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周氏兄弟的人生异路

             周氏兄弟的人生异路

                                               鲁人

        鲁迅和二位弟弟同出一个家门，走得却是不同的路。

        周氏在绍兴是旺族，据鲁迅的一位叔高祖编撰的《越城周氏支谱》称，绍兴周氏为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后裔。五百年前迁入绍兴，至鲁迅一辈已是第十四代。不过至鲁迅少年时，家族中不少支已呈现出衰象。鲁迅家就由于祖父贿考犯案，父亲重病去世等事件，家道速败。此时，鲁迅十三四岁，周作人十来岁，周建人五六岁。

               且啸且吟的人道主义者

        长子鲁迅，在家里“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过程中，承担了支撑家庭的重任，自然不免“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到舅舅家避难，被舅舅家的孩子说着“乞食者”。虽只是孩子间一时的气话，但多年后提及此事时，他仍显得不愉快。“世人的真面目”，尤其是亲朋好友的冷眼对陷于困苦中的人伤害的更深。鲁迅在《琐记》中提到的衍太太编造流言，使他日后对流言异常憎恶，一遇到便“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还有一件事，也让鲁迅难以释怀。那是祖父入狱后，族中重新分配台门内的住房，让各家的代表在议单上签字，鲁迅提出要问过在狱中的祖父在决定。一位平日颇受鲁迅尊敬的叔祖便声色俱厉地对他加以逼迫。这些遭遇都使鲁迅对世情冷暖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也对他日后的价值取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成为。而他的俩个弟弟是绝没有他如此感受的，除当时尚小，对一切还懵懵懂懂，毫无感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遭受无数冷眼的经历。正是本该天真快乐的时候，鲁迅强化似的日复一日的痛苦经历，对心灵的磨砺难以想象。如对被讥为“乞食者”一事，周作人就并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他的轻松愉快，究其原因，正如他们的母亲所说，前边有一个大他四岁，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大哥关照他的一切，他只跟着走就行。因此。他的感受可能除了生活比以前窘迫些，其它并无什么不同。

        以后，鲁迅进入洋务派兴建的新式学堂，接受了全新的科学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思想，成为他新思想的启蒙。又东渡日本留学，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气象，越发感到祖国变革的迫切性。几经思考，最终决定用文学去唤醒麻木的国民。之后几十年的时间，他不断接受新思想，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和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1909年，同样是为了承担家庭经济的重任，鲁迅回国，由好友向监督（校长）沈钧儒推荐，进入当时浙江的最高学府——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任教中，他丰富的知识，开放的思想深受学生的喜爱。在两级师范学堂鲁迅还积极参与了他在国内教育界的第一次斗争——“木瓜之役”。沈钧儒之后继任校长夏震武，顽固保守，被鲁迅和同事戏称为“夏木瓜”，他上任伊始便否定新教育，并叫嚣进行整顿。鲁迅与众教员先是集体罢教，后又集体辞职，最终迫使官府将夏震武撤职。翌年，鲁迅转入绍兴中学任监学（教务长）并任课。他工作认真且多有创新，时常带学生游览绍兴名胜古迹及周边城市，还带学生乘船坐火车到南京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使学生大开眼界。辛亥革命爆发后，绍兴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鲁迅亲自组织并带领学生进行了武装巡逻，发表演讲，极大地安定了人心。革命军接收绍兴后，鲁迅又出任了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学堂监督。1912年初，鲁迅十年后重返南京，进入了国民政府刚成立的教育部，5月迁入北京。1918年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篇反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地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封建礼教，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小说、杂文，出版了小说集《呐喊》，以后随着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及失与周作人的失和，使他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除了继续创作揭露黑暗的小说，也写作了一批反映内心苦闷和思考的作品。      1920年8月起先后在八所大、中学校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文艺学科等课程。至1926年暑期应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初到上海时也有数所学校想邀鲁迅去讲学，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专心写作，教学生涯从此结束。以后他在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方针。

                迷失方向的人性关注者

        周作人小时候得过天花，身体比较瘦弱，父母对他就比较放任。在三味书屋读了两年，又去杭州陪伴狱中的祖父，三四天去狱里一趟，祖父则借此指导他读书学习。1898年12月，他参加了一次科考，名落孙山。之后一段时间无所事事，竟结识了一名绍兴称着“破脚骨”的小混混，整日四处闲逛，周作人后来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三兄弟中唯其有如此的经历，以后他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两种性格，想必那街头一年的游荡对他应该是颇有影响的。直到1900年3月，他收到鲁迅的三首诗，其一道：“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一语惊醒周作人，他一夜难眠，要学大哥的榜样。数月后，他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与大哥一起走上了新学的道路。在江南水师学堂，周作人也阅读了大量书籍，他的阅读范围比鲁迅要宽泛，二十岁时还开始接触到佛经。二十岁生日时，他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将日记卖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时，将此段挖去。他在江南水师度过二十岁生日时的感受便成了谜。不过他在1905年日记首页写过一段话：“世界之有我也，记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天耳。”此种伤感的情绪不知缘何而起，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但对他日后思想的变化应该是个伏笔。

        1906年6月，周作人随返乡成亲的大哥来到日本留学，开启了他人生一段非常重要，并产生极大影响的经历。离别四年多后，兄弟俩又聚在一起。受大哥的影响中，周作人开始关注东欧弱小民族具有反抗精神的文学作品，并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二册。以后回国，他先在绍兴的教育界工作了数年，1917年由鲁迅向蔡元培推荐，他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而且一教便是二十年。加上之前在绍兴时，在省政府教育司任职和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到抗日时期当伪教育总署督办，前后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如果他当年随北大南迁，大约他的一生将以北大教授作结束。抗战胜利后，他也曾试图重返北大，但北大的接收大员傅斯年，拒绝录用一切曾与日寇合作的汉奸。可惜一失足，周作人便彻底被逐出教育界。

        “五四”前后周作人也曾激情澎湃，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大量文学作品，成为名气高过鲁迅的重要启蒙作家。其新诗《小河》，更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他还不惧危险到狱中探视被捕的陈独秀及学生，并对李大钊的遗孤给予过非常多的帮助。还发表《谢本师》，宣布断绝与军阀合作的章太炎的师生关系。1923年7月，他与鲁迅失和，鲁迅搬出三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失去大哥的影响，周作人的意志渐渐消沉下去，退回到书斋里，越来越多地沉浸到悠闲的小品文中，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说：“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

        “七七”事变后，他不愿南下受颠沛之苦，幻想能猫儿在书斋里作苏武。周建人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到鲁迅对周作人对日的态度表示出的忧虑：“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可惜兄弟俩一南一北，又失和多年，鲁迅实在是有心无力。周作人未理会众人对他的关心，终于一步步沦落为汉奸。说他对政府失望，说他对抗战悲观，说受日本太太的左右，这都不是他附逆的理由。因为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该知道大义面前如何行事。

                 质朴务实的自学成才者

        相较于两位哥哥，周建人老实听话也很耿介。他的经历很简单，未像俩个哥哥那样进三味书屋，更未留过洋。只是在1896年进入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会稽县学堂读书。1905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县学堂毕业，因迟到未能参加府中学堂的招生考试。于是，匆匆地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涯。他也曾渴望向俩位哥哥一样到外面求学，但因母亲的阻止未能实现。偶然的机遇，绍兴的僧教育会创办了僧立小学，因为要办一所新式的学校，故不能找科举出身的老秀才，需要一个新学堂毕业的人。于是，由同学介绍刚满17岁的周建人便出任了校长，月薪八元。虽薪水微薄，但他从此却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也是三兄弟工作最早的一个。辛亥革命后，绍兴教育界成立了山会教育会，周建人成为会员。不久僧立小学因经费无着关闭，他随后又应聘了另一所小学校长，以后也停课。恰好省政府建立类似今日师范的小学教师养成所，他被聘为教员。1915年后，周建人又转入绍兴的明道女中任教，并在成章女校兼课。他工作认真勤恳，成绩出色，曾受到省里的通令嘉奖。工作之余周建人始终坚持自学，并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成为生物学家。至1919年全家迁居北京，周建人在绍兴任教13年，如果不是北上，他也许会将一生交给教育事业。不过他对教育始终怀有热情，后来到上海，还到数所大学演讲、兼课，撰写生物教材。1932年5月，还曾因经济拮据受邀至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但到后发现待遇与当初答应相关悬殊，转月便返沪。

        在北京，周建人因无学历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又受到日本妻子和她姐姐，即周作人的夫人的轻视，只好由鲁迅托人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1年南下，直到解放前夕才重返北京。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安定后，一直希望妻子也随他到上海。可她不但未南下，反不停地找他要生活费。周建人孤单一人，期间他患严重肺病，不但无人照顾，还要担心失去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此时，他在绍兴时的一位女学生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后来并与他组建了新的家庭。因此，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窘迫，疲于工作养家糊口。周建人曾给周作人写信，向他讲述了自己经济上的困境，用意在希望得到二哥的体谅，结果似乎到有些适得其反。此事他事先并未跟大哥商量，也表明他处世欠成熟。给二哥写信证明他在对人了解上的不透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鲁迅在兄弟失和后，毅然搬出八道湾，说明他看到矛盾的症结所在，绝不心存幻想。

        周建人得到了大哥的许多帮助。在上海时，大哥每周都会邀请他携妻女到家里吃饭，还资助了他女儿的学习费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炸，书馆决定裁人，大哥托朋友请蔡元培帮忙让他留在书馆。周建人的为人单纯更让大哥很担心，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时说：“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一次，大哥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便提醒他，要注意自我防护，不可如此随意，给人以口实。周建人疲于工作养家糊口，便无法像二哥那样整日坐在书斋里读书写作。他在思想上很受大哥影响，很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出版署副署长、浙江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4年，在他年奔古稀时还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因为有过多年在教育界工作的经历，这一职务对他来说即亲切又熟悉，在数年的任职期间便有不少独到的设想和建树。北京农业学院的校址便是在他的建议下选在北京城郊交界处的。当时，许多人认为农业学院应办在乡下，以利于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周建人通过征求多方意见，认为农业学院负有改造农业，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新任务，应建立在便于获取信息及交流的地区。任副部长和省长期间，他常以古稀之躯奔波于不同的学校，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被历史记录的异路兄弟

        周家手足性格各异，经历不同，最终的路也便朝了不同的方向。

        鲁迅侧重人道，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充满悲悯，据有强烈的殉道精神。他目标很明确，不论是进化论是科学救国，是改造国民性，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目标一直是国家的强盛，大众的幸福，并愿为此牺牲自我。因此，他始终保持了一种抗争的精神。辛亥革命前，鲁迅在绍兴时曾说：“社会再坏，我们还是要向上，要奋发。不能跟着社会一起烂掉，而是要新生。”

        周作人侧重人性，他关注自我的批判和解放。周作人的思想很复杂，有人道、世界、个人、无政府各种主义，后来渐渐落脚于儒家思想。他一直试图寻求达到人性的完善，但一直未能达到理想状态，因为人性的完美常常会取决于私德的完美，这方面他真的存在缺陷。当然，周作人也是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他的私德不会被大义考验，也就不会如此放大，他也就不会在历史中如此尴尬。但一个人的私德也正是在大义中更能显出高下。林语堂曾如此评价这俩兄弟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

        比起俩位兄长，周建人更务实，其实他也颇有文学天赋，他的一些文学色彩更浓的科普类文章，描述准确，刻画细腻，文字简洁生动，绝不输于他的俩们哥哥。未能继续求学是周建人的终身遗憾，日后为了谋生疲于奔命，中年以后又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虽写作却少专于文学方向。如果当年他也像俩位哥哥一样继续求学，并能留洋，使自己的知识比较系统完备，眼界能更开阔。文坛一定会添加一位巨擘，那样周氏三兄弟比肩矗立，将为中国文坛增添一个更大的传奇。

        周氏兄弟与教育都有着不浅的渊源，也有颇深的情结，且都颇有成就，深受学生喜爱。可惜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教育界。鲁迅到上海后也曾犹豫再三，为了更好地寻求民族的复兴，还是选择了文学的武器；周作人是因为一失足，而无法再为人师表，被逐出教育界；周建人更多是为生活所迫，放弃了喜爱的教育岗位。否则三兄弟共同终生服务于中国的教育，成为教育大家，也是中国杏坛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