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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痛苦的时刻都是转型的时期，是种植新种子的肥沃时期。
导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本身也要求建立内循环体系。
近期，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中美冲突恶化加剧的背景下，高层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策略，“内循环”也跟着火了起来。
围绕“内循环”，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说，“内循环”的提出说明外部环境已经极其恶劣，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也有人说，除了外部环境恶劣，不得不转为内循环，这也可能是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朝国内消费导向型转变的标志和契机。
有人说，内循环是把“国外设计、沿海生产”变成“沿海设计、内陆生产”，也有人说内循环就是出口外贸转内销，外贸不好做了。
有人说，提出内循环蛮好的，因为外部环境实在是不行，就只能倒逼内循环，继而倒逼内部蛋糕分配问题；但也有人说，内循环开启代表下一波去产能，世界工厂将不复存在，甚至有人提出，内循环=内卷+加速……
从以上不难看出，当下人们对于“内循环”的讨论明显存在两派观点，乐观者认为内循环是中国经济新的“破茧重生”之机，将锻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悲观者则将内循环与封闭型经济等同，担心经济走向“内卷化”，两方面权重的不同搭配构成了每个人眼中不同的“内循环”。
那么，如何看待“内循环”？“内循环”会导致“内卷化”吗？
内循环虽然是在当下外部形势紧张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根本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本身也要求建立内循环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额逐年攀升。
1978年中国货物出口为97.8亿美元，2015年则达到22735亿美元，是1978年的232.46倍，年均增长16.89%；1978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仅为0.76%，到2015年已经大幅提升至13.8%，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贸易国。
依赖出口和外需的国际大循环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中国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还赶不上当时的荷兰。到了200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为美国经济总量的66%。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大循环策略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应的问题。
一方面，对内而言，会导致内外需发展的不平衡。
伴随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也逐渐提高，从1990年首次触及30%，到1994年突破40%、2003年突破50%，一直到2006年达到64.2%的峰值，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外需的疲软使得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迅速下降，2009年其贡献率跌落谷底，仅为-42.6%，此后六年间，出口的平均贡献率也仅为-3.02%。
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整体外贸依存度从64.2%的高点下降至2019年的31.8%，对美外贸依存度亦下降了50%以上，在国际上已处于合理区间，但相比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般在22%左右），外贸在GDP中的占比仍然偏高。
且就局部城市而言，目前我国主要城市中至少有17个城市外贸依存度超过50%，在这其中，还有5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甚至超过了100%，今年疫情爆发以来，这些城市的经济受影响就更加明显。
以外来订单兴起的加工制造模式，曾让一众沿海城市成为“世界工厂”，但也让这些城市在面对外部风险时，经济发展往往处于不可控状态。当核心技术还在别人手中，订单却大幅下滑时，外贸型城市就被捏住了喉咙。
此外，长期重外轻内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内需开发不足。
当下，相比相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率水平仍属偏低，中国消费市场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单就2018年近1.5亿人次的出境游以及由此衍生的1300亿美元的国际旅游支出，就足以让人感叹国内消费量能和潜能的惊人。
换言之，如何更好地开发内需，增加国内市场的消费点，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对外而言，则导致与世界的失衡。
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凭借“全民动员”的总成本领先优势，一举坐稳了对外贸易顺差的生产国地位，同时，世界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欧美国家，由于国际分工和双方经济比较优势的不同，与中国的逆差愈演愈烈。
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出口数字令人惊叹般地迅速膨胀的背后，是中国制造对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碾压”。
以往，中国制造主要是在简单加工制造或者说中低端市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但随着中国制造持续转型升级，中国开始跻身中高端制造，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这在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中已经有充分的反映。随着中国出口持续增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由加入WTO之初的50%左右降至近年的40%以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由 50%左右升至60%以上。
其中，2004年之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大于出口，但到了2018年，高新技术产品顺差已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21.9%，高新技术产品占中国出口比重由2001年的17%迅速攀升至2009年的31%，此后至今保持相对平稳。
亚洲开发银行《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
另外，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和汇丰银行的统计，1977年，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100种最为复杂的工业产品在中国出口的总价值的占比仅为中国出口总价值的0.3%；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比重达到了0.5%，而在2016年，这一数据翻了一番，达1%。
而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Jesus Felipe的论文数据以及汇丰银行的统计，在这100种产品中，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出现了跃升：从2007年占全球100种最复杂产品的市场份额仅有1.5%，到2016年几乎翻了三番，达4.2%；强于韩国（3.4%）和印度（0.4%）。
虽然这方面中国尚无法完全与日本（100种最复杂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由1997年的17.9%下滑至2016年的10.8%）、美国（2016年依然保持在15%以上）等发达国家匹敌，但在高精尖领域，如高速铁路列车、第三代核电技术、载人航天和空间站等领域，只有中国在和发达国家全面竞争。
基于中国无人能及的高度健全、完整的产业结构，横向上，中国已经能够参与所有工业类别竞争；纵向上，中国也开始全面参与到从低端到高端的产品竞争。
这也就意味着，过去若干年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快速发展对日、韩、台湾地区出口形成的挤压之势，将随着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占比的提升，向以中高端制造出口为主的欧美等国家或地区扩散。
这样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中国激起全球“民怨”，遭到部分国家敌视，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部贸易摩擦压力与日俱增、内部政经压力空前的原因。
因而，无论是为弥合国内经济的不平衡，还是为弥合与世界的失衡，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建立起内循环体系，实现从出口大国向进出口并驾齐驱转变。
以上观之，双循环战略将成为长期趋势，而这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只是以前是背靠国际，面向国内；而现在是背靠国内，面向国际，以内循环促进外循环。
不过，很多人仍然担心内循环会不会导致内卷。
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规模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商品规模为7.64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为17.23万亿，在完全出口转内销的假设下，国内商品供应需要增加44.34%。
但从国内消费市场的消化能力来看，即使不按今年上半年同比下滑11.76%的消费水平，就是按照去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总额同比增加8.44%的内需增长能力，也仍不足以完全消化增加的40%左右的供应比例。
更何况，今年以来内需的萎缩速度似乎比出口外需的萎缩速度来得更快。
疫情以前，2019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增速为8.44%，远大于商品出口增速0.13%，这或许说明疫情前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明显强于外需市场。但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国内消费市场萎缩11.76%，萎缩速度明显快于商品出口的-6.21%。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循环”经济的打造将不可避免使得中国经济在中短期面临部分产能出清、中小企业整合和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等“阵痛”，或将加速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
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随着企业生存压力继续增大，尤其是对外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会更快地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内卷”。
但一方面，全球化不会发生根本逆转，在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出口也不可能完全转为内销，事实上，中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这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意在打通内外双循环。
另一方面，所谓内卷化，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就是“水平稳定，不断重复，进而自我懈怠，无渐进式的增长，无突变式的发展，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没有任何准备，完全缺乏应变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投入增加了，经济效应却没见增长，从而劳动者工资收入陷入停滞。
这实际上和“马尔萨斯陷阱”的内涵异曲同工。
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向世界抛出一个忧虑：“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该人口论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法国甚至积极践行马尔萨斯的观点，一度控制人口。
直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对马尔萨斯经济学做出了体系性反驳，“马尔萨斯从未预料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奇迹之处”。
这说明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是解决内循环中出现内卷化效应的最佳途径。
近些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科技研发费用也逐年攀升。2019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为2.17万亿元，比2006年增长6倍以上，占GDP比重为2.19%，大体上与欧盟平均水平相当，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比如高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化、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初露端倪，产业进入智能化阶段，最终将形成一个以多样化产业节点为基础、生产设施网络分布、产能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并辐射全球的新产业网络。
也就是说，随着产业技术的更迭与突破，产业互联网的出现将水到渠成，成为驱动产业变革、经济发展的关键支点，当第四次产业革命来袭，借力产业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本轮疫情也客观上成为推动产业互联网落地的加速力。
福卡智库认为，尽管最早由美、德刮起工业互联网之风，但中国却是最有条件、最有实力实现产业互联网落地，发挥产业互联网威力的国家。产业互联网将成为中国转危为机的筹码，把百年一遇大危机转为百年一遇大机遇。
关于个中缘由，以及产业互联网将给各行各业带来怎样的变化？哪座城市将成为产业互联网第一城？更多深入分析可参见福卡智库内部报告《产业互联网让中国再获“百年一遇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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