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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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八两

作者：杨恒坡

“半斤八两”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成语。“半斤”为何是“八两”?“世事洞明皆学问”，在探寻这一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文化竟是如此博大精深!

任何一件东西，首先是物理性的存在，都有它的长、宽、高以及重量。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物体的这些属性被逐渐认知，从而促使人类去测量，去比较，去利用，“度量衡”由此产生。“度”的是长短，“量”的是多少，“衡”的是轻重。“半斤八两”和“衡”有关。

“衡”，《说文解字》说“从角，从大，从行”，意思是牛车走在大路上的时候，为了防止牛角伤人，在两只牛角之间系上一根横木，这样即使犯了“牛脾气”，也不至于把人顶伤，这根木棍儿就叫“衡”。和“轻重”扯在一起，是因为人们在称量东西时，发明了一种器具，这种器具一端悬挂物体，一端悬挂一定重量的评价物;当器具“平衡”时，这个物体的重量就被真实地测量出来了。器具叫“衡”，评价物叫“权”，即“秤砣”，这就是最初的“秤”。汉语里“权衡”一词，也由此而来。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度量衡”的记载。《尚书·尧典》就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度同制”即统一度量衡。秦法规定，衡制为“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显然，处于中间位置、与百姓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斤”，所以规定多少两为“一斤”就显得特别重要。统治者为什么选定“十六”这个数字作为“斤”的进位制呢?原来和“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等有关。星空里最尊贵的是紫微星，其次，就是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了。由此出发去定制“斤”，表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上苍的感恩。“七”和“六”相加，得到的数字是十三。立春时节，正南方夜空里出现三颗星，不仅闪亮，而且还连城一条直线，民间谓之“福、禄、寿”三星。“十六”即是由“七”加“六”再加“三”而来。这个组合是神圣的，又不乏世俗性：如果说北斗、南斗具有“阳春白雪”的特点，那么“福禄寿”三星则是“下里巴人”，更接地气，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阳春白雪”加上“下里巴人”，十三加三，得十六。十六，一个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数字，但文化内涵绝不简单，构成了“十六两为一斤”的原始意义。

内涵还远远没有被挖掘。“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都对，又都不对。“善”与“恶”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有时候还真让人“欲说还休”，也许，这就是“人性”吧!中国没有宗教，但中国有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但却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十六两制”产生的大背景其实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特色是“即凡而圣”：把日常生活过好、把日常琐事做好，人就到了“圣贤”的境界，反之就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天厌之”了。“福禄寿”三星作为“十六两制”的后三个数，正是为了告诫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要做到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不缺斤短两，不损人利己。少了一两，少的是福;少了二两，少的是禄;少了三两，少的是寿……儒家文化的德性、自省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宗教性也得以显露。真有不法商贩暗做手脚，那么就让他少了福禄寿，至少让他生活在惶恐之中，生活在自责里。中国古代社会的行政制度是郡县制或行省制。无论郡县制还是行省制，国家权力不过延伸到县一级，广大的农村基本上靠自治，而这个“自治”，更多的是靠儒家文化，靠乡风民俗，靠自我省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学说有宗教之实而无宗教之名，“君子和而不同”，这就避免了宗教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战争等。

“十六两制”肇始于秦朝并非偶然。虽然“孔子西行不到秦”，但此时儒家学说影响已经很大。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儒家学说从一种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如日中天，成为中国人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的指南了。汉承秦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许多因袭，比如仍然以十六两为一斤。接下来的历史发展，各项制度多有变动，但“十六两制”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走过魏晋南北朝，走过唐宋元明清，走过近代现代，直到1959年才“因为折算麻烦”而被废止，改为十进位制。至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十六两制”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十六两制”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公平、诚信、幸福生活的追求却永远留在中国人心里，伴随着十四亿人一起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