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者——鲁迅
中国自古不乏忠贞者，从比干、伯夷、叔齐，到岳飞、文天祥……但批判的声音总是稀少，以至孤独。鲁迅正是如此的孤独者，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位批判者。批判政府的黑暗，国民的劣根，人性的丑陋，批判社会上一切的邪恶和不公。他不依附不谄媚不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
他目光犀利，笔法老辣，文字深邃，批判的笔锋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且直指人性的本质。他不是先知，他的许多文字却似预言，仿佛是对今日社会各种现象的分析，且十分透彻。
他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撕下了许多虚伪的面具。他痛心于民众对生命的漠然，对压迫的逆来顺受。他厌恶街头那些“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的小市民的庸俗势利，厌恶他们为极小的私利，而任意损害公物。他讽刺愚昧者的荒诞，捧出个号称可预知未来的孩子，却有许多人甘愿被欺，甚至大搞“扶乩”救国的闹剧。他鄙视“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他痛心革命者被杀，愚昧的群众却蜂涌着奔去以看他们的首级和无首的尸体为乐。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他鄙视权贵，看透了他们得势时“凶残横恣”，失势时，满口中庸，一到全败，又以命运自慰的嘴脸。愤怒于执政者以恢复“民族精神”为幌子，其意却在“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要他们遵守“忠孝仁爱”，从而“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他也对革命阵营中的宗派及浅薄幼稚的激进，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的一句：“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如谶语至今在世界各地应验。
当全国上下齐声声讨日军的入侵时，鲁迅却发出了冷峻的声音。他悲哀于国难当头，百姓却放鞭鼓盆驱赶吞了月亮的“天狗”。当政府为避免故宫文物为侵略者掠夺而决定南运时，鲁迅抨击政府置同样处于危险之地的大学生于不顾，而政客和御用文人却躲在远离炮火的地方，指责学生在国难当头时只想自己逃难。当“国货运动”热火朝天时，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货的拙劣及“戴着假面具的买办”趁机赚钱的卑鄙。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鲁迅讽刺他们像假唐吉诃德，明知大刀不能救国，却偏要舞弄着乱嚷。
鲁迅生前死后，总有人想将他编排成汉奸，岂不知除了清醒的理性，他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他欣赏日本发达，但留日七年，除了一篇《滕野先生》，未对日本有过其它专门的记述，他关注的只是日本与中国有关的事，或可以给中国以启示，为中国所借鉴的事。他曾多次对友善和不友善的日本人说，“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晚年，他饱受病魔折磨，许多人希望他到国外疗养一段时间，他考虑的仍是如果飘泊异乡，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将无法亲身感受，从而无法及时关注，那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他要留下来战斗。
中国历代的忠贞者，往往只求忠贞，常常不问君的昏明。他们的悲剧总是悲哀大于悲壮，也就常常成了一个朝代的丧钟。鲁迅则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正处在被列强欺辱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执政者却对外忍受屈辱，对内自相残杀。因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求并选择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许多人说，鲁迅只有解构，没有建树，其实，他的建树正在于不断的解构之中。即使他未寻到拯救国家的办法，未寻到中国的出路，也要告诉人们有那些办法是无效的，不是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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