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立场缺失
对周作人的事情了解的越多，越觉得了解他的内心非常难。虽然，他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充满个性，但最复杂的他应该算其一了。特别是抗战期间的周作人，虽为众人所诟病，而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又让人觉得做为一名普通人，他的内心纯粹而又复杂。
李大钊被杀害前后，周作人曾冒着危险将他的遗孤接到自己家里避难，后又与友人沈尹默一起，将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送到日本东京学习。这点连远在南方的鲁迅都给予了赞扬和肯定，他曾对周建人说：送李大钊之子赴日，当时别人并不肯管，而周作人却掩护他，可见周作人对李大钊为主义献身的精神是深表同情的。之后，周作人一直在竭力帮助李大钊的遗属。1933年李大钊的夫人病故，周作人又与众朋友“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据周作人日记）。1938年，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因参加著名的“冀东暴动”负伤，在决定去延安前，曾在北京暂住。又是周作人给了她许多帮助，并介绍她在北京大学做临时教员。李星华去延安前，曾与周作人有过交流。李星华很关心周作人当时的处境，周作人让她放心，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李星华问他在延安那边有什么事要办，他回答：“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由此可见，周作人当时不但知道李星华是抗日分子，还是共产党员。那他也就该明白自己承担的风险，但他并未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当时，周作人即不是共产主义的赞同者，也不是同情者，他甘愿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李大钊的遗孤，只是他对作为朋友的李大钊个人的敬佩。这表现出了他作为中国文人的纯粹。
不过周作人并没有兑现自己对李星华的的承诺，最终还是在伪政府内任了职，使自己的一生背负上抹不掉的污迹。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其所著的《北京苦住庵记》中以大量的资料，客观地分析了周作人当时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梁实秋也说过抗战初期的周作人“没有政治活动，没有政治色彩，没有政治野心。”但生于乱世，处于那样一种境地，想避世，想“苟全性命于乱世”都是不可能的，你必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你没有，外部环境就会强迫你选择。
曾有人质疑同样对日本文化非常了解，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响，与日本文化界关系密切的鲁迅，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没有应有的反映，并对中日战争爆发后鲁迅会是什么态度有过猜疑。其实，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过明确的态度和观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算是其中很著名的一篇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行动。1936年10月11日，鲁迅去世前一周，曾带许广和海婴到法租界看房。去世前还嘱托三弟周建人到法租界继续帮助租赁新住处，并为此专门用假名“周裕斋”刻了一枚图章。其所以匆匆忙忙地寻觅新居，原因就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决定迁出日租界虹口，这即是为了安全，也是种立场。许广平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时，就是和内山书店断绝一切关系也不可惜。”而鲁迅去世后不久，许广平就带海婴搬进了法租界。
在评判周作人的时候，我们真该庆幸自己生在一个远离战火和血腥的年代，无需我们做出必需的抉择；也该庆幸我们生在一个多元而宽容的年代，即使面临重大抉择，也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考。有时觉得周作人生于动荡不安，矛盾尖锐，战争不断的时代，是一种颇含宿命意味的不幸。如果生在今日，太平盛世，不管他有多少弱点和缺点，都可以只做他的文人，不问世事，只求唯美，求自己的心性恬淡。正如他自己在《雨天的书自序》中所说：“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但在国家危亡之时，是求不得个人安逸的。即使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处世哲学，但你必需有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立场。这正是周作人被人诟病，令人怜悯之处。 （原载《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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