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一校一模式”

中山市教研室/郭跃辉

前段时间，我在微信公众号里读到了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庆昌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小学教育改革需要理性起来——兼议“一校一模式”》，读完之后，出自本能，对这篇文章产生了质疑。当时就想将这篇文章先收藏，之后再写一篇反驳文章，没想到错点了“分享到朋友圈”，之后还引来了不小的争议。后来由于要处理其他事情，文章就耽搁了。今天，我有幸到广州参加第五届南方教育高峰论坛，在安静的酒店里，终于有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写完这篇“欠账文章”。

读刘教授的文章，非常佩服作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剖析当前教育中的某些弊端，也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理论视野与思考深度。但问题往往是这样，当你站在某一角度去针砭时弊甚至独立思考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他视角。读了很多学术文章，看了很多学术论争，我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思想的交锋？应该说，利益的冲突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在利益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细思之下，突然发现，观念冲突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价值观的冲突呢？我想，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人所处的社会位置、生活经历及其背景知识。

就拿刘教授这篇文章来说吧，站在普遍教育理论的角度，作者对目前盛行的“一校一模式”进行了批评。所谓“一校一模式”，就是每所学校的校长都会打着改革的旗号，建立自己学校的教育理念，典型表现就是“123456789”范围内的数字排列，例如“一二三模式”或“四五六模式”。从本质上讲，“一校一模式”就是不问学科本质，不论教师风格，无视学生个性，统一实行某一种教学的程序。作者列举了这种模式的“四宗罪”，即抛弃了历史选择的最基本的教学方式；浪费了教师这一最基本的教育资源；侵犯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权；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一校一模式”里？我想肯定会存在，只要承认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就一定会承认“一校一模式”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么多缺陷，而在于探究这些缺陷是如何产生的，有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甚至需要仔细辨析、比较这些影响的大小。例如，“一校一模式”当然会浪费某一些教师资源，但能不能反过来想问题，如果教师缺少课程与教学意识，讲课时缺少必要的“支架”，那么学校的某种教学模式是不是就是这位教师的“武器”？

当然，我并不认为“一校一模式”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相反，我更愿意探究刘教授与学校之间的“价值视角”的区别。刘教授是从学术的角度去探究问题，辨析真伪，是从教育的基本原理的角度去分析“一校一模式”的问题，这是一种学术视角，是一种求证思维，一种批判性思维。那么学校为什么会热衷于创建“模式”呢？从“阴谋论”的角度回答，那肯定是校长急需“政绩”了。但我们把目光真正聚焦于学校自身的发展上时，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每一所学校都需要发展，也都想发展，这是问题的起点。发展的思路多种多样，借用某种观念、某种模式进行发展，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最终形成了该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德育理念或教学观念，并且通过课题研究等形式成为学术成果，这不正是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倾向吗？而且，我相信校长在提出某种理念时，有的是根据社区环境的特点，有的是依据某种教育理论，有的是借鉴其他学校的成果，有的是出于高考成绩的需要，有的只是为了加强全校教师的凝聚力，纯粹为了利益、为了政绩去研究，数量有限。即使为了某种所谓的“政绩”，只要全校老师踏踏实实研究，认认真真实践，并且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成“政绩”又有何不可？

就我本人来说，以前我倾向于从书本上的教育理论去评价某一教育举措或政策，现在我更希望从实践与行动的角度去评判。过去在各个学校进行课题开题或结题时，我就遇到了很多刘教授批评的“一校一模式”，例如远洋小学的“一四五学本课堂”、古镇古一小学的点亮教育、杨仙逸小学的“志·气教育”、云衢小学的“四气素养”等等，这些提法的学理性与科学性自然不是“尽善尽美”，在概念的界定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这些“一校一模式”集聚了全校教师的智慧，老师们围绕着一个话题或一种理念，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进行实践，取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教学效果，这些理念或者模式，又怎能一棍子打死呢？至少与刘教授提出了“四宗罪”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于“模式”这种东西，保持足够的警惕是对的，无可厚非。但不分青红皂白否定一切模式，似乎有点矫枉过正。我们现在一直提倡“校本教研”，希望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例如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在社区的学生特点、社区本身的经济文化特点等，展开学术研究，而且也一直希望学校在进行课题研究时能够不局限于经验总结，最好能够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而当一线学校确实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时，我们不是想着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改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他们更加科学地进行实践，而是高高在上，动用各种理论对其进行否定，甚至要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关文件，读之令人心寒！可能教育研究专家也是一片好心，一片苦心，是确实希望一线学校能够进行符合教育学理的改革，希望基础教育少受一些行政的干预，让改革更加理性，但脱离了一线学校的实际，盲目地提出一些空洞的教育学原理或指令性的要求，可能无异于现实的改变。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于那些不顾自身实际盲目照搬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的改革，对于那些用行政命令一刀切规定老师上课时讲授不能超过多少分钟的，对于那些不懂教育单纯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强行改革的，我们还是要坚决地说“不”。只是，在说“不”的时候，避免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