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烧朋友的信说起

                                                        鲁人

        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写给别人的信有两大本还多，而那些人写给鲁迅的信，如今却几乎消失殆尽。原因是多被鲁迅焚烧了。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曾写道：“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书札。”这是1931年1月，鲁迅最亲密的学生之一柔石被捕后的一个夜晚。

        颇有些人对鲁迅此举很不以为然。有人还以茅盾从未毁过朋友的信件来比较，意在说明鲁迅不但轻视朋友的友情，而且过于谨慎，颇有庸人自扰和胆怯之意。我到觉得鲁迅如此的做法，不但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朋友负责。在当时的背景下，鲁迅的慎重并非多余。那时他不但多次被人诬为拿卢布，还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通缉。他周围的学生和朋友间也确有受书信之害的实例。最典型的是曹白，他被捕入狱的“罪证”之一，就是因为朋友给他的一封信。那朋友听说他的母亲在困苦中去世，写信安慰他，信中充满激愤之言。不巧，赶上军警到曹白就读的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搜查，在曹白的箱子里发现了那封信，信中写道：“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被吃去的……”这封信，加上他杭州木铃木刻研究会主要发起人的身份，使他很受了些牢狱之苦。这些对鲁迅当然会成为一种警示。其实，有时一件事的结果，可能真的很难让某个人去承担，它会是许多方面原因集合的结果，个人真的很难左右。

        文革中，我母亲曾将家里的许多书都处理掉了。包括《红楼梦》之类的中外名著。方法是将书都扔进洗衣服的大木盆里，然后倒满水，慢慢将纸张浸透再揉烂。据说这是当时处理这种书籍比较惯用的手法。一是书多烧起来比较费力，同时焚烧也许会引进不必要的麻烦，可能被质问，是否在烧反动材料；至少也是告诉别人家里藏有与革命时代相违的书籍，从而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其实，一个读书人家里收藏些书籍本属正常，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可能就存在着风险。尤其，母亲的出身不好；这样的背景，母亲自然会毁书，也自然会选择这种阴柔的不会被人发现的方法。这是一种在今天很难解释，也颇令未经历过的人费解的事。

        当然，文革后自然也保存下来许多书，原因可能各有不同。我曾经在许多旧书的封面上见过“封”、“资”、“毒”、“批判”等之类的铅笔字。今日的年青人一定不解，经历过的人却很明白，是表明此书属于“封、资、修、大毒草”，是供批判的。这如二战时，纳粹给犹太人身上贴的黄星，用以表明犹太人是将被屠戮的劣等民族。“封”、“资”之类的字眼看似标明此书罪当灰随风扬，但为了让人们更好认识“大毒草”的思想根源，暂留此“劣等”之物以供批判。不过真实用意到是作救命符的，体现了拥有者保护它们的智慧。文革中，也有将书藏起来的，但那需要冒险，如果被查抄出来，免不得皮肉和灵魂都会受触及。那时，书可能真会关系到性命。后来小将们将他的藏书全部焚烧了，老教授无法承受，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触及皮肉，还有灵魂支撑；触及了灵魂，皮肉可能就撑不住了。

        毁书和烧信还是有很大区别，信会涉及到他人，发生了问题甚至可能如多米诺骨牌，累及其他无辜。自然，要理解鲁迅，可能真的需要设身处地。鲁迅曾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过烧信的事。而他在1932年底，写的《两地书》序言，说得更为清楚：“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了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待到一九三0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不知那些不以为然的朋友至此是否对鲁迅的行为有所理解。其实，在鲁迅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几封书信而已，又会给朋友和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危险，一烧了事。鲁迅也更不会将信收藏起来，等待升值。(原载《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