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要注重构建框架
中山市教研室/郭跃辉
对教材文本进行解读的能力是语文教师的必备能力，汲安庆教授将其称为“教学第一生产力”，对此我十分认可。目前，教师在文本解读方面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过于依赖于教参以及网络资料，对文本没有自主解读的意识，甚至认为教师只要把课文内的知识教好就行了，有没有自己的解读并不重要，而且过于个性化的解读并不适合教学实际。这种观点貌似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是将自己弱化为“搬运工”，将教参或网络解读“搬”到学生头脑里。文本解读的主要作用不仅在于确定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形成阅读方法和策略，这也是阅读教学的重点。二是教师缺少独立进行文本解读的能力，没有掌握一定的方法，以至于无法对文本进行解读。不少教师在解读文本时，头脑中只有各种文体知识形成的框架。例如小说解读，就是依次解读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主题；散文解读，就是围绕“形散神聚”，然后分析“形散”和“神聚”的具体的表现；议论文解读，就是围绕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展开。为此，我认为教师要提高文本解读能力，首先要去阅读文本解读的著作和文艺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孙绍振教授的著作自然是必读书，然后像詹丹教授、赖瑞云教授、汲安庆教授、陈日亮老师、张正耀老师等专家的著作，也要不断涉猎。其次是要善于搭建解读的框架，形成自己独特的解读策略，例如基于文体特征的解读、基于言语形式的解读、基于母文本系统还原的解读，甚至也可以借用某种理论知识或框架进行文本解读，例如叙事学、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这些观点我都或多或少地进行过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就是进行扎实的文本解读实战训练，将专业阅读的收获、文学理论观点、文本解读的框架与策略运用到实际的解读行动中，通过文本解读、教材解读等专业性文章来体现。
最近，我在《语文建设》2021年第10期上读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谢淑媛老师的一篇论文《二元对立下的悲剧叙事——以<清兵卫与葫芦>为例》，这篇论文给我的启发很大。《清兵卫与葫芦》是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中的一篇小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我对这篇小说进行解读时的一筹莫展的状态，把小说反复读了几遍之后，只有一种“父亲权威压制儿童成长”的感觉，其他内容实在读不出来，原本想写一篇文本解读的论文，后来因为无从下笔而放弃了。现在想来，就是因为解读策略和框架没有建立起来，总是在主题方面绕来绕去，一心想要读出深刻的意蕴，结果就是无路可走。这篇论文选择的角度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二元对立论，从这个视角出发去观照文本，于是读出了清兵卫之悲即时代之类的结论。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基础之上的，“结构”对应的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不过这篇论文的作者并不是借鉴结构主义批评的具体内容，而是其批评方法、理论方法，即二元对立。这种方法是把研究对象进行结构分解，从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然后在区分和对比中产生另一层次的各自的意义，达到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的目的。将这种视角应用到对《清兵卫与葫芦》的解读中，于是就形成了以下四种对立关系：一是“绝对的权威与相对的弱势”，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二是自然的审美与恶俗的功利，这是从教育主题上着眼的；三是孤独的天才与盲从的民众，这是从清兵卫与周围人的关系着眼的；四是现实的妥协和真我的追求，这是从清兵卫本身的现实抉择和理想坚持等角度着眼的。从具体解读的角度看，作者只是借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理念和方法，而没有具体使用相关的理论，更没有将文本当作理论的“案例”。在我看来，很多小说或叙事性作品都是存在着潜在的矛盾的，这种矛盾有的是内容方面的，有的是创作方面的。孙绍振教授是从后者谈“矛盾还原”的，而前者则是主题、人物形象与心理等方面的。或者说，那些存在着内容矛盾的文本，更适合运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理念进行解读。这是一种“框架意识”，即利用“矛盾”来搭建解读框架，然后将戒毒的成果纳入到该框架中。
我此前也借用过结构主义的理论进行文本解读，例如曾经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解读《鸿门宴》，实际上也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对刘邦一方和项羽一方进行解读，不过具体化为了对立双方、对立者、帮助者等不同的角色。后来，根据这个观点写成的论文《挖掘文本的“深层结构”，构建解读的“深度模式”——以<鸿门宴>的人物分析为例》发表于《学语文》2018年第1期。遗憾的是，结构主义作为在文学理论史上影响巨大的理论，我一直没有据此搭建出文本解读的框架来。而这位作者只是借助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就将一篇主旨意蕴相对简单的小说解读得摇曳生姿，这不能不让人佩服。
用结构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搭建“二元对立分析”的框架，可以用于分析带有矛盾冲突的小说或剧本中。例如《孔乙己》中也存在着孔乙己与丁举人等权贵人士的对立、孔乙己与周边民众的对立、孔乙己与店老板以及小伙计等矛盾对立等，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写出逻辑严密的文章。而且，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后，文本的多重主题立刻显现出来了。再比如《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蒲柳人家》《天下第一楼》等小说或剧本，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框架进行解读的。总的来说，善于构建文本解读的框架，也是文本解读的重中之重。作为教师，要打破生硬的文体知识框架，构建新的解读框架。孙绍振教授的“主体、客体、审美形式”三位一体的框架以及“矛盾还原”的理念，中国古代的“言象意”框架等，就十分贴合中学语文教材文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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