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笔下的小人物
鲁人
上中学时，第一次在课本中读到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颇不以为然。实在不明白，鲁迅何以要浪费笔墨去写一件只配作小学生作文题材的小事。
前些年开始读鲁迅，渐渐地才明白在那样的年代，如鲁迅那般以文字颂扬底层民众，除了需要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也需要有勇气。因为，直至这篇小说发表多年后，东南大学的教授吴宓还非常困惑地认为，作家为什么要去写那些社会底层的百姓？甚至认为那是作家的堕落。
鲁迅出过两本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近三十篇作品，绝大部分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则都印有鲁迅生活的痕迹，他们的身上即反映出鲁迅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也饱含了鲁迅深深的尊敬和悲悯。
凋谢在封建礼教下的——祥林嫂
《祝福》是鲁迅创作中颇重要的一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基本取自他的故乡绍兴。祥林嫂的原型就是源于一位给周家看祖坟的穷苦妇女。那妇女和丈夫住在一个偏僻小山村，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天，儿子独自坐在家门口剥当地称为罗汉豆的蚕豆，不料竟被山上下来的狼叼走了。待到大家找到孩子时，他已经被狼撕扯得面目全非，那惨状让孩子的母亲伤心欲绝。从此，见到人就会哭诉儿子的惨死。清明扫墓时，那妇女见到鲁迅的母亲不觉又说起死掉的儿子，边述说边流泪。男主人回家看到这一幕，便恳求鲁迅的母亲帮忙好好劝劝自己的妻子，说孩子的死对她打击太大，眼睛都要哭瞎了。
祥林嫂晚年的样子则源于鲁迅族中的一位长辈，她丈夫是个秀才，去世的早，只留一个儿子，老太太晚年时，一会儿怀疑儿子在外边和家族里的一个女孩有关系，一会儿又说儿子要打她，神色则是总是悽然惶恐的。平日里，她则是拄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下端已经开裂。，
小说中抢亲的情节也是解放前绍兴一带流行于穷苦百姓中风俗。鲁迅小的时候，他家附近住着一位叫宝姑的姑娘，家里开了一个小店，卖点炒豆、炒花生和粽子糖、茄脯梅饼、梨膏糖之类的小食品，由宝姑和母亲料理。鲁迅和附近的孩子常去店里买东西，因此和宝姑很熟，都亲切地称她“宝姐姐”。宝姑的俩个哥哥都在锡箔作坊里做打锡箔的工人。全家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拼死拼活地做干活，日子仍在十分清苦。宝姑小时候被母亲许给了一位远房亲戚，大了以后宝姑死活不肯接受这门婚事，母亲没办法只好赖婚。男方知道后，便来抢亲。他们将船停在宝姑家附近，一群人拥向她家，宝姑的哥哥急了，握着一把叉子挡在门口。男方家里人多势众，几个人连劝带拽将他拉进一家茶馆。宝姑为躲避抢亲的人，一不小心从二楼失足跌入河中。抢亲的船正在附近，船上的人立刻将她捞上船，准备返航。宝姑的哥哥见状，搬起一块大石头站在抢亲船必经的桥上，喊着，不放人就砸漏他们的船。对方无奈只好放了宝姑。不过受此惊吓后，不久宝姑便郁郁而死。
小说的题目，“祝福”二字源于绍兴方言。《越谚.风俗门》中说：“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当地人的口语也着“作福”，只是后来被文人写作了“祝福”。鲁迅让祥林嫂在祝福的鞭炮声中无声无息地痛苦死掉，实在是对封建礼教最强烈的批判。
被科举毁掉的——孔已乙
《孔乙已》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作品，因为它从容不迫地描述了一个悲惨的人物，方式是含泪的讽刺。他也曾对人说“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孔乙已本姓孟，大家都戏称他“孟夫子”，名字却早无人知晓。改姓孔，大约也算是影射孔孟一家吧。孟夫子科举不中，种田不会，又没其它技能，穷到几乎乞讨。书未读成，却落得满身酸腐气，满口的之乎者也，总是一身长衫。
其实，类似孟夫子这样的书生，鲁迅小时候见过许多。他有位叔祖本是个忠厚老实人，赶了一辈子考，到老还是个老童生，年年县考的榜上都见不到他的名字，以至人都发呆了。鲁迅曾随这位叔祖读过短暂时间的书，但他的学识实在太差，教讲常出笑话，曾将荔枝的“荔”字写成“栛”；将“东方朔”写成“东方叔”，讲《孟子》时引用公刘的诗，又将“乃裹餱粮”解释为公刘穷困潦倒，“把活狲袋里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鲁迅的父亲知道这些后只有苦笑，于是，跟叔祖读书的生日也就结束了。
鲁迅的初衷也许“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但正是在看似轻描淡写的不经意中，却借了孔乙已的悲惨经历，表现了那些被封建科举残害的迂腐而善良的书生。
那“咸亨酒店”是鲁迅的一位族叔与几位族人合开的。族叔叫周仲翔，思想颇新，与鲁迅也颇谈得来，鲁迅到南京求学时，是他将鲁迅送到杭州的。但他做生意却不在行，咸亨酒店只开了一年左右就倒闭了。酒店营业时，孟夫子是常客。且是唯一穿长衫却与短衣帮一起站在柜台外渴酒的读书人。
憎恶吃人社会的——狂人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曾这样说过他的创作过程，那时，他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一天老朋友金心异又来找他聊天，见他又在整理古碑拓，俩人便有了一段对话，“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这篇自“五四”以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诞生了。有时有意无意的几句话真的可能开启一段新历史。
金心异正是鲁迅留日的好友，“五四”时期鼓吹新文化的得力干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之父钱玄同。
狂人的生活原型则取自于鲁迅大姨家的表弟阮久孙。阮久孙自幼聪明好学，曾就读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家境拮据，学习费用还是由当时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的鲁迅资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到山西投奔哥哥做了刑名师爷，但他善良胆小又不肯判冤案，结果遭人恐吓精神错乱，患了“迫害症”。1916年10月30日晚上，阮久孙神色慌张、蓬头垢面地来到鲁迅住的绍兴会馆，不停地讲他在太原时有人要杀他，并一直在跟踪他。说话时隔壁有人敲门，表弟立刻躲到了书柜后面。第二天，被鲁迅安排在另一间屋休息的表弟一大早，便匆匆地砸起鲁迅的屋门，进屋后则惊恐地倒在椅子上，凄然地喃喃着：“今天要被拉去杀头了！”这天鲁迅的日记写道：“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在去往医院的途中，看到荷枪的巡警，他的眼中更是充满阴森的恐怖。他在医院治疗了约一个星期疗效并不明显，鲁迅只好为他付了住院费，又买了一个月的药，请了一个工友将他送回绍兴静养。
鲁迅自小与大姨家的表兄弟彼此都很亲近，1912年，鲁迅在绍兴编辑《越社丛刊》第一集，就曾收入阮久孙的四首旧体诗，表弟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及心中希望“大江应破一天愁”的苦闷鲁迅自然非常清楚。因此，以表弟作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人性劣根的面孔——阿Q
《阿Q正传》是从1921年年末起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以“巴人”的笔名连载的。小说一刊登便引起热议，除了热情的赞扬，还有不少人颇为恐惧和不自在，以为是在讽刺自己，并四处打探作者是名字，以确定作者到底是在讽刺谁。
其实，阿Q揭的不是某个人的癞疮疤，实在是人性可卑可怜的一面。他的原型也如鲁迅曾说过的“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当然，虽非专用一个人，却也是源于生活之中的。直接的原型姓谢，叫阿桂。他有个哥哥叫阿有。哥俩品性截然不同，哥哥忠厚朴实，勤劳肯干；弟弟游手好闲，好逸恶劳。阿桂开始还各处打点短工，但吃不了苦。后来就帮一些破落子弟卖些家中旧物以抽点跑腿费，又时常暗中做些手脚，渐渐便没人找了。最后，近乎沦为乞丐，只好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一次实在生计难挨，便跑去找哥哥阿有借钱，说近来生意不顺手。即偷不到的意思。阿有怒喝道：“你这是什么话？我要高声说给人家听了。”阿桂则只有立刻跑掉了。
鲁迅还和阿桂有过一次交锋。当时，鲁迅在绍兴教书，一天，在家时，鲁迅听到窗外有异常的响动，推开窗见阿桂正鬼鬼祟祟溜进院，便喊道：“你是谢阿桂，你是谢阿桂。”阿桂见事不妙立刻翻墙逃走。
小说阿Q向吴妈跪下乞求：“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情节，现实中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也是主要版本源自一位族叔。那族叔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杳无音讯。他从小寄养在家境富裕外婆家，结果享受成无所事事的桐少爷。但好景不长，外婆撒手而去，十七岁的桐少爷被送回周氏家族，但不多的家产被婶子霸占了。族中亲友为他找了几样营生，却都未做成。有一次，他在一个周家新台门的厨房里对着一位女佣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吧。”结果，被一位族兄用大竹杠揍了好几下。桐少爷后来曾哀怨地说他的父亲，“养儿子像是生蛆虫似的，生下就不管了。”再以后，桐少爷沦为乞丐，冻死在雪地里。另一版本源自一位叔祖，这位叔祖当年曾介绍鲁迅和二弟进入南京新式学堂读书，后因思想保守等原因被辞退回乡，晚年，一次对女佣不恭，被女佣暴打，儿媳却在窗前大喊：“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周作人在日记记下此事：“是日仲翔叔处，仆妇大殴椒翁，亦属奇事。”“椒翁”便是鲁迅的那位叔祖，仲翔是他的儿子，就是咸亨酒店的主要创始人。
周氏家族中可以找到许多阿Q的影子。清末民初，居住在绍兴东昌坊的周氏家族多呈现衰败迹象，抽鸦片、赌博、精神失常等，因此早亡暴死的也不在少数。许多人和事一定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痛苦的思考。
被生活压垮的——闰土
对有过乡村生活的人来说，少年闰土应该是一个能唤起许多美好记忆的人物。
在鲁迅的小说中，闰土是极少的有明确原型的人物。闰土姓章，原名叫运水。他的父亲叫章福庆，周作人十四岁时的日记中则记为章庆，他便是《故乡》里在“我”家做忙月的雇工；运水的母亲叫阮太君，就是《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道的“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个女工，身材生的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她在鲁迅降生不久到周家做奶妈的。鲁迅断奶后，她便回家去了。但时常还会来鲁迅家走动，她是一位乐观爽快的劳动妇女，来时总会。来时会带些土特产，也会在周家住一宿，吃两顿饭。而给鲁迅买《山海经》的矮胖的阿长则是“真阿长”的继任，只因为习惯，人们也称她为阿长。
运水是1893年春节时来到鲁迅家的，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他来的目的是负责看守祭祀的祭器，并很快与小他大约二岁的鲁迅成为好朋友。
以后运水和周家兄弟的关系都很密切。1900年正月初七，周作人的日记中记载“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生活艰辛又无文化，让运水似乎更相信命运。而成年后的运水生活的一直不如意，他不满意父母给他的包办婚姻，自己和同村的一位寡妇产生感情，这在当时的乡村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事件，自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困扰。1919年，鲁迅全家迁居北京，鲁迅返回绍兴时，周建人写信通知了运水。于是，运水赶到周家，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朋友鲁迅。此时，运水才四十多岁，但已满脸皱纹，双手粗糙如树皮，一脸愁容。鲁迅问母亲：“运水为啥介勿高兴。”还同情地对运水说：“阿水哥，你介老了！”运水则回答：“大少爷，你做官，做老爷了。我因负担重，小人多，捐款重，生活勿落去。”这是俩个朋友最后一次见面。少年时的可爱，成年后的可悯，鲁迅为我们清晰地记录下黑暗的社会对他这位朋友无情的摧残。俩位少年时的好朋友同时逝世于1936年，似乎也算是一种天意吧。
解放后，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找到了运水的妹妹和后代。运水的孙子章贵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成了鲁迅研究的专家，并成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195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随母亲回绍兴，在鲁迅纪念馆与当馆员的章贵相见，俩人一见如故，又延续了长辈们的友谊。这个结局也让这个充满温暖和苦涩的故事有了一个明快的结尾。
可悯可敬的——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是与绍兴无关的记忆。鲁迅接触人力车夫主要是在北京的十余年。无论是去教育部，还是奔波于各大、中学校教书，常会坐人力车。
鲁迅的小老乡俞芳回忆过不少鲁迅与车夫的友好交往。鲁迅住北京西三条时，常坐一位叫二秃子的车。一个寒冬，二秃子像往常一样拉着鲁迅，不小心踩到一洼冰上。人扑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鲁迅也被从车里摔了出来。二秃子忍着伤痛爬起来，赶紧去扶鲁迅，又难为情又紧张地连声问伤着那了，要不要紧，还不停地道歉，怪自己不小心，并忍疼痛将鲁迅扶回家。以后连续几天，鲁迅都没见到二秃子，便担心他是不是伤得太重了。一问家里的女工才知道，原来二秃子伤的到不算重，又年青，休息了一下已经没事了。几天未见的原因是他觉得由于自己的大意，让鲁迅受了犯伤，还受了惊吓，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以至羞于见鲁迅。鲁迅说，那是因为地上结了冰，不能怪二秃子，何况那天他摔得比我重，还不顾自己的伤硬把我扶回家，我还要感激他呢。并让女工找来二秃子。鲁迅的平易近人，让二秃子非常感动。1926年夏末，鲁迅南下，二秃子得知消息竟婉惜地流下了眼泪，觉得再难以遇到像鲁迅这样的好人了。 对于人力车夫，鲁迅从来都非常尊重。虽然，鲁迅的生活一直不宽裕，但对车夫从不像许多有钱人那样锱铢必较，时常还会多给一些。一年冬天大雪纷飞，鲁迅发现拉他的车夫仍穿着单裤，一问得知车夫生计艰难吃饭尚是问题，那里有钱买棉裤。于是，下车后，鲁迅付过车钱，又送了他一元钱，叮嘱他买条棉裤。寄居上海时，也是一个冬日的晚上，周建人到他的哥哥鲁迅家串门，路上碰到一位被碎玻璃扎了脚的黄包车夫无助地坐在地上。周建人跟哥哥一说，哥俩便拿着药品和纱布赶到车夫面前，学过医的鲁迅为车夫清理了伤口，又包扎好，然后又掏出些钱和剩下的药和纱布一起送给了车夫，嘱咐他在家休养几天。
当然，也有让鲁迅感动的事。在北京时，一次鲁迅从教育部乘车回住处，不慎将钱夹遗落在车上。车夫发现后，急忙折回鲁迅的住处，将钱夹还给了鲁迅，并一再让鲁迅当面检查一下是否少了什么。鲁迅很感激，因为那里除了钱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稿。鲁迅拿出一块钱要表示感谢，车夫却再三谢绝。最后在鲁迅的一再坚持和劝说下，他才收下。鲁迅感慨地说，他需要钱，但却拾金不昧，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呀。
所以，《一件小事》的完成并不是偶然的。鲁迅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那时，许多有“身份”的人，对体力劳动者都十分轻视，甚至鄙视。能被这样一件小事触动心灵的人，必定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满怀敬意，充满同情。因此，鲁迅才可能用倾其一生，为这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人去争取尊严、平等和幸福。而这篇赞颂普通的人力车夫的小说，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歌颂底层百姓的文学作品之一。
鲁迅喜欢写小人物，对自己所写的小人物充满深情。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作家的作品，必定是要留下他往日的生活烙印，并流露出他的生活态度。
鲁迅儿时常到乡下外婆家做客，纯朴善良的乡民和村童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少年时，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家道迅速败落。在变故的过程，少年鲁迅饱尝了人间冷暖，心灵受到深深的冲击，从而对底层民众的艰辛和痛苦又有了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同时，尊重底层民众也是周家的家风。鲁迅的祖父虽然恃才傲物，不畏权贵，甚至颇急躁，对佣人却很温和。他在江西做知县时，每至饭前，老保姆总会高声直呼他的乳名道：“福官吃饭哉。”稍迟缓，她就会催促“毫燥”（绍兴方言：“赶快”的意思）。县太爷则每每诺诺连声，绝无不悦之色。鲁迅的母亲对家中的佣工也很尊重，甚至会教他们识字，给他们做衣服。家里有位自恃老资历的雇工，有时训斥其他保姆，鲁迅的母亲便劝导他：“你不要大声小气的，即使她们做错了事，也得好好儿同她们讲才是。”如此家风自然会影响到鲁迅。
鲁迅对底层民众的关爱和悲悯是是发自内心的。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多是冷眼的旁观者，或是只是同情和怜悯的俯视。1926年底，鲁迅在厦门参加平民学校成立大会，在演讲中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祝你们努力学习，多认识了字，也多关心社会国家的大事。”而一位曾留学西洋教授则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二者观点一目了然。
鲁迅说过，自己“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在他学生的印象中，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 自然他的赞扬和同情也会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原载《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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