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文行先生】
陶器的起源和传播
“（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陶片发现在长江中游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区，以万年仙人洞和道县玉蟾岩所出者为最早，并且测年序列清晰，绝对年代已超过距今18000年，进入末次冰期最盛期。南岭山系西南部桂林地区的庙岩、甑皮岩和大岩所出者年代稍晚于南岭以北，绝对年代在距今17000-12000年左右。而更靠南的北回归线两侧的鲤鱼嘴、顶蛳山与牛栏洞等遗址所出者似乎年代又稍晚些。最近有学者指出牛栏洞螺壳碳十四测年结果能更好地反映该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进而认为牛栏洞的早期陶器的年代为距今1.6万年左右（已校正），显示出岭南北部地区是早期陶器的重要分布区域。”（陈宥成、曲彤丽，《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与相关问题》，《考古》，2017年第6期）
陈宥成、曲彤丽在该文中提出东亚陶器起源于中国南方，之后通过日本传到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如下图：
考古人王立新教授说：“（吉林省大安市）后套木嘎就有这种纹饰的陶器，年代距今上万年，而且这种纹饰越往西年代越晚，到达东欧草原的时候，大概是距今7000至8000年前后，而且这和制陶技术由东亚逐渐西传的年代几乎是一样的。英国学者彼得·乔丹（Peter Jordan）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欧亚大陆早期制陶技术的传播过程，认为制陶术是从东亚起源，然后沿着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逐渐西传。”（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8年5月7日的文章《【人物访谈】立足田野，稽古维新——王立新教授访谈》）
从陈宥成、曲彤丽、王立新、彼得·乔丹的论据和论点看，中国是全世界陶器的起源地，西方陶器源自中国。
“中国最早的陶器距今约2万年，一万年左右出现彩陶。西亚哈苏纳文化（Hassuna）、 萨马拉文化（Samara）、哈拉夫文化（halaf ）等彩陶文化，上限都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异彩纷呈，发达程度在同时期中国彩陶之上。如果考虑到西亚最早陶器的出现才不过在公元前6900年左右，则其彩陶的迅猛发展就令人惊叹了。进入公元前6千纪，西方彩陶已经扩展至中亚南部，形成哲通文化（Djetun）。不过，七八千年前中国陕甘地区和西亚、中亚彩陶文化之间相隔遥远，没有证据表明彼此存在交流。”（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这里，杨建业先生没有说明2万年前的中国陶器与公元前6900年前的西亚陶器的交流关系，也不认为七八千年前中国彩陶与西亚、中亚的彩陶的交流关系，理由是没有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西亚彩陶从开端“发展到”比中国更辉煌的彩陶用时未免太短了吧？——区区900年。
我记得，刘歆益2018年6月7日在山东大学的讲座中说道：“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山东也很早的出现了两类作物（按，指麦类和粟黍）的混合，如龙山文化的赵家庄遗址，让人不得不联想是否会存在一条作物交流的海上通道。”（详见“山大考古”公众号2018-6-11日文《讲座回顾 | 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
每当说到什么东西“西来说”的时候，哪怕没有证据，都敢提出一些胆大包天、匪夷所思的猜想：西亚小麦4000多年前通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东海、黄海到达山东。
彩陶的起源和传播
一、中国彩陶
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根据西方建立的绝对年代体系和考古学体系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1940年代，“裴文中、黄文弼、夏鼐等学者根据新疆和甘肃考古调查和试掘的资料，对‘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认为新疆和甘肃彩陶晚于仰韶文化，夏鼐先生还以此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主张”，“1965年，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包含彩陶的文化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而非相反”，“1978年，严文明先生在其《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中，梳理了甘肃彩陶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描述了彩陶之路自东向西演进的清晰路径”。（张克仁，《浅议彩陶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契合》，《档案》，2016年8月）
2013年，杨建业先生在《“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交流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第1期）一文中“不但系统论述了彩陶通过‘北道’向新疆、中亚的传播，还讨论了彩陶文化通过青藏高原‘南道’向克什米尔地区的渗透，并划分出彩陶东风西渐的四个阶段”（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中国彩陶西传的“彩陶之路”示意图如下：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1）
中国彩陶通过四个波次的西传到达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公元前1500-前800年）和克什米尔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文化（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乙段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850～2550年）。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附近地区楚斯特（Chust）文化等当中彩陶的出现……由此推测，楚斯特文化等当中彩陶的出现，自当与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影响有关。此前早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新疆和中亚彩陶文化存在相似性，有人更指出不排除中亚彩陶来自新疆的可能性，但都未有明确结论。与此相反，也有学者提出楚斯特文化彩陶影响新疆的观点。”（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存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年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令人称奇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一期乙段遗存竟然也与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其绝对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乙段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850～2550年），因此推测其出现当与卡若文化传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的长距离西向渗透有关。”（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这样，中亚东部的彩陶与中亚西部、西亚、欧洲的彩陶之间就留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8000年前的哲通彩陶与4000-3000年前的克什米尔、费尔干纳彩陶相差4000-5000年。
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家对安特生“中国彩陶西来说”的颠覆证明西方早期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证明了西方考古学体系存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西方考古学体系的颠覆，因为安特生提出该学说就是基于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我们为什么不基于/不敢基于中国彩陶在境内西传的研究结论继续进行西向扩展思考呢？即：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彩陶系中国西部彩陶西传的结果。
二、西亚和中亚的彩陶
下面来回顾一下西方彩陶的研究历史。
“1931年，在莱顿（荷兰）举行的第十八届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上讨论了从1918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发现，学者们一致同意八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时代分为三个前王朝时期：最早为欧贝德期，第二期为乌鲁克期，第三期与王朝时代紧紧衔接，称为捷姆达特-那色期……三期的近似年代定为：欧贝德期，公元前4000--前3500；乌鲁克期，公元前3500--前3200；捷姆达特-那色期，公元前3200--前2800年”，“所谓的哈拉夫文化可以断定早于欧贝德期，这样就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公元前五千纪。”（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
“锡亚尔克一期是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文化进展的阶段看，与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史中的前哈拉夫相当……锡亚尔克二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拉夫文化、萨马拉文化时代相同…………锡亚尔克二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拉夫文化、萨马拉文化时代相同……在锡亚尔克二期与三期之间存在缺环，这一阶段以欧贝德早期到乌鲁克中期的八个居住址地层为代表。锡亚尔克三期完全是铜石并用文化……锡亚尔克三期文化是在最晚期居住地层所代表的时期结尾被毁灭的。在它之上建立起锡亚尔克四期文化的建筑，这是一座属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城市。”（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8页）
“弗兰克福特在《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1932）一书中提出在近东划分出两种彩陶文化：一个称为叙利亚彩陶文化，以哈拉夫土墩遗址为代表；另一个文化……为伊朗彩陶文化……主要见于伊朗东北的锡亚尔克（从一期到三期早）、安诺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安诺是科彼特山前阿什哈巴德附近的一个绿洲。”（王治来，《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1页）
“庞皮利1906－1907年访问了埃及，计算出那里居住址遗物的堆积速度为每百年将近半米。以此为据，他断定安诺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5000一前2000年，并把安诺一期的起始年代推前至公元前1万年。德・摩根对苏萨一期也提出了类似过于夸大的年代数据。然而赫伯特・施密特博士则对安诺文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绝对年代。施密特实际上在庞皮利领导下负责过那里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所定的年代发表在庞皮利的同一本著作中。他断言安诺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安诺二期为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1500一前1000年，安诺四期为公元前1000一前5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10页）
以上年代资料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以下年代资料来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含）。
“至于中亚，近年的考古研究证明，南土库曼的哲通乃是早期农业的关键地区之一……据碳素放射性的测定，哲通文化属于公元前第七千纪末到公元前第六千纪，是中亚早期农业文化的关键地区之一……在哲通还发现手制的粗陶，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朗和阿富汗东北部出土的陶器很相似。”（王治来，《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1页）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彭沛雷（按：即庞皮利）对（安诺）北丘文化所定的时间太早。北丘文化（包括安诺Ⅰ与安诺Ⅱ）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存在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而南丘的安诺Ⅲ则属于青铜时代，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和公元前二千纪。前苏联学者认为安诺属于铜石并用文化”，“安诺文化是农业文化，其特点是彩陶，为手制”，“安诺彩陶同中国仰韶彩陶颇为相似”。（王治来，《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1页）
“南土库曼纳马兹噶达坂，位于阿尔梯克之南，在卡阿赫卡西南六公里。该处文化遗址规模甚大，已取代安诺成为‘考古之都’。根据前苏联考古学家小马松的分期，纳马兹噶Ⅰ-Ⅱ属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纳马兹噶Ⅲ-Ⅳ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纳马兹噶Ⅴ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纳马兹噶Ⅵ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期。”（王治来，《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1页）
三、中西方彩陶交流
韩建业2018年发表论文《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该文除了重复《“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交流文化交流》文中关于中国彩陶“西风东渐”的情况，重点论述了西亚和中亚彩陶对中国彩陶的影响交流。如下图：
↑：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示意图（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文行先生制作的中西彩陶之路
“公元前4000左右，中西方彩陶文化在格局和内容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东欧地区进入特里波列—库库泰尼（Tripolje-Cucuteni）文化的兴盛期，中亚南部发展为安诺—纳马兹加一期（Anau-NamzgaI）文化，这都是与西亚传统相关，且彩陶发达的文化。早在近百年前，安特生就注意到仰韶文化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现在看来，它们的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不但彼此类似，而且还大体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安特生的远见卓识！但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它们彼此存在联系的直接证据。不过，如果考虑到陕西临潼姜寨房屋（F29）房基面上发现的黄铜性状的铜片属于第一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200年稍前，比西亚铜器的出现晚四千多年，比西亚和欧洲人工冶炼铜器的出现晚上千年，也就不能完全排除中西方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中国陕甘地区彩陶西扩至青海和河西走廊东部，同时中亚南部彩陶可能东向影响到甘青地区，是为彩陶之路的第一阶段。”（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韩建业对公元前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安诺-纳马兹加一期、特里波列-库库泰尼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并不笃信，把中西方彩陶看作各自独立起源，没有把它们列为中西方彩陶交流的第一阶段，哪怕提到了公元前4200年的姜寨黄铜和公元前5500年的塞尔维亚、伊朗的冶炼铜。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冶炼铜竟然已经从伊朗叶海亚砷铜的公元前3800年提早到公元前5500年（2017年），而且已经把起源地从伊朗转移到了伊朗和东南欧。
中西方彩陶交流第一阶段（公元前3500-3000年），即中亚西南部彩陶影响中国彩陶。
“中国和西方彩陶文化的最早交流，很可能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末期的彩陶盆……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阳洼坡彩陶上的大锯齿纹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就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这里，韩建业在因为一件彩陶盆上的“大锯齿纹图案”而作出中亚彩陶东传影响中国彩陶的结论，实在失之武断，不可思议啊！是否“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二者时间上大体同时，在这么长的空间距离上没有传播上的时间是不合理的。另外，作出中亚彩陶影响中国的依据是：中国大锯齿纹“无确切来源”，而“中亚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假如中亚彩陶年代远没有西方所厘定的那么早，那么所有这一切都要被颠覆。因此，绝对年代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对西方所厘定的绝对年代的质疑，已经在文行先生的颠覆西方考古学“三部曲”已经业已论述。
中西方彩陶交流的第二阶段（公元前3000-2500年），中亚彩陶对中国彩陶的影响为：
“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不见于此前的中国文化，而在西亚和中亚南部地区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与马家窑文化年代近似、距离最近者，当属伊朗北部公元前4千纪中叶的锡亚尔克三期文化（Sialk）彩陶，其舞蹈纹与马家窑文化者细节不同，而情状相似。因此，存在舞蹈纹东传的可能性。”（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因为中国彩陶上的“舞蹈纹”首见而中亚常见就判定中亚彩陶影响中国。无论如何，绝对年代是关键。
中西方彩陶交流的第三阶段（公元前2500-2200年），中亚彩陶对中国彩陶的影响为：
“土库曼斯坦南部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就盛行锯齿纹，并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约公元前2500年，总体演变趋势也是锯齿纹本身及其齿尖夹角越来越小。因此，半山类型的锯齿纹彩陶，很有可能就是主要受到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通过北道远距离影响的结果。”（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韩建业先生这里因为锯齿纹而认为中亚彩陶影响中国彩陶，但也有疑问：
“不用否认，二者年代上存在错位。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在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体同时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当中，彩陶已经基本消失。”（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韩建业先生这里把中亚彩陶与中国彩陶影响的关系看成为同期、同时，而没有留给一定的时间差，有失偏颇。
值得注意的是，韩建业先生还提出中国彩陶影响中亚彩陶的可能性。
“不排除此时甘青和南疆文化反方向影响的可能性。最近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的阿吉库伊I（AdjiKuiI）遗址发现较多黍，直接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272~前1961年，就有可能通过新疆从河西走廊传播而去。当然也不排除从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传入哈萨克斯坦，再南向传播的可能性。”（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韩建业先生不认为六七八千年前的中西方彩陶存在交流是因为没有证据，而后来认为存在交流是因为有证据：黄牛、绵羊、林家青铜刀的冶炼技术、小麦、大量青铜器、马、车、铁器等的东传。而实际上，所谓这些器物东传的假说都是存在问题的，它们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无论如何，绝对年代是关键。
颠覆西方人文社科体系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学术界现有的考古学证据、绝对年代体系和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虽说有失偏颇，大体尚可自圆其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彩陶在欧亚大陆就有双起源：中国、西亚。就现有考古学来说，基本上都是秉持“单一起源论”，何以学术界对“彩陶双起缘”问题没有提出质疑或疑问呢？
为什么学术界独独在彩陶起源问题上坚持“多地区起源论”呢？
因为如果坚持“单一起源论”，不仅将彻底地颠覆现有的西方考古学体系，而且将彻底地颠覆整个西方历史学体系和整个西方人文社科体系，最重要的是，将把西方伪造证据搞伪学术的真相昭然于天下。
因为如果坚持“单一起源论”，则中亚哲通彩陶文化、伊朗锡亚尔克彩陶文化、西亚哈苏纳/哈拉夫彩陶文化的绝对年代将不是6000BC，而是降至1000BC，降幅高达5000年。相应地，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所谓西方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包括使用自然铜的始发年代也都将在1000BC之后。而西方铁器时代将在公元前后，这与《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看到西域“不知铸铁器”是一致的。还有，牛羊马车等也将在公元前1000BC之后。
这是惊天霹雳！震撼寰宇！天昏地暗！
中国学术界不敢相信西方会/敢撒如此弥天大谎！而据说希特勒的理论是，人们大都会撒点小谎，但很少有人有胆量去说些弥天大谎。因为那些谎言让人难以置信，结果人们倒反而倾向于相信它。
那么，西方真的可能撒下如此弥天大谎吗？根据文行先生颠覆西方考古学“三部曲”，答案不言自明。
“西方早期研究基于圣经史观体系，预设了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的历史哲学，西方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一百多年里所估算臆测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不可信，在碳十四发明之后所进行的单方面碳十四测年数据也不可信，年代数据的处理也不可信，抛却数据的测定误差和置信度不谈、不排除西方考古发掘极度混乱、不排除西方伪造数据。”
在《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西史乱颠倒 一黍定乾坤》一文中，我以黍的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尽管刘歆益先生以“晚期混入”来解释，但根本行不通，因为“晚期混入”绝不是常见现象，绝不是必然现象。在本文中，我以中国彩陶的“东风西渐”来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除了基于我不相信“彩陶双起源说”，我坚信彩陶的“单一起源论”，还基于西亚从陶器开端“发展到”比中国彩陶更辉煌的时间太短——区区900年。
西方人文社科体系是由现代早期种族主义者通过“粗糙的实证主义”（贝尔纳语）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这不是“粗糙的实证主义”，而是伪造数据、伪造报告、伪造证据。当然，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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