，将“CDR+H”两地同步上市变更为“先港股上市再回A股发行CDR”。这不单有企业战略考量，更有市场资金的压力（小米计划在A股融资320亿元）。
为此，6只独角兽基金光速诞生，规模高达3000亿元，专门参与独角兽企业战略配售，为CDR发行抬轿子。
足见，中国股市的善巧方便：不单以金融开放为国内股市缓解资金之渴，更以推动新经济为名，大行“圈钱”之道。
稳健之名，增发之实
实际上，不止于QDII、QFII，股市大兴CDR，每次中国经济出问题，央行就开始说英文：中国式QE，逆回购RR，短期流动性调节SLO，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全来了。
且不说，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美国启动QE（量化宽松），中国以“四万亿”开启中国式QE；仅是2015年中国在11个省市推广“信贷资产抵押再贷款”（其本质是信贷加杠杆），就释放流动性7万亿元，以致市场惊呼“又回到2009年救市老路上”。
到如今央行已习惯于公开市场操作，频频“江湖救急”。上半年三次降准中，除年初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外，4月25日定向降准置换MLF释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6月24日定向降准之后25日又定向降息，政策叠加的“放水”预估超7000亿元。6月1日央行扩容MLF担保品，将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等纳入。据新浪财经报道称，就中国AA级债券的市场规模而言，市场普遍预计符合资格的AA债在4-9万亿元左右；4月降准后，货币乘数已升至约5.63。由于MLF是基础货币，乘上货币乘数，或可生成20-50万亿元（约合4-8万亿美元）的潜在流动性。
公开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央行中长期流动性净投放总和已超过去年全年。但央行仍一口咬定“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老百姓还浑然不觉风向渐变。因为降准降息，大家都看得懂，但RR、SLF、MLF、SLO等，民众不熟悉，既是定向调控，又算是金融创新，自然不知道央行在说什么，就只能在风中凌乱。
其实，所有这些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增发货币”，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坐着直升机在撒钱。
一手放松，一手收紧
方向背离，效果相反
由此，从证监会到央行、外管局，频频吸引外资、对外大秀开放，已将中国经济带入英语时代。
在英语语境下的金融基本上都属于放活放松资本金融的活动范围，这恰恰与国内中文语境截然不同。
2014、2015年中国还在金融闯关，2016年下半年就因金融泡沫与风险高悬而风向突变，转向金融紧缩，2017年则进入“金融去杠杆+金融反腐”为特征的金融整肃。2018年债券违约还只是开始，过去十年的金融雷区加速引爆。尤其伴随资管新规及去通道化，金融空转有所缓解，M2同比增速已降至个位数整整一年。到今年5月因表外融资萎缩，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7608亿元，同比减少3023亿元，这恰恰意味金融去杠杆已传导到实体经济。
显然，从债基降杠杆到银行委外收缩，从规范互联网金融到遏制影子银行野蛮扩张，国内当下中文语境中的金融基本上都是挤泡沫、去杠杆、微刺激、穿透性原则、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服务，一个基本指向就是遏制金融过热势头、防范脱实入虚。
由此，客观上就出现了中英文的对冲与悖论。那么，这种悖论性政策是两条路线各吹各调？还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中国金融发展三条路线“纠缠”
在政策决策层面，从客观后果看，确实存在复杂的三条线：
第一条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需求，要求金融为科创、为实体经济服务。
去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确定了“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总基调。从地方到中央，都在加强监管，去金融泡沫，给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金融）带上紧箍咒的同时，积极引导资金进入科创及实体产业，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条是金融行业脱实入虚，通过各种变相的金融衍生工具变成行业性的自娱自乐。
虽然金融的初衷是为实体解决资金融通，但当过剩的货币由产业投资转向资本运作，进入金融循环，金融的本质就是杠杆、钱生钱。社会过剩财富开始被纯粹的金融虹吸，投行券商精于制造金融工具，从资产证券化到期货期权，以抵押、信用背书等不断地衍生化，以致金融自身的交换（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主题词，货币彻底摆脱传统媒介的约束，玩起“钱生钱”的游戏，这一宿命迄今难以摆脱。
就连地方政府也变成强有力的金融机器，1年多搞出1万多个PPP项目，规模超10万亿元，隐性担保、承诺回购、明股实债，早已背离了PPP的初衷。
而这追根到底，较为复杂的就是潜意识里的华盛顿共识与华尔街共识，尤其是当下身居要职的部分海归精英，骨子里认为传统经典市场经济是正道、正统、正版，以为用华尔街思维经营股市就能解决中国股市所有问题。这就产生了第三条线，也是最危险的是潜伏线，即不管不顾地要把中国推上美式金融轨道。殊不知，只要脱离中国国情，什么时候出问题都是偶然。
把握本质，守住根本是核心
理论上讲，当中国成为真正的外贸大国，乃至经济总量逼近老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资本项下的放开自是题中之意。但当今世界复杂在于经典真市场的最高阶段——金融，往往走火入魔，从资源配置的工具异化成虹吸社会资源的黑洞，市场经济自由演变的终极即指向这一金融“黑洞”。但能量是守恒的，黑洞达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炸，以此看金融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终极崩盘，野蛮地调整经济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明证。
问题是中国不像西方有二三百年的资本积累慢慢摸索市场经济，而是迅速从计划经济的半道上突然转向市场经济，以致政府计划烙印犹在，就别扭地在市场经济上狂奔，结果往往以伪市场的方式滑向危机，反而更恶劣、更恐怖。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开枝散叶自然需要英文，乃至世界语言，问题是世界金融混乱、中国金融创新紊乱的背景下，若食洋不化、言必希腊，其后果往往是乱中加乱、坏中加恶。
2014年的人造牛市，当初怎么涨上去的就怎么跌下来，还变本加厉，让牛是熊构成的，迄今都缓不过神来。2015年8·11汇改闯关更是以万亿美元外储损失买单。
如此沉重的代价都在警示：不能离开规律、离开中国国情、离开超越经典的创新。仅是股市说英文，就有网友总结：“2003年A股低位，推出QFII，让洋大人抄底中国；2007年美股高位，推出QDII，让老百姓接盘美国”；10年后这一幕再度上演：“2014年A股低位，推出沪股通，让洋大人抄底中国；2018年美股高位，推出CDR、迎接独角兽，让老百姓接盘美国”。
以此看，英文显然不是第一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文，仍是国语的基准基调——现阶段金融资本转型以去经典、去伪市场，脱虚入实为主。
若对此心如明镜，也就不会纠结于中英文的表面相悖，自然知道什么场合该说英文，什么时候应说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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