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帮宁工作室（gbngzs）的报道
编者按
1992年3月26日，陈锡添因其长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而名闻天下。在不题词、不接风、不报道“三不”原则下，他如何抓住机遇，将小平同志南巡视察改变中国命运的声音传递出去？
颇有意思的是，陈锡添曾是一个东风汽车人。他为东风公司效力7年，当过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在《东风汽车报》供职5年。他坦承，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以后的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
2004年4月1日，离别《东风汽车报》27年后，时任《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参加东风汽车报创刊35周年庆典期间，当时的《东风汽车报》记者牛一龙向他请教了上述等问题。
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帮宁工作室在此刊登牛一龙的文章《与陈锡添谈往事》，希望作为汽车行业记录者的我们，都能从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记录者身上有所收获。
一个记者一生能碰上一件天大的事儿，可遇而不可求！1941年2月8日出生在广东新会的陈锡添，就在他51周岁那年有幸撞到。
邓小平南巡最早公开的文字报道，不是来自“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新华社，而是《深圳特区报》那篇“史记”——《东方风来满眼春》。据说是《深圳特区报》看到《南方日报》刊发了一篇邓小平参观企业的特写，见开了“口子”，才决定发表那篇长篇报道。
今天看来，与其说是《深圳特区报》敢闯——走到时代前面，不如说那个“五十知天命”的陈锡添胆子更大。1992年1月随访“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采写一篇推动“伟大变革”的新闻——陈锡添的名字，已和他的名篇《东方风来满眼春》一起载入史册。
2004年4月1日，在阔别《东风汽车报》27年后，深圳报业集团原总编、时任《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参加东风汽车报创刊35周年庆典。对进入《东风汽车报》3年多的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幸事。陈老师当年已61岁，但与我谈起那段激情岁月、谈起新闻工作时依然兴趣盎然。
2004年4月牛一龙专访陈锡添(左三)。
有种强烈的报道欲望
“采写《东方风来满眼春》那年您已51岁，您认为成为名记者要趁早吗？”我向他请教道。
陈锡添说，不一定，这要看机遇。在这此前，其他国家领导人到深圳视察时他也做过采访。这是一种机遇，可遇不可求！当然要把握这种机遇也很重要！当时也有一些中央媒体，他们没有抓住这种机遇，因为当时要求不做报道。
在田炳信著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新华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新华社广东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回忆，小平同志到广东之前，就让工作人员向广东打招呼，宣布了几条：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
可是，小平同志到广东的消息不胫而走。港澳报纸很快披露小平同志到南粤的新闻，争相报道小平同志到特区的行踪，虚虚实实，捕风捉影。时任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当面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小平同志没有同意。
过了几天，海外舆论纷纷报道邓小平南行之事，认为意义重大。此时，谢非再次当面请示小平同志，说此行对改革开放将起巨大促进作用，在海外已引起巨大反响，广东希望报一下。小平同志还是不同意。
待到了珠海，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传遍全国，人们受到极大鼓舞。谢非又一次请示邓小平同志，他仍然不同意。谢非三次当面请示希望报道，小平同志都坚持不同意，他说：“不开这个口子。”
作为全程随行采访的唯一文字记者，牛正武内心感到有责任把全国关心、海外关注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报道出去。可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记者，他不能不遵守纪律。
曾为新华社记者的田炳信感慨，牛正武碰上了大事，但由于种种原因，稿子没有发出去。尽管到了当年3月30日，新华社全文转发《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同时播发牛正武拍摄的一组照片，但新闻界在邓小平南行一事上，都知道《深圳特区报》有个陈锡添，但很少知道牛正武。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陈老师说，这就要主动：有关负责人说不报道，你就不报道，你怎么当主动的工具啊？“小平同志的讲话太重要，指导性太强，应该把他的讲话发表出来，传达给全国人民”，陈锡添当时就有种强烈的报道欲望，这就是一种主动，否则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报道。
牛一龙在《东风汽车报》。
少年心事当拿云
陈锡添认为，一名记者应不唯上、只唯实。比如，1993年8月5日，深圳发生一场火灾，当报道被要求不能登真实情况时，陈锡添据理争论，坚持报道事实真相，并最终得到省市领导的支持。
当一个记者四五十岁后或者即将离开新闻岗位时，如何衡量他的成绩、成就？
陈老师说，这要看他的作品发表出来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果这个作品能够对社会对本地对全国产生推动作用，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记者有成就。他发表的作品能够记录历史进程，他就有成就。成就有大有小。关键就看他发表作品的反响的大小：作品反响越大，他的成就越大。所有当记者，首先要自信，要有自豪感。
陈锡添常给讨要赠言的年轻人的一句话就是“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但他在给《东风汽车报》的题词是“东方风来满眼春”。陈老师说，他喜欢李贺的诗，最喜欢的名句是“少年心事当云拿”。
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记得邓拓说过：“新闻工作者要当一个杂家。”他当时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在上学、工作的时候，陈锡添涉猎群书，扩大知识面，丰富知识。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一些青年记者的表现也很浮躁。比如说，对收入、待遇、环境的抱怨——很多内陆城市的记者纷纷投身南方、沿海地区的媒体，还有一部分留下来的记者采写很不深入、很不扎实，新闻报道也就一般化、程式化。
陈锡添说，他觉得干新闻工作，无论在哪个层次、哪家媒体，对他的人生、事业和成长都是有益的。人生就是一种经历，有过这段经历就很宝贵。干新闻工作要有兴趣，兴趣出人才。
“首先对新闻事业要有浓厚的兴趣，你才会热爱她，才会对她有执著的追求，这最重要。不管你在哪里做新闻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对工作发生兴趣”。
陈锡添坦陈，在4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最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耽误很多光阴，他刚分到《湖北日报》时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写评论、写社论、写本报编辑部文章热情洋溢，对新闻工作充满热情。
后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主要是在部队中劳动和锻炼，在部队中也没有放弃新闻写作。此后，离开新闻工作若干年，东碰西撞，去企业当干部，去大学当老师。
谈起在东风公司的7年，陈老师说他学的是新闻专业，后来到二汽后当过二汽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一听说二汽建设报（东风汽车报前身）要他，就非常高兴地过来了。但专业厂不放过，软磨了很长时间——当时在厂办公室的板凳还没坐热就离开了。
在《东风汽车报》工作的5年，陈老师说，他经受了很多的锻炼，当时任记者组组长，负责采写，写通讯、写消息，也写评论，也策划、采写了一些重大的报道。
报社领导还要他代替他们值夜班。新闻的十八般武艺，都在二汽建设报受到锻炼。这对他以后新闻事业和成长都有极大的帮助。这一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是极其宝贵的。
离开《湖北日报》，离开《东风汽车报》，都是客观使然，不是陈锡添的主观意愿。后来陈锡添到大学去当老师，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干新闻工作。1983年，他到深圳时，《深圳特区报》正由周报变日报，他就毛遂自荐地去了。报社最后确定用他。
只要一干起新闻工作，陈锡添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采访比别人辛苦：白天采访，晚上也采访；是他的任务他采访，不是他的任务也采访。整天骑个自行车，写消息，写通讯，还写报告文学，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期间，他有到深圳市海天出版社当副社长、到深圳市总工会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机会，但他都没去，没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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