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季先生提到，他并不喜欢外界称他是“国学大师”，但并没有对大伙详细解释。所以后来有人对季先生这个“头衔”有意见，应该明白这个“头衔”的产生并非季先生的初衷，对人世间的扰攘老先生倒早有先见之明。
在1985年年中，好像是利用暑假的时候，教育部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过一个“东方文学高级师资讲习班”，学员分别来自于全国重点高等学府，都是所在大学文学教研室的骨干讲师。
这个重点班之所以选在北京大学，主要因为该校当时有个东方文学系，师资力量强大。当时我一介无名小子，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样高规格的讲习班，虽然本科毕业也分到高校，但并没有东方文学的讲课任务，只是办班者中有个朋友，再加上那段时间正好有些闲空，可以前往蹭听，不要那张“结业证书”就是了。
所谓“东方文学”，是针对“西方文学”而言的，当时主要讲亚洲文学，除了中国之外的亚洲主要国家都有涉猎。由于是头一次办这样的高级师资班，所以上边非常重视，几乎都由顶尖大师出山。仅拿印度文学来说，就有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老授课。
记得当时由季羡林主讲印度两大史诗，即《罗摩衍那》与《摩珂婆罗多》，对学员来说这是两块难啃的硬骨头。
头一次上季羡林先生的课，是在一个雨天。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季先生本尊，个头不高，不是那种典型的山东人样子。裤管只挽起一个，显得有些不对称，也看出季先生至少在当时有点不修边幅。没拿包，书本就直接夹在腋下。
那时季先生好像还没有担任校领导工作，可以一心从教。讲课时有时穿插一些梵文，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看得我一头雾水。
当时季先生就住在北大校舍，是临近未名湖畔的一座单独小院。季先生所有家什也都放在这里，后来发生令人遗憾的遗产之争，父子反目，也算是这所小院里的“茶壶风暴”。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季先生提到，他并不喜欢外界称他是“国学大师”，但并没有对大伙详细解释。所以后来有人对季先生这个“头衔”有意见，应该明白这个“头衔”的产生并非季先生的初衷，对人世间的扰攘老先生倒早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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