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即证据的关联性问题。“证据的关联性是采纳该证据的前提条件，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在法律上不具有可采性。由于关联性这一含义适用于所有所举出的证据，因此，也渗透于诉讼的全部过程。”通常来说，证据的关联性取决于证据该如何解读，关联性都是解读出来的。实际上，审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就是审查证据关联性的可行方法，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审查证据本身的内在逻辑、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逻辑以及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
如果证据本身存在逻辑缺陷，或者在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存在逻辑缺陷，那么证据就不攻自破。在司法实践中，除非取证程序违法影响事实认定，否则很难通过取证程序违法来达到有效质证的效果。然而，逻辑关系基本不会遭受质疑。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是否符合法律的三段论逻辑，是比较清晰明了的。
这种逻辑关系几乎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逻辑上存在漏洞，三段论逻辑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证明证据逻辑存在缺陷，那么该证据就存在硬伤，证据的硬伤是办案机关审查证据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如果证据材料本身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或者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控方所指控的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犯罪状态等，则犯罪事实的认定就存在障碍。
案例 张某等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公安机关指控张某等人在阿里巴巴网站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公安机关根据张某提供的网店账号、密码，提取了网站的销售记录。销售记录显示，张某等人销售与涉案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交易金额为2500余万元。于是，公安机关出具起诉意见书，指控张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500余万元。
在该案中，认定张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500余万元人民币，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销售记录表。对销售记录表的提取过程、制作过程、交接流转过程等程序违法事项分析完后，辩护律师针对销售记录表与待证事实的证明逻辑关系，审查销售记录表究竟能否证明以下两个事实：能不能证明张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事实，以及能不能证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金额为2500余万元。
其一，销售记录中，大部分产品的初始销售日期远早于被害公司相关涉案商标的生效日期，将全部销售记录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销售数额，于法无据。
对于销售记录的审查，辩护律师需要考察销售记录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和范围。如果不在被害单位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和范围内，则销售记录不能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商标法》第56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因此，只有在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商标才受保护。辩护律师需要研究案涉的是哪几个商标、分别是什么商标、哪个公司注册的、是否处于有效期、注册核定商品范围，以及商标的相似度等情况，然后再结合销售记录进行分析比对。
辩护律师仔细核对销售记录涉及的所有商标，整理各条销售记录涉及的商标的具体信息，如注册时间、有效期、核定商品种类等。核对之后，辩护律师发现，销售记录没有区分商品上架时间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生效时间。销售记录表中，商标权人标注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很多上架时间（开始销售时间），远远早于商标注册时间。这就意味着，这些产品在注册商标生效之前就已经销售的部分不在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内，不能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记录表对这两个时间未加区分，导致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销售数额错误。
例如，很多商标的有效时间是2018年12月21日至2028年12月20日。但是，涉案不同商品的上架时间、开始销售时间是2013年至2018年不等。公安机关核定销售金额时，将2018年12月21日之前的销售全部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是不对的。
其二，部分销售记录没有图片，不能反映是否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因此，将这些销售记录都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数额，于法无据。
销售记录对应已销售的产品是否为侵权产品，需要考虑已销售部分产品究竟是什么、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销售记录中的产品图片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销售记录中没有产品的图片，就很难认定该条销售记录中的产品是侵权产品。
辩护律师审查发现，该网店的销售记录清单，并不能证明张某等人销售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些网店销售记录清单，只有销售的产品名称和销售数额，并没有任何产品的图片，已销售产品实际上是什么样式的、是否贴了假冒注册商标等，都不确定，完全无法比对相关商标，无法确定已销售产品是否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因此，这部分销售记录不能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记录。这部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销售记录对于证明张某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事实及犯罪数额，存在逻辑缺陷，这是销售记录等证据的硬伤，是办案机关审查证据绕不过去的逻辑问题。于是，检察机关将案件退查，要求查清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销售数额，公安机关对哪些销售记录是侵权记录进行重新整理，并委托审计机构重新审计，最后犯罪数额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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