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何路在同一个院子里挨饿的曾德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小有名气。他因为诗歌而被称为“顾城的接班人”，但却因为做人，被一些认识他的人形容为“一个诗神附在了一个垃圾身上”。
“他经常蹭饭，不惹人厌，但惹人烦。”人们解释说。
他“很有才气”，曾经写下“清瘦的甲骨文在薄荷的香气中洗手／哽咽的珍珠，从大地的蚌壳中飞升”这样浪漫的词句。但“在他脸上可看不到任何唯美和纯真的表情”。文学杂志《芙蓉》的编辑们记得，这个黑瘦矮小的人总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嘴里嘟囔着，“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常常呈现“饿殍状态”，困了就和门卫挤在一块睡觉，或者干脆睡在杂志社走廊里。
去年西安一次笔会的开幕式上，曾德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当即被观众们追为偶像。
曾德旷想赚钱。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出版后，他将这本定价15元钱的诗集卖到100元一本，后来又抬到300元一本，最后“竟然还真卖出去了两本”。这样的好事不常出现。结果，5年以后，他仍然带着卖不完的诗集在各地流浪，有时也去美术馆和公园里卖唱，“和其他人一样，把帽子扔在地上，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但常常被保安追撵。”
这时，距离他成名已有15年，他却从来没有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名“顾城接班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人资助的渴望。尽管他常常辩解自己“不算乞丐，因为诗人毕竟是有尊严的”，但只要开始聊天，他总是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寄生虫。”
一个在重庆县城工作的朋友长期资助曾德旷的生活，“一个月100元，或200元”。他也乐于炫耀同学给他封的一个大红包，“2000元钱，人家也觉得艺术家不容易。”他还曾经以出诗集为名找到一万多元的赞助，“不过最后钱都花掉了”。
他羡慕大诗人里尔克，里尔克曾经被贵妇资助，有地方住，有一些钱过简单的生活。他幻想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幸运，但这不现实，“中国诗人的地位太低贱了”。
他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坦白:“我不想劳动，我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写东西。”不过，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这条路太难走了”。3月20日，他与何路共同承租的这座小院即将到期，他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北京了，也不写诗了。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宋庄不能给我希望”。
不过，何路还会留在这里，曾德旷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在这能找到希望”。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其实，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来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的朋友担心，“会不会像范进似的。”
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经常填不饱肚子的何路不同，赵庆曾经旅居美国，是个商人。
“没有何路的宋庄终将是平庸的宋庄。”赵庆说。
最初，宋庄的一个广东画家阿限让赵庆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脏脏的，个子不高”。他邀请阿限到北京城区的家里做客，到了中午，他说，“走吧阿限，请你去吃红烧肉”，阿限很高兴地同意了，满脸都是“很天真很灿烂的笑”。正要启程时，阿限却突然说:“赵哥，我不去了，我带饭了。”边说着，这个像个孩子般的画家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冻硬了的糖三角。
“当时实在太惊讶了！我决定，一定要进宋庄看看，该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有这样一点也不虚荣的自尊。”最后，赵庆干脆住进了宋庄，因为宋庄让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能力”。
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一个老头儿，静静地蹲在墙角，看起来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随着进一步的交流，赵庆逐渐发现，这个老头儿和村子里许多梦想着“成功”的艺术家不同，“他心中没有贪欲、没有恐惧，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他将是宋庄的绝响，在庆幸之余，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饿死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与耻辱”。于是他决定，将来还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不多，就相当于低保的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又帮了他的忙，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255页的《何路文选》。在此之前，2009年年末，这些作品因为包括过多“性和暴力”的词汇和语句，找不到正规的书商出版。作者本人将此书的售价定为100元，“不算高也不算低”，尽管他也想过，如果像曾德旷的诗集定价300元一本，说不定“价钱越高，卖得越多。”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售书136本。赵庆将7800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这是一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6800元给了何路，“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又数了4000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的作品了。有些读者将他封为“大师”，但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并不这么看，有人说“行文比较粗糙，文字造诣不高”；也有人说，“这是‘标语式诗歌’，内涵不够”。
尽管大家都承认“他的生活态度足以担当得起‘死磕派’这个名字”。
活着，并依然“死磕”
因为那一场大病，诗人何路无意中被许多人当成了“宋庄的精神指标”。2009年10月份的一次宋庄聚会中，这个邋遢的诗人照片被放大到两米高。他本人则被送上巨大而古老的炮车，威风凛凛——这是行为艺术家们作品的一部分。他甚至有机会作了个总结发言，不过，发言稿是别人写好了递给他的，他只是照着念了一遍，念完后，还在别人的要求下，鞠了3个躬。
作为诗人，他对这个作品很不满意，“发言说得很傻，文字也不好。但他们不让我自己写”。他对要求自己鞠躬也感到不满，比起向帮助过他的人鞠躬，他宁愿行3个少先队礼，这是他常年来坚持的打招呼礼节。“鞠哪门子躬？干嘛鞠躬？死人了吗？没有。我活了，活得更“酒”了。我真诚地谢过一次，再这么谢来谢去不烦人吗？”
迄今为止，诗人何路看上去并没有太大改变，不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挨饿，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敲响他小院外的绿色铁门，在他那冰冷的如同地窖一般的“客厅”里喝酒、聊天。如果不是被问起，他不大会提及之前生病与受助。
今天所能找到的，只有一篇他的感谢信:“……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此刻，我在宋庄的院子里调养虚弱的身体。春天的桃花正在开放。劫后新生的舒适感还在心里荡漾。好吧，活着并依然‘死磕’。……”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被那些虚无的感谢束缚住，但人们始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表示关注。就在这个冬天，他又进行了一场自发的行为艺术，“光着屁股在雪地里打滚”。
照片被迅速传到网上。谁知，过了不久，一个因出于对募款发起者“胡月朋的信任和对老何的同情”捐过300元的网友挺生气。“不久前你差点呜呼哀哉，挺大岁数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好歹！你身体好大家都高兴，你光屁股在雪地里撒欢就是不珍惜大家对你的祝福。”
他强烈要求:“老何，你退回我那三百块钱！”同时，他给这笔款项制订了详细的规划，“我听说家住宋庄在美院读书的一位小女孩病重，治疗费用很高，请胡月朋转交小女孩家人。如无法联系，就请胡拿此钱跟哥几个吃一顿，名单有:钟天兵、杨小兵、尹昆、邝老五、片山、马野。有的人名一时想不起来了，请胡自行决定。吃饭时别叫我，我一到宋庄就头疼。另，吃饭时不要叫上何路”。
“你看吧，这就是拯救一个诗人带来的影响，都快过去一年了，一切仍然没有结束。”胡月朋说。 本报记者 赵涵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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