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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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清明

作者：宋桂忠

 

春水暖，春风柔，春雨润，春色妍。

万物生发，山野遍绿，莺飞草长，天清气明。

又到清明。

清明节是人们踏青游玩、感受自然之美的日子，也是扫墓祭祀、缅怀先人的日子。数千年了，这股人文伦常的命脉一直就延续着，成了融化在我们血液中的民族基因。

人们为什么特别钟爱清明?想必是经过几个月寒冷肃杀的严冬，大家向往春天阳光的温暖，向往繁花似锦的美丽，向往来年可期的收获。人们为春天陶醉和振奋，此时，怎能不感念造化的慷慨，感念祖先的恩德，怀念逝去的亲人，痛惜他们不能与自己一起享受生命和生活。渐渐地，清明节游春的成分越来越淡，以至于现在只要提到清明节，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祭祖、扫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古人清明扫墓欲断魂，今人清明扫墓亦欲断魂。这欲断的魂，就是后人对已逝亲人绵绵无尽的思念。

因为疫情的缘故，有关部门暂停了清明节祭扫活动，但我们心中的祭奠仍如期庄严地进行。回忆以往的清明扫墓情节，追思逝者生前的音容笑貌、点滴往事，亦可以宽慰我们思亲之情，亦可以告慰亲人们的在天之灵。

陵园的一角，父母的墓碑在那里静静地立着，已经立了30多年。这些年，每到清明，必定与妻、女和我的老姐们过来扫墓。怀着敬畏之心，用清水、抹布把墓、碑仔细擦洗干净，摆上鲜花、供品、酒杯然后上香，致哀。早先扫墓时，老姐执意要烧上几刀纸钱，说是绝不能让老人家在那边缺了钱花，现在有关部门抓得紧了，提倡文明祭扫，所以也就免掉了烧纸的程序。每次面对着墓碑上父母的名讳和生卒年月，不由回忆的思绪漫延，此时心中的悲伤，虽历经多年，并没有一丝消减。

父亲是五十年代初从青岛支援内陆来到济宁的，据说当时这里的地方政府行了公文，请求青岛派人援建刚由国家接收的工厂，于是父亲就带了一帮弟兄们，二话不说，把家撂在了青岛，赶来了济宁。又过了两年，那些留守在青岛的家属们才拖儿带女过来团聚。那时条件很差，几家老老少少，在兖州下了火车，是由厂方派了几辆马车，连人加行李拉回济宁的。

父亲在厂里负责技术工作，忙得很，几天不回家是常事。没过几年，父亲又援外去了蒙古国，大约一年多才回来。回来时，给我带了几件新奇的玩具，还有时髦的衣服，那时我也才几岁，但这些事情仍记忆犹新。我穿上新衣，拿着玩具出去显摆，不知道引起多少小伙伴的羡慕。上学以后，趁着假期，偶尔会随父亲在厂里住几天，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厂区里转悠，很是自在。有一次，厂里请了人在路边的墙壁上画宣传画，大致是生着双翅的一匹骏马，驮着机器和粮食飞向云端，以歌颂大好形势。回到父亲的住处，我便找了彩色粉笔，凭着记忆在床头的墙上也画了起来，尽管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可以看出是一匹马在腾跃。后来，父亲的同事们来这里商量事，看到了我画的飞马，纷纷夸说画得不错，父亲一脸笑，嘴上谦虚几句，但我看得出，他心里是真的高兴。可惜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当年我的那一点点绘画才分，被埋没得从无出头之日，直到老了，也还是门外汉一个。

父亲退休早，直到80年代初才随着国家政策改为离休。退休后，父亲一改以前各种家务概不伸手的习惯，帮着母亲做很多事，例如买菜，劈柴，烧火做饭，冬天则专职负责生炉子。当时我家住的房子临街，门口就是一个早市，父亲最爱逛市场，一会儿买点这回家，一会儿又买点那回家，乐此不疲，就为这，母亲常常与父亲拌嘴，但父亲的这种购物热情一直也改不了。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母乳不够，于是就在附近一家医院的订奶点订了鲜牛奶。那时送奶的时间极其不准，尤其是夏天，早去了没有，晚去了怕变质，就为了取这两瓶奶，父亲每天不知道要跑多少趟。我搬到学校住以后，每到周末便带着老婆孩子回家，这一天，父亲必定要买些好吃的，不光吃，临走还要带着，姐姐们回家也是一样，从没有空过手。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头的书是看不了的，但读报、看小人书没问题，我就三天两头跑书店，专门搜罗连环画书，特别是《说唐》、《三国演义》之类的，逢有必买。那时的出版物种类很少，想买到合意的书不容易，需要碰运气，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去书店转转，看到有想要的画书，也是十分开心。买回来的连环画，父亲整天捧着看，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每次回家，总是看到父亲躺在床上，戴着花镜，认真阅读。有时看困了，手里举着书，却打起鼾来，那书偏偏不掉。偶尔高兴了，父亲也会和我探讨一下《封神演义》里谁的法力最强，《三国》里谁的武艺最高，各抒己见，有时也不免争论几句。现在想想，好怀念那种时刻。

父亲爱喝酒，虽然酒量不大，但是每顿必喝。那时家里经济状况差，基本上都是喝散酒，我小时候就常常受父亲指派，到街口的小酒馆打酒。只见酒馆老板根据不同的价格，找到不同的酒坛子，掀开厚厚的封垫，把竹制的酒端子伸进去，盛出酒来，在半空顿上两下，再顺着漏斗灌进我带的酒瓶子里，那套动作娴熟顺畅，甚至略带美感。回到家，父亲便自斟自饮，根本不在乎什么下酒菜，有时候咸菜就行。后来我们都工作了，家里人通过各种关系到酒厂买较好的散酒，一次买上十斤八斤，就够喝一阵子的。每逢带着酒回家的时候，送酒的和接酒的都喜笑颜开，其乐融融。

父亲去世前的两个月，一次我回家，父亲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说他肚子里可能长了东西。我当然不信，父亲就躺在床上，让我摸他的肚子。我的手按压在父亲的右腹部，稍一用力，果然感觉到一个明显的硬块。事不宜迟，我立刻联系的父亲的单位，然后派车去了人民医院。在B超室里，主持检查的医生只看了第一眼，就说：“是了。”这简单的两个字，对我来说，简直像晴天霹雳，脑子一片空白，眼泪立时就涌了出来。我把结果通知了姐姐们，然后联系住院。抗癌治疗让父亲遭了不少罪，但已经于事无补。两个月后，父亲溘然长逝。随父亲一起来济宁的那些老同事为父亲送行，个个老泪纵横，场面令人心碎。

父亲于上世纪30年代从苏北老家到青岛打拼，先是在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打工，因为打了日本老板，连夜逃回老家。后来，再去青岛，等立下脚，就把爷爷奶奶以及几个叔叔都带了过去，算是在青岛扎下了根。再后来，父亲进了山东军区下属的一个工厂，参加了革命，转战了好几个地方，最后随着解放青岛的队伍又回到青岛，最终落脚济宁。父亲刚到济宁时，工资算是较高的，所以有数的几次调整工资，也都没有动。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别人的工资低，咱不长就不长吧。不知道这是心肠好，还是觉悟高?或许都有吧。

父亲去世的当夜，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母亲哭着对我说：“你爹不要我们了”。这句话简直撕心裂肺，多悲痛的话语也不如这一句更悲痛。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但母亲聪明，灵巧，能干，许多东西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母亲的饭做得特别好，擀面条、包饺子、蒸馒头自不必说，就那打煎包、烙火烧、摊煎饼的手艺，简直堪称一绝。母亲打出的煎包，面翅又薄又脆;母亲烙的火烧，硬皮上下左右一样厚，黄而不焦，越嚼越香;另外，炸油条，做炸糕，包粽子，母亲都无一不精。二月二炒黄豆，一定是要咸甜两种口味;过年炒花生，一定要做出五香和糖衣的。生活困难的时候，母亲领着我去拣过麦穗，捋过树叶，榆树叶、槐树叶都属于上好的食材，她会尽量把这些东西弄得好吃一些，不至于让我们无法下咽。

母亲会做针线活儿，由于早先家境不好，全家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由内到外，由单到棉，包括当时时兴的新鲜样式，母亲看看样子就能学过来给我们做。六十年代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老太太以前都没摸过，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她就成了使用缝纫机的高手，做的衣服更快了，也更多了，从剪裁到成衣，一条龙。我第一次上学的书包，是母亲亲手缝的，我的第一个文具盒，是母亲缝制的一个小布口袋。记得有一次，母亲买了一些回纺布(物质匮乏时期用布的下脚料重新纺织染色，价格便宜)，给我做了一身草绿国防服，也就是军装，我穿上以后，高兴极了，扭头就冲到大街上，展示自己，也不管别人看不看，心里总觉得自己身上已然放出光来。

母亲是小脚，据说从几岁就开始裹，弄得皮开肉烂，哭了不知道多少次，才达到大人们满意的程度。因为脚变形了，受力主要靠脚跟，所以，母亲走路时总是显得不稳，左右摇摆，很是费力。但是，就是这双脚，在早年战乱、父亲在外地打拼、家里全指靠母亲一个人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老人家靠着仅有的一点地，靠着给人做针线，还要领着姐姐躲避日本人的扫荡，居然顶了过来，直到后来去了青岛，情况才渐渐好了起来。凭着这双脚，母亲又跟着父亲从青岛援助内陆来到这里。父亲忙于工作，顾不上家里的事情，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一步步往前走，领着我们长大，送我们成家立业。

母亲原来是有工作的，因为孩子多，母亲辞去工作，专一照顾家庭。为此，她常常自卑地说，全家人都有职业，就她一人是个废人，需要靠别人来养活。每逢这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表示反对，盛赞老人家为家庭做出的贡献，声称她才是家中第一人。这话是为了让母亲高兴，更是我们的由衷之言。

我曾经有个想法，也对母亲说过，那就是一定带着她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故宫，看看天安门，看看颐和园，看看天坛，让一辈子没离开过山东的老人家开阔一下眼界。等去了北京，如果身体还允许，那就再陆续出游。母亲听了兴奋得不得了。可惜，突发的脑溢血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让我的设想和计划顿时成空。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撒手西去，竟不给留下尽孝的机会，这悔恨自责的情绪，一直伴随着我，无休无止。

父母去世后，我和姐姐们时常在一起聚会、见面，聊天时也常为父母的过早去世感到遗憾，遗憾他们没能够多活些年头，好好享受一下现在富足的生活。这种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父母的墓就在那里，父母就在那里，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不由感叹：

香烛明灭烟如丝，

咫尺天涯两不知。

纸钱化灰终虚幻，

孝亲须待亲在时！

作者简介：                                                  

宋桂忠，济宁医学院工会退休干部，平时喜读书，喜欣赏书法，偶尔写点小文字给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