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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参军梦
黄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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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混了两年高中的我退学了。退学之前父亲看我完全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安排在大队代销店销售日杂百货，算是生产小队抽到大队的机动摊派劳动力，刚去时生产队给我每天计7分工。
别小看这个代销部，那可是大队唯一为老百姓提供方便的地方，也是上面的计划物资（烟、酒、糖、火柴、煤油、柴油等）发放点，进了代销部就是大队企业的工作人员，不用到田地里去劳作就可拿到生产队工分，也可说是脱产人员。
记得我和徐要平的上一任售货员是三队宋家湾宋长清（湖北铝厂干部）的老婆和八队金家畈退役军人黄华清（党员），他们也都是社会底层筛子面上的“大个头”。在现在人眼里小卖部可能不屑一顾，在当时却是生产大队独一无二的商业场所，头上有光环的角色才有资格走进柜台里面荣光荣光。
当时大队的脱产人员：大队干部、学校老师、医疗室医护人员、代销店店员、加工厂（谷子、小麦加工）机械操作手、林场护理人等等，在当时一千几百人的大队里也只有二十来人的脱产队伍，所以能得到这不同泥巴打交道的一份工作，偶尔也会感觉美美的，庆幸自己有点小运气。
徐要平是我小学同学，比我大两岁，刚去时代销店的工作一切都是他作主。他积极向上，好胜心强，为把大队的代销店打造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商业场所，就不断地扩大经营范围，把本不属于代销部的工作都揽入怀中，如废品回收、鸡蛋收购等。特别是鸡蛋收购，我们不完全是坐店收购，只要是双日子平林街上热集，我们就会挑着箩筐拿着秤杆秤砣到黄寨河渡口赶平林集的要道上收购鸡蛋，有时也会寻到乡湾去收购鸡蛋和废品。臆想着增加了代销店的吞吐量就会引起上面合作社领导的重视，能把我们同张畈、檀岗、横山一样转为合作社属下的一个直销点，果真能如此我们就有了依靠，说不定也可成为一个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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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进代销店的时候，父亲就同我讲了：上面如果有招工指标，或公社需要临时工什么的，大队书记说了，如果他能掌控的范围内只要有机会就会优先考虑我。当时大队的徐书记同父亲是烧过香磕过头拜过把子的，我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不过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在前进，政策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变化，前面书记承诺的对我的优惠政策也变得不复存在了。
我知道代销店也不是长远之计，只是暂时的栖身之所，根本没打算在里面干一辈子，我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大队干一段时间有机会就去当兵，当兵的大门应该是永远为我敞开着。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的娃儿，想跳出农门放眼外面的世界，唯有两条路：考学、当兵。既然考学的路口为我标明：此路不通，我也只好坚定一个信念：当兵。
我虽热爱代销店的工作，可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萦绕在头顶上空的都是军装的色彩，军人的帽徽极为醒目：红色五角星的光芒一直在脑海里闪耀。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认准目标心无旁骛，决定到部队不辞劳苦努力工作，一展抱负为家争光，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好不容易等到了80年下半年，招兵工作的宣传标语粘贴到各个生产队显眼的墙壁上。看到醒目的红色标语，禁不住热血沸腾，我立马找到了民兵连长拜托他，把先前同他说了N多遍的话又重复了几遍：今年一定要把我送到部队，来日有出息绝不会忘了你的帮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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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民兵连长是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徐传法。徐传法一表人才年轻气盛退伍回来就受到了大队书记徐要志的重用，并把他作为培养下一代领导干部的好苗子。记得当时书记把自己份内的大事小情都放手交由他去打理。
新上任的官儿三把火，连长春风得意，让有些人背后说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不好打交道，可我不以为然，我同他交往不卑不亢感觉很和谐自然。
同连长一交如故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我同他年龄悬殊不大，他比我大5岁；其二，他是我房族伯爷的舅侄儿，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其三，大队代销店和大队领导办公机构都设立在徐家咀老小学校舍内，再加连长家住徐家咀，见面交道多了，也就没有距离了。交道多了距离近了，想参军的愿望我也同他讲了多次。看得出来他是支持我的，对我的事也很上心，他说只要我体检合格就让我走。
当年当兵是很吃香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只是一种形式。在我们那个应征的年代，适龄人特别多，记得我们大队当年报名当兵的每次都有二十来人，有时更多，可每年能如愿以偿的还是凤毛麟角，只有一二个人。如果不是每年每次因体检而砍下一批人，这些人大多是医生说他们的身体不合格，他们就坚信自己有“病”，而导致参军梦胎死腹中，第二年到了征兵的季节再也没有勇气去应征了，要不然每年参加体检的人数会更多，参军的竞争压力会更大。
征兵名额有限，想入伍的又多，基层领导只有提前做工作，把报了名而不符合内部条件的都不放行，如家庭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顾的，这样的对象就是身体条件再好，当兵的心情再急迫也不放行；综合素质低下送到部队搞不出什么名堂浪费大队兵员指标的，劳动力差的家庭年轻人等等都先行内部排除掉。
看到蜂拥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再看看上面分配的有限的名额，怎么办？官再大也没有资格公开阻止年轻人报效国家，没有资格剥夺别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摆在基层领导面前的一大难题，为了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所以体检这一关好似是与民兵连长无关的工作，其实就是他面前重中之重的大事，其次就是政审，把好做好这两个环节的工作后面的路就一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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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鱼跃龙门，体检这一关很重要。耳闻小道消息：民兵连长同体检医生关系融洽，怕的就是体检合格的人员过多，导致基层领导的后期工作量增加。在征兵工作中为了压缩矛盾多发，地方领导大多在事前尽量把工作做到位，做到成算在胸，体检时他们就会把他们初定的意向人员有意无意地透漏给体检医生，让体检医生心中有数好见机行事帮忙把关。也就是体检这一关让绝大多数有意当兵的人吃了哑巴亏，不明不白地被淘汰，与兵营无缘。
当兵能否如愿身体好是必然，可身体再好也不一定能走，这中间就有太多“人情世态”，说复杂也可说相当复杂，说简单也好似那么地顺理成章，总之除了上面说的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要看当年大队同时想参军的有哪些人？是什么样的角色？背景如何？等等，如果运气不好遇上一个两个“硬货”同自己竞争，那就要落花流水自认倒霉了。
首次的应征体检在青龙潭，上面武装部门和卫生部门来人把关，由青龙卫生院医生负责初检，青龙一关过了后才有资格到镇上复检，在孛畈复检如果正常那就只有政审的最后一关了。
初检的顺利通过让我忍俊不禁，正当我把喜讯告诉父母时，父亲的脸倏地板了起来，压抑不住的不愉快布满了面颊，口里还愤愤地嗫嚅道：“人怕当兵，铁怕做针，当兵那是搞得玩的吗？没听别人说部队的日子多艰苦？”。看我没言语，父亲接着又提高了嗓门：“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都在洪家湾生存下来了，到你这儿就住不下去了？”
看到父亲的不支持，正憧憬在明天军容整齐队伍中而热血沸腾的我，恰似一盆冰水从头上泼下凉到了脚跟。说心里话我当时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只是狭隘地认为自己读了几天书识得几个字，要找一平台抚慰心志能一展拳脚，让自己所学有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想跳出农门，做一个穿戴干净衣冠整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威风八面，不用吃苦还可轻松地吃商品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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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好面对父亲说自己如何胸怀大志，只冷冰冰回了一句：“您说当兵不好，那人家为么事都削着脑壳往里钻？”
一天，民兵连长到代销店来找我，说我父亲找过他，说父亲同他讲了好多不能让我当兵的家庭原因，甚至还嘱托他希望他来帮忙做我的工作。父亲最后警告连长说：如果你要把我儿子弄去当兵，你连长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连长左右南北说了好多后又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不能走就暂时不走，等两年再看，如果老人慢慢地改变了观念，你还想当兵我一定把你送走。”
父母的心思我很清楚，家庭情况明摆着：家中老少九人，爹爹婆婆都七十多了，只能靠喂猪喂牛积攒一点农家肥料，牛栏、猪栏楂子和养牛、捡粪挣点工分。母亲身体差，贫血，怕水中劳作，怕在光线差的地方劳作。记得当年母亲到塘边洗菜，只要水中波浪起人就会发晕，在光线差的地方工作就发晕，所以农活再忙母亲也不敢加夜班赚工分。母亲重活不能做，水田里的活路更不能做，别人每天赚10分工母亲每天只拿7分。
母亲一生晕车、晕船，在光线差的地方寸步难行晃动几下就晕，在水田中水塘边见波就晕，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时在生产队还有部分人以己度人，在背后说母亲的病是偷懒装的，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听不得别人的胡言乱语，无奈也只得忍气吞声。
小字辈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只有我辍学没读了，其他弟妹都在上学，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动力。刚下学的我也是从7分工慢慢才升到10分工。所以我家当时是全村最大的缺粮户，没有劳动力的家庭说明白些就是靠余粮户们有劳动力的家庭来帮衬着过日子的，这虽说是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优越性，可有些心胸狭窄的人就会再三再四地找小话，说：如此不公平缺粮户占了他们的便宜，更甚者说剥削了他们。种种不酸不麻的言论对于我自尊心、好胜心强的父母来说，对于他们生活及心理上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总觉得低人一头，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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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们生产队的人虽说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人们整体素质还算不错，与邻村的相比较还算得上是非常团结的群体，可再好还是有那么少数人，好乘一时之勇说话趾高气扬，碰到与自己不对脸的人或事就使用粗暴野蛮的方式处理。讲房头，讲拳头，讲粗鲁，看谁更泼辣更凶悍。父亲弟兄一人又是几十年的小队干部，一名共产党党员，有修为，不好与人讲勇斗狠，生活中也远离那些粗俗顽劣、揣奸耍猾之人。自己总是谨言慎行，积善布德，以德报怨，一心想做一个好好先生，可好好先生对身为生产队领导的他，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总不能把千般事都当作无闻，闭目塞听，他的性情和职责都左右他必须赏善罚恶，维护公理，伸张正义。父亲无论怎样小心翼翼、玲珑八面也难免不受到邪魅的伤害，虽凭借自己的智勇贤德没有人敢同他动粗，也难免不吃一些莽夫劣妇的长舌之亏。
父亲的苦衷没有直接同任何人讲过，也没同我讲。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同样的道理，只要儿子用心地多关注父亲一些，也可说知父莫若子。我是父亲的长子，父亲把我留在他的身边是想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慰藉、是想在生活的长廊里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在言论自由上有个义无反顾的帮腔的、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他能督促我早一天结婚生子，为家族传宗接代。至于荣宗耀祖的事，父亲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次子、季子和姑娘的身上，长子留在身边垦农为他接班为他养老送终。
记得父亲15岁时，因他一手好毛笔字，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龙街上被正下乡公办的县城普爱医院院长看中，要把父亲带到县城医院工作。父亲同院长讲怕伯伯（父亲的父亲）不同意，院长听后立马来到家里，好歹讲了一通大道理，爷爷才勉强让院长把我父亲带走。那时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就是机械路也没有，父亲到普爱医院工作了一个星期，三十多里的路程徒步回家，回来后再也没有去过。不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家中独子，不可远行。
爷爷的言传身教导致自己“优良”的传统观念被父亲所继承了，所以我是家中长子，同样不可远行。
可能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连重检的资格都没有获得的我，没有半点怨父母，相反我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我要留下为他们分担部分压力，哪怕是很微弱的部分，比喻在他们的眼前听他们使唤，挑担水、喂喂鸡，不让他们为我而分心和牵挂等等，我也会感到很欣慰，这必定还是在做儿女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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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等两年再看看，看在后面的日子里是否有其它喜从天降的机会来光顾我，我一直表面上口头上没有答应父母我再不当兵了，每逢提到当兵的话题，我还是坚持说我要当兵。
真是瞬息万变，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981年年底82年的年头农业合作社被历史所遗弃，分田到户在全国各地实施，当然我们桃园村也不能拖后腿，同样也在轰轰烈烈全面推进。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像本家这样的九口之家，分有10亩多的水稻田还有几亩的干庄稼地，把我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如何能承担把公粮任务完成还能保证全家有饭吃，这是笼罩在所有缺劳动力家庭的头等大问题。
当时同村大多好心人，也都在为我家担心，担心九口人的大家庭，老的老了没有体力，小的小了都在读书，女主人又是一病号，全家就只有一个精于算盘的干部，对耕种业务也不是那么擅长的人，能把两担多田种好吗？虽说有我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可种田也是一个愣头青，在别人眼中又是一个“秀才”的我是做不了一个人情世（正经事）的人。
“秀才”别人当时这么称我，可我知道不是一个什么雅号，总感觉是懒惰和不作为的代名词。
当年大队开办了初中教育，我正在上初中的一天，学校组织学生支农，正好支援的是自己的生产小队，支农的科目是“活泥”。
活泥就是到水稻田中拔除成形的野草和松动秧田底部泥土表面即将生长的野草苗，松了泥土后田中的野草苗的根部就没了依靠，就会被田中的水浮起，浮在水面时间久了野草就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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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学生正在汪家冲的水稻田里忙碌，不知不觉大队徐书记一行数人来到了我们活泥的田边参观，见到我正一胳膊肘枕在大腿上，单只手在水田中蠕动。徐书记就大声地用调侃的口吻叫着我的小名：“黑子，你峙（硬）到个身子，像个秀才，看人家都是两个手在搞呗。”话音刚落，旁边的同学和在场的大人们都看着我笑开了，从此“秀才”就是我身上的一个新的符号。
分田到户让我的参军梦自动地破灭了，欲哭无泪的我像失魂落魄的野鬼找不到自己的落脚之地；像瞎了眼睛的苍蝇，只知嗡嗡乱叫没了方向；像溺水的孩子，在池塘里扑腾扑腾地挣扎着，用着微弱的气力将头伸出水面，搜寻着岸边的野草和树枝，搜寻着希望和光明；心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整天七上八下，我每天只有浑浑噩噩，怨天尤人地打发着金子般的岁月。
为了种田有个帮手，父母给我张罗着婚姻，逼着我同摇窝亲结婚。这可不是小事，半点来不得马虎，我告诫自己必须深思熟虑，不然害了自己也坑了别人。
老人的意思是：亲戚都来往了一二十年，又是乡里乡亲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现在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如果再生出事端，都是转转的亲戚（亲戚连亲戚），怎么见人？
一时被逼到墙旮旯的我，寝食难安，食不甘味。白天忧心忡忡，恍恍惚惚，晚上睡在床上就像俎上鱼肉，后被抛进火红的铁锅中，任他人拿着锅铲翻来覆去倒腾着。
1982年开春，田地到户基本上完成，大队营销店还在继续营业。每当我从大队回来只要有空父母就会旧事重提说：“你今年老大不小了，从前男的十五六都结婚了，你现在都二十了，你以为你还是个尒哟。”诸如此类的话老人说的太多，我也回答了多次：“我今年才十九岁，我还不想接媳妇，等几年再说。”有很多时候我就装没听见不理不采，反正又说不到一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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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看我无动于衷就拜托同我玩得好的年轻人做我的工作，如同事徐要平，相好徐明才等，看到效果不佳无济于事有时也打出悲情牌：“家里这么多田，你妈的身体又不好，总是发晕，不接个媳妇回来帮帮忙，你要把你妈累死还是把我们气死？”
一天我心情低谷萎靡不振，魂不守舍，父亲看到我脸色深沉，魂不附体的样子，不免有些担心地走近我：“你是不是病了？”我没有应声，接着他又问：“是不是跟要平生气了？”父亲看到问了我多声不见回答，就提高了音量：“你听到了么？你做个声社？”看父亲着急的样子，我就生冷地回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冇得事，心里烦，不跟你说话，想找个明白人说。”看到被怼得脸红而无话可说的可怜父亲，我一时愧疚难当。
当时我像一头被困而无处发泄的野兽，不择对象地狂嘶乱咬，像被乌云笼罩将要昏厥的病夫，需要上帝来拯救。
第二天，天下着小雨，代销店里几乎没有人来买东西。室内的光线有点暗，我坐在柜台内，头脑一片空白，仰望着房屋上的人字架木梁，突然显得灰暗的室内又瞬间深沉浓厚了几分，我不由自主地朝店大门（单扇门）的方向看去，门前站着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人，待来人摘下帽子，我忙站起身走出柜台，同时也和来客打着招呼：“三爷，在落雨怎么过来了。”三爷点了点头，边应承我边拿着帽子朝外面甩落帽子上的雨水，甩好后就把帽子平放在门店外的走廊里，然后再脱了蓑衣把蓑衣放在帽子上才走进店内。
三爷同父亲小两岁（1941年生人）名黄运德，是父亲房族兄弟，同父亲一起读过私塾。父亲因家贫读了两年就失学了，三爷一直读到县城，安陆老一中毕业，后来因家庭被划为富农成份，空怀凌云之志而无用武之地，直到五十岁临近方大才小用地安排在大队小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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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三爷没有买东西的意思，我就请三爷到柜台里面拿了把凳子让他老坐下，我问三爷：“您罗有事找我吗？”“没有事，我今天只是家里没事做，想到你这儿坐会。”三爷心静如水不急不躁地回答道。
我一切都明白了，昨天同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没想我只是说说而已，谁知父亲真的上了心，三爷就是父亲给我找来的明白人了。说真的三爷在地方十里八乡虽说没干什么特殊的工作，可还是蛮有名气的，毕竟他是当时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在乡野可称得上是一位难得的儒士。知道他老人家的来意后，我倍感诧异，在惊诧的同时也对父亲多了几分的尊敬，也让我更深层次地懂得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内涵。
跟三爷平时碰到随便的招呼是很轻松的，可从来没有今天这么认真过，起先我还是特别紧张的，有点语无伦次不知讲什么好，后来不知怎么的谈着谈着就放松了，甚至还忘记了我们是两代人，导致我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讲出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憋在农村的委屈；谈到了没有情爱的摇窝亲的悲哀和缺憾，谈到了早结婚婚后拖家带口的负担和责任，谈到了味同嚼蜡的枯燥生活，谈到了自己如同池鱼笼鸟般被“囚禁”的现实。
谈话结束后，我回想起自己在长辈面前的无所忌惮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放肆”，怎么当时没怕三爷说自己：轻浮狂妄；心比天大，命比纸薄；命中只有三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养活祖祖辈辈的地方，难道养不活你一个？等等父亲常告诫我说的话，三爷没说，三爷半个字没有伤害我，相反让我欣慰的是我还感觉他老人家很欣赏我，对我某些观点还点头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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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爷的一次谈话起到了质的变化，没几天工夫，我觉察到父母不断没逼我加快结婚进程，相反他们还同意了我废除摇窝亲的请求。同三爷的一次交谈，我感慨良多用几句来概括：君踏细雨行，释惑育后人，神交遇知己，爷为方向灯。
看到分田到户家庭缺劳动力的窘境，看到父母举步维艰，昼夜劳作地辛劳，看到幸灾乐祸之人等着看我家有田无收的笑话，我暂时把心心念念的参军梦抛在脑后，一门心思地活在当下，我丢掉了“秀才”的身姿，使出全身的力气，要帮父母种好每一寸土地。
刚分田到户的一两年，湾间的大多好心人，只要忙完了自家田里的活儿，不用开口就会来帮着我家抢种抢收，时间久了人们也失去了当初的热心。别人不主动帮扶你自己也不好要求别人来帮你，毕竟农忙时每个人都忙得精疲力尽。再说就是求别人帮忙自己也是有口难张，毕竟自己家从来也抽不出人力来还别人的人情债。
记得当年农忙时节，代销店不能关门还得继续营业，因农忙相互帮工，被帮工的户主大多也管饭，管饭就得采购烟酒油盐酱醋等等，所以说农忙代销店也忙。
每逢农忙大多这时就会同徐要平分天值班，幸好他家劳动力比我家强一些，再加他又善解人意总是多给些时间让我回家帮忙家里做事。
做农活时我一改年少的“秀才”气息，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强壮的铁汉，不是自吹自擂当时隔壁家道怀长辈就称我为铁人。做同样的活别人用两次，我只一次完成，别人用两担挑的份量我一肩挑走，别人需要1小时完成的任务我折半完工。特别是天要下雨了必须抢收，这时的我一个顶两还有剩，来回的田坎小道上只看见一路狂奔的我。农活插秧、扯（拔）秧我也是一把好手，可同女人中的快手一决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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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只要第二天有秧要栽（插），头天的晚上我必须头顶月亮身骑秧马（水田中的凳子）夜战半宿，夜静胆怯时我会哼着小曲伴虫鸣，高拉嗓子驱鬼神，仰首向天寻北斗，伸手锄禾盼明晨。我扯的秧头有一特点：那就是个头大，泥巴多，难得栽（泥多了根茎相连，要把秧苗分成小蔸就慢多了）。我知道其中的不足，可自己就是力气大（一把把地扯），性子急，为了抢时间，也只好只顾眼前，管不了挑得动还是挑不动和好栽不好栽。
农活中无论犁耙栽薅，还是掀（扬谷）碾垒（草堆子）挑没有不会的，而且还精到。每年的忙月就是一场战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拚斗的过程中我总会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挑得肩膀红肿而生疮，插（秧）得手指溃烂而流脓。
苦，锻炼着自己的意志，修补着灵魂的缺憾，虽然折磨着自己的肉体，可收获到的是无价的财富。现在回忆过去时光是一种享受，可在当年疲于奔命还是数次让我在夜深人静之时、在无人的角落里为自己的眼下和将来长歌当哭，经常仰天长啸，声嘶力竭，向隅而泣，泣血如注。追忆当年常伴月孤行的情和景，可谓月下蹒跚步，游神几多忧？举首问苍天，何时为尽头？
一晃就到了1984年的新春佳节，这个春节对我来说非同寻常，无论自己到哪家亲戚去拜年，还是姑舅姨到自家来恭喜，只要有我在场大家聊天的素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婚事，神奇地一致都说我年纪不小了，还没有一个对象怎么得了。听着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为我好，都是善意的规劝和提醒，可在我感觉那就是讨伐和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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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年初几的一天早上，我睡在床上没有起来，妈来喊了数次催我起来，说太阳老高了，再不起来你舅爷们就要到了。当年农村没有吃早点的习惯，都是10点钟左右吃早饭，三位舅爷8点左右就到了我家，我出于礼仪忙披上衣服出来打了个招呼就又回睡了，为的是躲避我已经听到厌烦的话题，没曾想三位老人放下长辈的架子，自个地搬了条长板凳，来到我的床边坐下，大舅伯和四舅坐在板凳上，三舅坐在我的床边，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进去，现在也记不得了，可有一句至今还回响在耳边的话，就是母亲在房门外的牢骚：“冇得家教的东西，舅爷们到床边坐着，你还能睡得着？”舅爷们的阻止才让母亲走开。
我睡得着吗？老人们在床边苦口婆心，声情并茂地给我解惑，出于尊老的角度我怎能睡的安稳？心怀忐忑，惶恐不安的我，心脏快速的跳动，跳动的节奏让心脏疼痛了起来，侏儒般的灵魂畏缩在被子里有如丧家之犬无处逃遁，年轻的心，好似被破碎的玻璃扎得血流成河。
我不记得舅舅们说了些什么，可我还是妥协了，答应了有媒人介绍就去相亲。当时心里想该用一下孙子兵法中的缓兵之计，相亲就相亲，反正决定权在自己的手上。
土地个体化后的代销店慢慢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代销的性质也慢慢地不复存在变成了经销店。代销店是代替国家供销合作社销售，是社会最底端的一个销售分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同合作社相统一；经销就是个体化自主经营了，价格随市场需求而波动。先前徐要平想把代销店做大做强想被供销合作社吸收已化为泡影，照耀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丝阳光，也被市场经济所覆盖，我们的“天空”又是漆黑一团。
没有希望的日子枯燥乏味，整天精神萎靡惶惶不可终日，我恰似断了翅膀的雏鹰、被拴在树桩上又无草可吃的犟牛，成天苦闷得让人窒息。我年轻的生命及飞扬的青春被时代所囚禁，被家庭的现状所囚禁，无尽的黑暗遮天蔽日地包裹着我，让我的灵魂找不到归宿找不到慰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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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店既然被时代所淘汰，我们也只能把经销店干好，必定经销店赚的钱是自己的。为了扩大经营，不让本大队的生意流失或少流失，我们又到宋家湾的大路旁，搭建了一间营业场所，同徐要平一人经营一个地方，先前是合作着干，时间不长我们就分开了单干，他严控着上平林赶集的要道，我继续坚守着大本营徐家咀：我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当年的三月份，幺爷（姑妈）给我介绍了一位长松名香莲的姑娘，为了对付一下，我去同她在长松街上见了一面，分开后幺爷问我怎么样，为了给人家姑娘留个面子，我的回答是：还好，等一段时间再说。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幺爷看我没有准确的答复，也就作罢。正当我觉得没事一身轻松时，幺爷又送来了“好”消息，说香莲的湾间姐妹有一位叫秀秀的看上了我，说那天在长松相亲的时候，她是同香莲在一起的，看过我，说我人（看相）还可以，想交往一下。这个意思是秀秀亲自来到幺爷家同幺爷当面讲的。
幺爷讲的真切，不像是诳骗我的。幺爷的话好似一枚石子投在一潭死水湖中，荡起了层层涟漪，我一时对这个叫秀秀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她的勇气、大方、自信让我觉得她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鸟中凤凰。长了这么大从没有人欣赏的我又一次地来到长松，见到了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亮丽而高挑的秀秀，我们一见如故，有共同语言，很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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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见我对秀秀有那么一点意思，就趁热打铁，按照当地风俗快速地办理结婚前的一切礼仪流程。对方的家庭和秀秀本人的意愿都是越快越好，秀秀和我同岁，在当时那个年代22岁的姑娘没嫁是算大龄的，还有她手下妹妹的男朋友也在要人（结婚），如果做姐姐的不嫁，妹妹在前面出嫁了，在当年世俗观念还没有退化彻底的年代讲出去别人会笑话的，笑话姐姐自身肯定有问题，身上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瑕疵，要不然姐姐怎么还没有嫁出去？如果妹妹真的在前面嫁了，姐姐在后面再找对象的话，就要降低门坎大打折扣了。
秀秀家的家庭条件在长松地方一片算不错的，父亲是位教师，哥哥嫂嫂都是读过高中的，嫂子还是我的高中同学，家风还算文明，有那么一点书香气息。每次我去她家做客都是享受她家最高的贵宾待遇，一切都无可挑剔，看到眼前的一切我心里在隐隐作痛，我不想就这样一事无成地糊里糊涂的结婚，我的梦想不能被自己的贪欲所扼杀，我要当兵，当兵是我怀揣多年的梦，每当想起自己要结婚了，就好似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好似游荡在悬崖边缘马上就要坠入万丈深渊一样让我喘息难安。
当年十月的一天，我到烟店舅爷家去接客（通知客人，什么日子到自己家做客），接客为的是结婚前流程中的最后一个讲礼环节名“送日子”，“送日子”是为确定结婚日子而准备的仪式活动，这个活动很重要，双方必须把自己的所有亲戚接到各自的家里吃酒，并宣布自己的孩子结婚大喜的准确时间。
我到三位舅爷家接客完毕，就要到长松王家凹姑爷家和董家湾幺爷家接客，从舅舅家出来到长松正好路过秀秀家的后山坡，我就踩着自行车溜到秀秀家，到她家后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端倪，感觉她违背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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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内容是能否卖血的问题。当年烟店、长松有部分人常年到武汉卖血，一年数次，听说有的人一个月就卖两次，这个情况我早有耳闻，因自己不懂医学，浅薄地认为人身上的血输出太多，对身体肯定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没结婚的年轻人。有一次同秀秀聊天聊到烟店、长松人卖血这一话题时我问她：“你卖过血么？”她肯定地回答：“冇卖过。”接着我也谈了我对卖血的看法：“成年人受家庭贫困所迫卖血实属无奈，就是这样我也觉得间隔时间不应太短，如此长时间地卖下去身体受不了迟早是会得病的。”并一再强调不希望她去卖血，说结婚后我们日子过穷点都没问题，不能要钱不要身体。她当时对我的看法很赞同，也表态说自己绝对不会去卖血。
这天下午，我这位不速之客到她家的突然来访，让她有点手脚无措。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BB机，互通信息的方式还是传统的书信和见面口头传递，不像现在要有什么行动可先通知对方，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见面后我问她家里人都哪儿去了？她说她父母都有事出去了，自己也要到程巷姐姐家里去，说不留我在她家玩了。听到秀秀下达的逐客令我很是费解，心里想难道今天不去不行吗？可嘴上却说：“你如果必须要去我就送你去，反正骑车子也要不了多大一会。”
在从程巷返回的路上，碰到了一波又一波到安陆乘车的卖血人，因我的主要亲戚都在烟店和长松，来往的时间久了亲戚家的湾间人有好多都认识，所以在回来的路上同熟人打招呼的时候，有人问我急急忙忙地在干吗？我就简单地给他们说了一下我的来龙去脉，谁知其中有个纯朴的直性子女人说：“秀秀不是到她姐姐那里去玩，她是去输血，我们都是附近地块的都晓得。”听了后我怒火中烧，眦裂发指，一种被欺骗和玩弄的羞辱感侵袭着我的全身，我汗颜无地急速逃离了现场，生风的自行车链条在我的脚底下发出咔叽咔叽的哀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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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又羞又气的我，还是有那么几分将信将疑，我总觉得秀秀不是言而无信、扯是盖非之人，后经证实路上碰到的熟人言辞不假。秀秀的失信让我怀疑了我自己对她的判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草率，几个月的交往就谈婚论嫁了。说是几个月其实也只有大几次，几次综合加在一块的交流时间也可能只能用几十个小时来计算。我警告自己必须重新思考同秀秀的关系，虽说“送日子”的客都接了，我也不能糊里糊涂对自己不负责任。
经过秀秀的悖逆失约行为，我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一天，我很认真地同父母讲了自己的决定：“我是不会同秀秀结婚的。”父母听到突如其来的“惊雷”，父亲顿时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呵斥：“你以为你还是个小尒架瓦戳玩？这是能开玩笑的？猪成马就了两边的客都接了，你这时说不干，你是不是疯了？”我很镇定地回道：“您们看是不是辞掉这次的接客？如果不辞继续管客的话，接客的生活要用钱，更多是送过去的'活礼（礼金）’就得打水漂。”母亲也急了：“刚刚接的客哪好意思说辞就辞的，再说秀秀那边的客怎么辞？都是亲戚六转的这样做哪个走得出世？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社。”母亲不说我也知道这些人情世故，只是怕父母心疼钱，所以先说出来好堵父母的嘴，给自己留下退路。看母亲如此说我也继续顺杆爬：“如果硬是要送（活礼）我就送，反正送了以后我是再不会到她哪儿去的。”
记得那时一次的“活礼”用了五百多块，有手表、布料、猪肉等杂七杂八挑了一大挑子。上世纪八几年的五百块钱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那时的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多块钱，不吃不喝一年也拿不到五百块钱，还别说是一个农民家庭的五百多块钱，那都是得花几年的工夫从泥巴里一分一分地抠出来的血汗钱，说怕老人舍不得，其实我自己更不想花这个冤枉钱。可要是站在秀秀家的角度想想，客都接了，客人也都来了，如果男方不明不白地突然取消这次活动，那女方全家人的脸往何处放，有可能死的心都有。为了给足他人的脸面，不让别人因我而受到更大的伤害，也只好挖肉补疮地豁出去了。
“过活”的那一天，我到了秀秀她家，她家该来的亲戚都来了，也很热闹，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依旧说说笑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临走之时我只回头多看了几眼秀秀和她所住的“仙宅”，暗暗地说了声：再见了！
对结婚失去自信的我，又得到了一时的安宁，我什么也不想，反正今年当兵已赶不上趟了，原因是：第一次验兵的受挫让我气馁，更重要的是家庭缺劳动力的现状，让我决定在家帮几年再作打算，所以想当兵的愿望似熊熊烈火在我心中燃烧，虽没挂在嘴上可一直埋在心底，眼下又到了征兵的季节，一是老人的工作没做到位，说了也是白说，二是同秀秀“翻船”的事，老人还在气头上，他们还在期盼我回心转意，现在提出想去当兵，想也是白想，说出来也会碰一鼻子灰，心里打算只有明年好好说服父母后，再提当兵不迟。说不迟明年就23岁了，也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不过这也是实属被逼无奈，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不早就走了，幸好前两年家族也有两个长辈都是23岁才当兵，我明年去当兵算不上奇葩，还有那么一点顺理成章的味道。转念一想家族两位长辈是自己学习的榜样也是我想参军的动力，可他们到部队后都大展英姿如愿地考上了军校，我问了自己一千遍：你行吗？我闭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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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向往而热血澎湃因梦想而发光发热，而人生又因求之不得而痛苦着。在漫长等待的日子里，一个叫岁月的虫子在一口一口吞噬我的灵魂，我恍惚发现自己的梦想，是生长在阴暗角落的苔藓，因潮湿而散发出霉烂的气味。我因有梦而矛盾，因矛盾而苦恼，一边是力微而负重的父母和举步维艰的家庭，我如果因自私而不顾，心何以安？一边是一匹野马梦想挣脱羁绊，想自由自在地奔驰在属于自己的草原上，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和前程，如果不为理想拼搏、奋斗，错过时机，心何以甘？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牛犊，拼命地与叫做命运的敌人抗争着。
岁月在流淌，一晃就到了85年的下半年，这年因家无劳动力而辍学的小妹金英也有19岁了，她很懂事也很吃得苦，在家做农活特别卖力，也支持我走向兵营里撞一撞。在她的支持下，我才敢大着胆子再次向父母提出我要当兵的愿望，在我N多次的请求和死缠硬磨、狂轰滥炸下，老人们松口了，勉强同意了我对家庭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决定。
征兵的宣传红色条幅一年一度地又一次粘贴在各个村庄醒目的地方，看到闪耀的“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保祖国、保边疆、就是保家乡”，我的热血在皮肤覆盖下的血管里汩汩地奔涌翻腾。无独有偶，当时本大队还有两位胸揣梦想的热血男儿，同样也暗流涌动心潮澎湃，一位是从部队复员回来屁股还没坐热乎的桃园四队的徐明才；一个是宋家湾的钟表修理人宋天进。徐明才当了四年兵回来，满以为回到地方能大展拳脚，在大队能谋个一官半职，可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事与愿违，悔恨自己在部队没有倾心尽力，如果重回部队，只要好好努力奋起，挖掘自己的潜能，他相信自己有发展的空间。宋天进辍学后到安陆五七棉纺厂做过临时工，后又学习修理钟表，学成后回到青龙街上摆摊维修，是一个想改变落后面貌而积极上进的人。他们两个都是龙年生人，我长他们一岁，在交往中我们很是投缘，都是一腔热血，不甘堕落的梦想主义者。像同性恋的三个人，在相互影响相互鼓励下，一拍即合，破釜沉舟地报名应征。
体检如期举行，本村的年轻人也排成了龙形的队伍，先是测量身高、体重、视力，接下来就脱光衣服寸纱不挂地在一间空旷的房子里，排成队形，然后听口令：向左转，跑步走。一群赤身裸体的小男人们个个跑得气喘吁吁，这项主要是检查你皮肤上是否有大的疤痕、纹身和皮肤病，另外还要检查你有没有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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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量血压这一关时，喊到我的名字我就回了声：“到”就走进量压房，进门一看医生是我自家家族长辈青龙片区卫生院院长黄道林，我们习惯称呼他老为“林爹爹”。林爹爹比我父亲大两岁，是父亲儿时要好的玩伴，再加上又是隔壁邻居，就是成家立业后两人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当我看到这一科目是林爹爹把关，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忙上前尊敬地喊了声：“林爹爹！您罗忙！”他老微微地笑了笑叫着我的小名：“黑呀，你来搞么事？都这么大的家伙还当么兵？”边说边示意我坐下，我坐下后顺便挽起了半节袖子，还很不好意思地回道：“我想来试哈。”
话说的很轻松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中火烧火燎，没有说出来：当兵就是我唯一的选择和出路。林爹爹用关切的语气又问道：“你伯伯（父亲）、妈答应了么？”我小声而坦白地说：“他们都答应了。”林爹爹在我的小臂上绑好了血压带，把听筒塞进了血压带里面，静静地听着看着血压量测器上的变化，片刻工夫林爹爹把注意力移到我的身上说：“你是不是刚刚跑了步的？”我回答：“没有，跑步离现在已经好大一会了。”林爹爹摘掉耳朵上的听诊器又说：“你的血压高到220。”
说真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多少。忙问：“那正常的血压是多少？”林爹爹没有笑话我无知，还给我解释：“正常的120。”听到自己的血压高出这么一大截，我没有害怕和担心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而是想着自己的参军愿望要泡汤了，就急不择言地：“林爹爹，您罗能不能给我重量一下？”
这是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是外人，你还怀疑他的医学水平有问题，把你轰出去就是对得起你的。林爹爹没有不高兴反而答应我，让我在外面等会再给我量一次。
走出门外木讷的我，面对别人的招呼听而不闻无动于衷，看似平静站立不动的我，头脑中一片漆黑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天上在怒吼，地下在晃动，惴惴不安的心脏有似针扎的疼痛，身子象被洪流裹进了深潭，浑浊的洪峰击打着我的身躯，让我呼吸困难，将要休克的自己如同万箭穿心似的难受。
我再一次地走进林爹爹的体检室，希望能听到他老说一句：刚才是我搞错了，你的血压正常。如果刚才检验没有出错，希望得到他老人家的包疪。看得出林爹爹没有丝毫的不高兴，继续为我量着血压，可结果更让我发懵，他老说：“黑，你这次的高压比刚才还高，上升到240了。”
我彻底的失望了，我们一行三人都像霜打过的茄子，耷拉着脑袋，相对无言，也不知是怎么走回家的。
一头不安于现状而又被死死栓牢的“牛牯子”，在横冲直撞、上窜下跳中，终于筋疲力竭。安静下来后前前后后想了很多，曾经也想过是不是父母同林爹爹私下有什么交待？每逢想到此我也不想再为这毫无意义的问题纠结下去，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为后人好的，既是真有交待那也是为了我好和家庭好，我没有权力责怪、记恨任何人。记得前几天进东长辈转发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让我很是认同：孝顺就是顺应父母的要求，只有顺从，才通达神明，光照天下；人是否长大和成熟与年龄没有关系，而是从能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开始！
看到我回来，父母立马来到我身边想从我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仰面朝天发出了一声浑厚的长叹，闭上眼睛从牙缝里蹦出来了一个字：“命”！
20岁时的黄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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