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李秉中的友情
在鲁迅的青年朋友中,他与李秉中的交往之密切，程度超过其他不少人。从1924年1月，直到鲁迅去世，从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查到李秉中给先生写了52封信；先生给李秉中的信有30封。但实际数字肯定更多，因为，已发现的李秉中给先生的信，有一封鲁迅的日记中便没有记录。李秉中给鲁迅的信，如今发现的只有8封；鲁迅给李秉中的封信，收入《鲁迅全集》的也少了9封。
鲁迅与李秉中的交往，反映出他生活中显为人知的一面。读他给李秉中的信，我们可以读到他极少向他人吐露的内心的苦楚，以及对李秉中个人的关切。鲁迅结识李秉中是在与周作人闹翻，搬出八道湾半年之后。那段时间，几乎是鲁迅成年后人生经历最糟糕的时期。而与其经历颇有相似之处的李秉中当时也处于困苦愤懑之中。李秉中生于四川，未成年时，双亲便相继故去。不很多的家业由其舅舅管理，而舅舅又对他十分苛刻。他与表姐相恋，舅舅也极力反对。一怒之下，他在1923年离开故乡跑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当时，鲁迅每周五下午在北大有一节“中国小说史”讲座，李秉中由此与鲁迅相识相交。在192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鲁迅写到：“上午李秉中来，字庸倩。”这是鲁迅日记中关于李秉中的第一次记载，想必也是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他们的关系发展的非常快，在他们正式交往的第一年，他们不但有颇为频繁的书信往来，李秉中还频繁地去拜望鲁迅，更重要的是鲁迅还不时去看望李秉中，这在他与青年的交往中是颇为少有的，也证明了他们关系的密切。
在他们第二次见面后，李秉中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想是询问何时何地与他见面比较方便。鲁迅接到信后“即复”：
秉中兄：
我的时间如下，但星期一五六不在内。
午后一至二时 在寓
三至六时 在教育部（亦可见客）
六时后 在寓
星期日大抵在寓中。
树人 上二月二十六日
虽然只有短短的数十字，却准确地了告知了自己每日的作息，表明了可以全天候随时接待这位年轻朋友的热情态度。在他们相识不到八个月，鲁迅给李秉中的第四封信中，对自己心灵的坦白，更是敞开心扉的倾谈。“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如此彻底的心灵坦白，在鲁迅给其他朋友的信中是还不曾见过的。
鲁迅与李秉中关系很快密切起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正是他们经历中的相似之处。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李秉中的出现对刚与周作人失和不久，仍陷于极度痛苦之中的鲁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慰藉，也促使他们的交往迅速加深。同时，鲁迅在经济上也给了李秉中很大的帮助。李秉中因北上惹恼了舅舅，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鲁迅不但亲自出面请胡适帮助他出售小说文稿，写信催问，并写信介绍他与胡适见面。还向其他朋友写信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生活问题，而且在自己经济状况很拮据----教育部时常欠薪，购买西三条住宅，又借了大笔债务----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满足李秉中借钱的请求。从他给李秉中的信中可知他当时的难：“我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
1924年底，李秉中决定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他怀揣的是鲁迅馈赠的二十元路费和鲁迅写给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的介绍信。李秉中入黄埔军校想必是出于生计所迫的一种无奈选择，这个选择可能也是鲁迅根据自己青年时的经验给他的帮助。鲁迅当年选择“走异路，逃异地”投考南京水师学堂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的经济窘迫。
以后，李秉中先是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又赴苏联和日本军校留学七年，回国后在南京政府任职。师生二人虽见面的机会不多，却彼此一直惦念着对方。从鲁迅给李秉中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李秉中无论身处国内国外，每次鲁迅遭遇困厄，他都会立刻送上关切的问候。他自己的苦闷和困惑也总是向鲁迅倾诉和请教。如婚后的不适应，幼子的夭折，俩个孩子给他带来的苦恼……鲁迅也总充满怜惜地劝慰及耐心指点。他们信中的交流，远远超出一般朋友的寒喧，这里摘录一些，从中可窥一斑。
“结婚之后，有所述的现象，是必然的。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
“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
“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兄当冷静，将所学者学毕，然后再思其他，学固无止境，但亦有段落，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已，两无益也。”
“述留学之弊，便是学问，有此灼见，则于中国将来，大半已可了然”
“知令郎逝去，为之惨然。顷复由北平寄来一函，乃谂藐躬失踪之谣，致劳远念，甚感甚歉。”
“我曾于五月二十左右寄一孺子相片，尚由朱寓收转，未见示及，因知未到也。舍间交际之法，实亦令人望而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时，亦常惴惴不宁，时时进言而从来不蒙采纳，道尽援绝，一叹置之久矣。”
从以上摘录中，可看出鲁迅对李秉中可谓无话不谈，对他的一切都非常关心。尤其，关于节育一段，以当时社会境况，想来为人父母者亦未必能如此；而对外人，特别是年轻晚辈抱怨原配朱安，就现在所见关于鲁迅的资料中颇为罕见。
李秉中对鲁迅也是非常关心，从鲁迅给他的回中，常可见对他关心问候的回答，如上录鲁迅1932年2月29日的信，“乃谂藐躬失踪之谣，致劳远念，甚感甚歉。”即是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李秉中为得不到鲁迅消息而忧虑的回复。同时，李秉中对鲁迅也非常信任和敬重，甚至在精神和情感上表现出一种依赖。因此，他的心扉对鲁迅也是敞开的。我们仅从现在发现的，他在1925年1—5月参加东江战役前后，给鲁迅的七封信中便可以看出一二。
“又照例是长信，我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原故，总觉得对于先生有许多话说，……我的话对别人想不起来这样多。”
“往在教育部见先生两手执茶杯颤抖不止，迄今以为念。生活沉闷亦莫法之事，能多与友人剧谈或散步乡野或可稍解。”
“先生常说欲啸聚绿林而难于得适宜之地，我看黄埔要算是最好的了，……先生如有意南来聚义生愿执戈以隶麾下，纠结一班兄弟，共尊先生坐头把交椅也。”
“如能杀死敌人固是快事，即为敌人杀死亦大快事也。如此我南来的目的达，而我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南来欲于不平安中求一有趣味的丧失生命之法”。
“我觉得先生是唯一的能慰安我的人。”
“东江刻将肃清，想当暂得休息，甚愿告假入京，重理旧业，非慑于死，实又厌苦此种生活矣。”
“先生，先生，世网弥张，触处皆令人痛苦无极。恨战场番番弹雨，总不著我一点。”
“军行无定趾，不易得赐书，望先生试作一缄，交军官学校转前敌探投学兵队，或可得亦未料。”
“枪刀可杀人，而不能随意杀人，滋可恨。”
虽然南下，李秉中一直仍处于一种悲观的情绪中，加之出征前又接到表姐“一莫名其妙之绝交书”，想必心情更加低落。信中流露，有的话固然是气愤之言，却反映了他内心极度的苦闷，而苦闷却只能向鲁迅倾诉。
两个颇有些同命相怜的人自1924年一别之后，虽很少见面，但每次见面却都是非常愉快的。1929年，李秉中最终回国与表姐结婚，师生在北京不期相遇，都异常兴奋。鲁迅在5月19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同日又看见执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羡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之后，又在21日的信中写道：“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执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李执中即李秉中。李秉中意外遇见鲁迅的喜出望外，从鲁迅的简练的描述已清晰地感受到。而鲁迅离京近三年，第一次返京省亲，每日时间安排得很紧，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参加了李秉中的婚礼。
李秉中回国后，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至少将，并为复兴社成员。有人说鲁迅因此与他疏远了。我到觉得以鲁迅的性格，如确为此，是只有断绝关系，而无疏远必要的。很遗憾，《鲁迅全集》中，鲁迅给李秉中的信结止于1932年6月4日，即李秉中刚回国，将南下之前，之后李秉中给鲁迅的七封信中的六封和鲁迅请许广平代回的一封信似乎至今尚未发现，其中内容不得而知，使这段时间对他们关系的考证失去了重要的资料。也许因为二人的身份不同，他们的交往少了，但他们的友情绝没有结束。鲁迅在1936年9月27日，去世前二十余天的日记中，还记载有“晨李秉中来并赠广平布衫一件。”其实，鲁迅最清楚，李秉中并不是坚定的“主义”信仰者。在他入黄埔军校时，因为敬佩孙中山，可能赞同“三民主义”，但更重要的则是生活所迫。而他内心一直怀有很强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即有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失望。这也是他孤独苦闷根源。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往者我亦谈主义，说牺牲，然我乃为我的欲望而牺牲，非为主义而牺牲也，谈主义以飨我之欲望耳”。并说自己的愿望是“不压迫人，也不被压迫”。在鲁迅复他的信中我们也可以感到他曾多次向鲁迅表示过自己的苦闷和迷惘，“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恐人民将受之苦，此时尚不过开场也。但徒忧无益”。由此推想，李秉中为官并不一定是本人所愿，而是资历使然。黄埔三期学员，东江战役的勋章获得者，苏联、日本七年的军校生涯，这些都足以作为他晋升的理由。其实，他当初数次写信给鲁迅表达对所学专业的厌倦，可能也是想摆脱这种身不由已的命运。
李秉中在鲁迅去世前数月曾去信，谈起希望帮助鲁迅解除浙江省党部下达的“通缉令”。现在有文章说这封信可能是受国民党指派写的，用意是蒋介石想拉拢鲁迅。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李秉中内心的本意，一定是真的希望鲁迅能够平安。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月左右，他们曾见过两次面。而这也足以证明他们内心深处的友情并没有被外界的变化冲淡。
1936年10月20日，在鲁迅去世第二天，李秉中给许广平的悼唁信更是充满对鲁迅深厚的感情，读来让人黯然：“广平师母：今日阅报，惊悉先生逝世，虽是在办公室中，不禁伏案恸哭。……回思前日在沪先生云：‘病中亦不能停笔休养，因停笔不但医药遂停，即饭亦不得吃也。’痛哉此言，秉中返京二十余日来，晨夕耳中皆如闻先生此言……谨奉赙金二十元，略表敬意，秉中知先生许我也。”在与鲁迅相识的十余年中，李秉中一直对先生怀着一份诚挚的敬仰。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在办公室内放声痛哭。他后来回到四川，任禁烟缉私办公室主任，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总之，那次忘记身份，不计后果的痛哭恐怕会给他带来诸多不利。但他已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将鲁迅视为可敬的恩师，亲密的朋友，慈爱的长辈，更视为知音、知已。鲁迅的去世，使他失去了精神支撑。
鲁迅与李秉中的交往和与其他青年的交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基本是一种生活状态，不涉及文学和政治观点。如鲁迅对那些文学青年，及三十年代后，对学习木刻的青年的帮助，虽然在经济上也尽心尽力，但主要还是思想艺术上的帮助指导。鲁迅在去世前十一天拖着病体，去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许多木刻青年都劝他休养一个时期，鲁迅只说：“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其意在自己无法放弃工作，当然，隐含着可能也有需要挣钱养家的意思。但后一种含意隐晦，是那些并未进入鲁迅的私生活，只与鲁迅在思想和艺术上颇多交流的青年难以想到的。而鲁迅对李秉中却毫不隐晦，从李秉中给许广平的悼唁信中即可见一斑。鲁迅与李秉中可能是因为生活经历中某种相似而成为忘年交。但李秉中对鲁迅的崇敬及鲁迅对他父辈般的关怀都是无法否认的。非常可惜的是李秉中没有留下任何对于鲁迅的回忆或纪念文章，当然，这可能仍是由他的身份造成的。但他内心对鲁迅的怀念是无法忘却的，这份无法释放的怀念，对他也必定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在鲁迅去世四年后，未满四十岁的李秉中也不幸病逝，其原因未必与“唯一的能慰安”他的鲁迅的去世没有关系。(原载《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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