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秀枞阳｜义津先让：各让十丈！可建几多“六尺巷”？
关于典故的论述，要追根溯源，认真研究，切忌先入为主，擅自对号入座。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要抱着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这是对文化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事先预设一个主观想得到的或者有利于个人主观意志和利益的结论，然后找些民间资料或人物口述来加以佐证自圆其说，是极其不科学的。关于“六尺巷”的来龙去脉，我没有系统考证，但特别支持本文观点，作者详细考述，有理有据，不偏不倚，在一刀切的桐城张英版“六尺巷”中能够脱颖而出。特加以搜集整理，以飨读者。
再者，许多人喜欢引用家谱为本族贴金，其实关于族谱和家谱的使用尤须谨慎。家谱是研究宗族的重要史料，因其内容的具体性、资料的原始性、时代的连贯性和记载的系统性而备受学者推崇，但是家谱史料的缺陷亦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谱阙如的现象较为常见。以族规家训的缺失为例，主要为以下几个因素所导致：因为战乱导致家谱的大量遗失；因修谱耗资较大，许多宗族的家谱修纂出现断裂（长年失修）；许多家谱（尤其是小族谱）以世系图为主，没有族规家训内容（据笔者从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安徽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查阅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860部徽州家谱来看，载有族规家训的不超过15%。）；某些徽州家谱虽载有族规家训，或非本族撰写而是沿袭前代，或内容过于简略而语焉不详。
第二，指导思想有失偏颇，常扬善隐恶。史家历来注重秉笔直书，记载史实要力求真实可靠。司马迁的《史记》即因其“不虚美、不隐恶”而著称。但是出于光大门楣、强化宗族统治的需要，徽州家谱常对名门望族大加渲染，多用溢美之词追奉祖先，主观意识较为浓烈。甚至出现作伪现象，影响了家谱的文献价值。
第三，修谱粗糙，错讹之处时有出现。有些修纂者文化水平不高，文史知识匮乏，对家谱的祖先源流、迁徙情况等一知半解，错漏之处显而易见。还有族谱修撰时不加考证，也不与史料比勘，互相抄录，以讹传讹，影响了史料的严谨性。
基于以上局限和不足，我们在选用家谱资料时，应特别注重与原文的校对。对于颇受质疑的地方，尽可能与文书、方志、名人文集记载等进行比对、互证，力求最大程度地反映历史现实，接近历史原貌，以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就“六尺巷”而言，本不属于桐城专属，张英说早已备受质疑争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关于张英的邻居“吴”家花落谁家的争议也就失去意义。
非遗传说“六尺巷”之源流及其时空演变考论
原作：任 荣 搜集整理：汪锋华
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著名的礼让故事之一，“六尺巷”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据说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曾以“六尺巷”的故事比喻两国之间的政治交锋应该互相谦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是它足以说明桐城“六尺巷”故事的知名度。近些年，部分国家领导人多次造访桐城六尺巷。目前常见的一些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均认定六尺巷故事发生于桐城人张英身上。2009 年，“六尺巷”传说入选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桐城“六尺巷”的说法深入人心，以至于桐城以外的地区一旦宣称本地有类似“六尺巷”的故事时，就立马被安徽媒体冠以“克隆”，惨遭文字轰炸。笔者以为“六尺巷”故事系母题故事，虽然以桐城的版本最知名，但是不能以此简单否定其他地区的类似故事，那样是不科学的。因此，本文拟对“六尺巷”故事的源流及时空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民间传说的演变往往都会经历世代累积和移花接木的过程。一个故事流传开来之后，总会被传播者不停地添加一些材料，变成另外一种模样，这种不断添加和丰富的过程，即世代累积。移花接木是指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保留故事的情节模式，但是将主人公移花接木换成另外一位。通过对同类型故事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早在桐城的“六尺巷”故事生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故事，所以可以断言，“六尺巷”的故事绝对不专属于桐城，它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民间母题故事。“六尺巷”故事的核心是让墙，其故事文本的形成应该含有让墙的情节，这是进行文本鉴别以及梳理故事源流的前提。基于这样的思路，笔者将相关文献按年代进行排序，并引述如下。《诗话总龟·讽谕门》:杨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闻世庙时江右一显者宦于朝，其子数寄书曰: “邻人每岁占墙址，不肯休。”显者得书，题其尾曰: “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 秦王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忿，遂弃其书于地。邻人偶拾得之，感服显者盛德，自毁其墙，恣显者之子所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大学士郭东野为翰林时，其封翁家与邻人争一墙界，寄书于东野，具状求上当事。东野漫上以诗云: “千里寄书只为墙，严君何事苦忙忙。地过千年换百主，让他一步有何妨。”相度可见一斑矣。一云: “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蜀杨尚书玢致仕归长安，旧居为人侵占，子弟欲白于官，以白于玢。玢批纸尾云: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韵语晨钟》: 舒国裳芬在翰林日，其子寄书云邻人岁占墙址不休。芬览书题其尾云: “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愤，遂弃其书。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与吾乡杨仲举事同。事见三集。三公如此襟度，真八荒我闼，千古为侣，更何人已畛畦，足当一瞬。吾郡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雨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 “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郭中允希彦在京邸，其子与邻争墙，数寄书言其事。中允付一札云: “纸纸书来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原是秦王筑，今见长城那见王。”邻人疑其致书当事，要于途中夺之。见诗惭服，遂释争。孙清简公需官尚书时，族人因山与余姓墙连界，讼结数年。族人以书达公，告以讼故。公寄诗晓之曰: “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族人得诗，讼乃解。人皆服公豁达云。李兰玉者，故明宛平县令李锦袭之子也。家居与邻人争墙基，致书于父。父遗诗一首示之曰:“千里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前辈风流诗味长。”兰玉得诗，遂以墙基让之。又于仁义巷北让地一块云。宋杨尚书玢，致仕归，旧宅为邻里侵占，子弟以状白公。公批纸尾云: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衰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又杨尚书翥住宅旁地，为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诗云: “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杨之度相似，可以风矣。《旧闻随笔·张文端公》: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或曰丹徒张文贞公事，殆误。有学者以为让墙故事最早的雏形当是《诗话总龟》所载杨玢事。但是《诗话总龟》中所载为四邻侵占杨玢旧宅，而杨并不在意，并以含元殿之废弃告诫子弟，故事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让墙之说。所以只能说“六尺巷”故事含有《诗话总龟》所载杨玢故事的因子，但是却不能将其作为源头。最早记录让墙故事的当为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为江右时一显宦，未提及其名姓，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回信诗，也与后世所流行的“让他三尺又何妨”有所区别。比《雪涛小说》刊刻时间略晚的《诗谭》则具体指出主人公为明代的官员郭朴，回信诗与后世的通行版本非常相似，差别只在于“几尺”和“三尺”。到了清初褚人获的《坚瓠集》中，礼让的主人公则易为明代正德年间的状元舒芬。另外两位显宦杨玢、杨翥所写的诗虽然与通行版本的回信诗字句有所差异，但是故事情节几乎一致。到了晚清，《丰城县志》《德兴县志》《榆社县志》三部方志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人公易为郭希彦、孙需和李锦袭。直到 1918 年，桐城人姚永朴的《旧闻随笔》中才出现了桐城“六尺巷”故事的记载，主人公也变成桐城人张英。在之前的文献中，虽然故事情节相似，回信诗也都词句相似，但是从未出现“六尺巷”的说法。所以，桐城的“六尺巷”故事虽然晚出，但是首次使用了“六尺巷”的名字，并且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六尺巷”虽然叫响于桐城，但是其故事绝非桐城所独享。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桐城都不是“六尺巷”故事唯一的拥有者。至于主人公张英，故事是否发生在他身上也值得商榷。张英(1637—1708 年)，字敦复，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人，清朝大臣，张廷玉之父。康熙六年(1667 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七年卒，谥号文端，《清史稿》中有其传记。张英是清代康熙年间人，在他出生之前“六尺巷”故事的原型就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后人将“六尺巷”故事移植到张英身上。除了上文列举的文献之外，张英本人的文集也可以提供佐证。笔者翻检了《张英全书》，并没有找到这首非常著名的回信诗。笔者还特别咨询了《张英全书》的点校者江小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张英的文集中没有这首诗。所以“六尺巷”这个名字与桐城张英有关，但是“六尺巷”故事却未必发生于桐城，也未必发生在张英身上。后《坚瓠集》《两般秋雨盦（ān）随笔》中所载杨玢礼让事又与《诗话总龟》所载不一致，显然系后人根据已经盛行的“让墙”故事，结合《诗话总龟》混合而成。原诗无此说法，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此诗命名为“回信诗”，以方便论述，下文同。二、“六尺巷”故事内容的演变———基于时空角度的考察“六尺巷”故事最早出现于明代江盈科所著的《雪涛小说》中。据《雪涛小说》云此故事发生于“世庙时江右一显者”身上。“世庙”出现的年代为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雪涛小说》乃江盈科“任长洲知县或求仕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的记录，作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春，此时距嘉靖朝已有三十余年。江盈科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以“戒吞产”一篇当是他据街谈巷议所录，非亲眼所见。那么，由此可以肯定早在万历以前，嘉靖、隆庆年间，六尺巷的故事就已经开始广为流传。《诗谭》中记载故事的主人公是大学士郭东野。郭东野，名朴，字质夫，号东野，安阳人，生于正德六年(151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简，《明史》有传。郭朴生于正德年间，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擢武英殿大学士。《诗谭》中记载的故事发生时，郭朴已贵为大学士。故根据郭朴的仕宦履历推测，该故事当发生在嘉靖朝。《坚瓠集》将主人公易为舒芬。舒芬(1484—1527)，字国裳，江西进贤人，正德十二年(1517) 状元，旋入翰林，授修撰。《坚瓠集》中所载故事发生时，乃舒芬“在翰林日”。因此，《坚瓠集》记载的故事当发生于正德年间。《(道光)丰城县志》中故事的主人公为郭希彦。郭希彦，江西丰城人，嘉靖壬辰(1532)进士，入翰林，历官左中允。故事发生时，郭希彦官左中允，故称“郭中允”，所以《(道光)丰城县志》中故事的发生年代当在嘉靖年间。《(同治) 德兴县志》中，故事的主人公为孙清简公需。孙需，字孚吉，别号冰檗翁，江西德兴人，成化八年(1472) 进士，正德四年(1509)拜礼部尚书。根据孙需的生平，该故事当发生在正德年间。《(光绪)榆社县志》将主人公易为宛平令李锦袭。李锦袭，山西榆社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科举人，曾任泾州知州，其生平记载较为稀见。故事发生时，李任宛平县令，当在中举之后。因此，该故事当发生于嘉靖年间。通过上面的考释可以看出，六则史料的主人公虽然不同，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也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故事的发生时间均集中于明代的正德和嘉靖年间，因此可以断言“六尺巷”故事形成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至迟不晚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的有关文献则当是清人根据改编的传说整理、记录而成。“六尺巷”故事在当代的民间传说中遍及大江南北。从发生学来说，它的起源地肯定不会如此分散，应当是发生在某地，后来通过某些渠道传播到其他地区，再被当地人改编和传播。“六尺巷”故事发生地域还得从文献的梳理中寻找。《雪涛小说》中记载主人公显宦为江右人。江右，据魏禧《日录杂说》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所以《雪涛小说》中所载故事的发生地在江西。《诗谭》中主人公郭朴为安阳人。安阳在明代属河南布政司彰德府，故《诗谭》中所载故事发生地为河南。《坚瓠集》中舒芬为江西进贤籍。进贤明代隶属江西布政司南昌府。《(道光)丰城县志》《(同治)德兴县志》中记载的主人公郭希彦和孙需分别为丰城县和德兴县籍。丰城明代亦隶属江西布政司南昌府，德兴县明代隶属江西布政司饶州府。《(光绪)榆社县志》记载的主人公李锦袭为榆社人。榆社县明代属山西布政司辽州府。从这六则文献可以看出，除了《诗谭》《(光绪)榆社县志》中记载的故事发生地为河南、山西外，其余四则材料发生地均为江西。所以“六尺巷”故事的发源地很有可能在江西。明清时期，江右商帮雄踞一方。商贾在行商过程中也时常将家乡的故事传播到行商之地。所以，不排除江右商帮的商人将“六尺巷”的故事传播到河南彰德府、山西辽州府一带。所以笔者以为“六尺巷”的故事形成于明代的正德、嘉靖年间，地点为江西，后由江西传至河南、山西一带。因礼让而形成的这个小巷有很多名字。在当代的传说中，有“仁义巷”“仁义胡同”“尤唐巷”“饶让巷”等多种称呼，唯独桐城“六尺巷”的名气最大，流传也最广。那么，“六尺巷”是怎么来的?姚永朴《旧闻随笔》中对“六尺巷”的来源有过明确的交代。为何叫“六尺巷”，是因为张英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平息了争执后，各自退让三尺，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小巷，于是命名为“六尺巷”。前文已经论及，“六尺巷”故事并非源于桐城，因此“六尺巷”名字的出现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中回信诗对“六尺巷”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从《旧闻随笔》所载可知，张英给家人回信时写道:“让他三尺又何妨。”家人严格恪守张英的教导，按照他的意思将院墙退后三尺。邻居吴家感于张家的礼让，于是也让出三尺，这才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从“六尺巷”故事的相关文献梳理情况来看，“让他三尺”其实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六尺巷”形成的过程。在《雪涛小说》中，江右显宦在回信诗中提出的方法是“让渠径尺”，并没有具体的数字，并且以秦始皇肉体生命的短暂和长城万年不倒的对比作为比喻，告诫其子不必计较寸土得失。其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忿，遂弃其书于地。邻人偶拾得之，感服显者盛德，自毁其墙，恣显者之子所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故事中没有提及“三尺”之数，两家也没有各自退让出三尺空地。《诗谭》中的回信诗与《旧闻随笔》中的回信诗字句较为相似，诗中仅云“让他几尺”，亦未提及具体数字。《诗谭》中亦未载两家互相礼让之事。《雪涛小说》和《诗谭》皆刊刻于明代。这说明在明代，“六尺巷”的故事尚未出现各让三尺的情节，但是回信诗已经基本成型。清代的材料中，《坚瓠集》亦作“让渠径尺有何妨”。从回信诗和故事情节来看，《坚瓠集》中舒芬的故事与《雪涛小说》中江右显宦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坚瓠集》中舒芬之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愤”。后“邻人闻而觅得之，盛感其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这段文字与《雪涛小说》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对于这个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坚瓠集》袭用了《雪涛小说》的故事，只是将原来模糊的主人公江右显宦易为江西官员舒芬；第二，《雪涛小说》中姓名模糊的江右显宦就是舒芬，《坚瓠集》澄清了故事的主人公的真面目。《(道光)丰城县志》中的回信诗，文字与《雪涛小说》《诗谭》《坚瓠集》相差无多，唯有故事情节变化较大。《雪涛小说》《坚瓠集》中显宦子和舒芬子都是将回信丢弃，被邻人捡觅，邻人读之，感其恩德，于是礼让。《(道光)丰城县志》中的邻人不是捡觅弃信，而是“疑其致书当事，要于途中夺之。见诗惭服，遂释争”。这种改动显然贬低了邻居的道德境界，亦说明其故事是据《雪涛小说》或《坚瓠集》改编而来。《(光绪)榆社县志》作“千里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前辈风流诗味长”。与《雪涛小说》《诗谭》《坚瓠集》等文献中的回信诗相比，前两句变化不大，唯有后二句不同。前者都以秦始皇和长城作为比喻，《(光绪)榆社县志》则以大唐含元殿的毁弃来比喻事事多变，繁华终有尽时，所以不必在乎寸土之得失。这首回信诗显然与《坚瓠集》中杨玢故事有关系。《坚瓠集》中杨玢“旧居为人侵占”，玢赋诗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将杨玢的诗和舒芬的诗与《(光绪)榆社县志》中李锦袭的诗相比，可以看出，李的诗显然是由杨玢和舒芬的诗糅合而成。与上面几则故事中的回信诗相比，《(同治)德兴县志》中第一次出现“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说法，而且《(同治)德兴县志》中的回信诗变化更大。它的前二句作“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后二句既没有使用秦始皇和长城的典故，也没有使用含元殿的典故，而是作“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故事中虽然云“让他三尺”，但是却并未提及让墙一事，而是说双方互相和解，不再争讼。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六尺巷”故事虽然出现了“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出现六尺的结局。这说明“六尺巷”的故事情节以及回信诗虽然在明清二代已经完备，但是并没有出现“六尺巷”的名字。桐城的“六尺巷”故事中，回信诗作“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版本显然是在前面几则故事中的回信诗的基础上整合而成。因张英提出让他三尺，于是邻居亦让三尺，也就有了六尺宽的巷。这就是“六尺巷”的来历。这个版本的回信诗成了最为流行的版本。当代的部分“六尺巷”故事中，回信诗皆作“让他三尺”，或系受桐城“六尺巷”故事的影响。“六尺巷”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其主人公也几度易人，最后却定格于桐城张英。作为“六尺巷”故事中较为晚出的版本，却胜过了前代的诸多版本，成为最广为传播的版本。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民间故事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除了与故事的传奇性有关，也与故事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普通的生活小故事如果发生在声名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身上，那么无疑会增加这个故事的传播广度和深度。纵览“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位高权重者不在少数，如明代的郭朴、舒芬，清代的孙需等，这些人或官封尚书，或状元及第，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从民间传说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与桐城“六尺巷”故事的主角张英有着一定的差距。张英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子张廷玉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任总理事务大臣。清朝官职沿袭明朝，无宰相一职，大学士因位高权重，故被民间戏称为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皆贵为大学士，故有“父子宰相”的美誉。既是著名文士，又是权臣，且有“父子宰相”的美誉。这些因素使得张英身上的“六尺巷”故事更受民间欢迎。宰相这个称谓在民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感情。“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家人七品官”，这些谚语都反映了老百姓对宰相的特殊感情。在老百姓的眼中，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的忠奸、气度、行为举动都是民间议论中的永恒话题。一个正气凛然的宰相身上的故事无疑是乡土教育的绝好素材。西汉匡衡、北宋吕蒙正好学勤奋，最终发迹拜相的故事激励了多少年轻的寒门子弟。所以，“六尺巷”的礼让故事与“父子宰相”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民间传说的绝妙搭配。张英与“六尺巷”的结合超越了以往的故事，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总之，张英身后的“父子宰相”的美誉让“六尺巷”的故事散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也让桐城的“六尺巷”故事成为最流行的版本。桐城“六尺巷”故事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晚清民初，其开始流传当在乾嘉以后。乾嘉时期正是桐城文派的盛行期，天下士子莫不以桐城文章为宗。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评价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皆通儒朔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桐城文章的风靡与桐城文化的深厚积淀密切相关。同时，桐城文化也借助桐城文章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六尺巷”故事作为桐城仕宦的美德象征自然备受桐城文人称赞。在桐城文章统御天下的三百年里，“六尺巷”故事也定会借其东风，流播四海。所以，在诸多“六尺巷”故事中，桐城的版本流传最广，与桐城文章自然息息相关。名人的“广告效应”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推动力。这个原理在“六尺巷”故事的传播中同样适用。桐城“六尺巷”故事流传深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伟人和领导人的关注。前文曾经提过，据说毛泽东主席在与苏联大使交流的时候就曾经用“六尺巷”故事作为比喻。毛主席特别点出这个故事源于桐城。在崇拜伟大领袖的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语无疑给桐城的“六尺巷”故事作了宣传和定论。于是，“六尺巷”故事源于桐城似乎成了一个常识。改革开放后，虽然学术界也有过怀疑之声，但是并没有动摇桐城的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来，吴仪、王岐山等领导人都曾到访过“六尺巷”。桐城和“六尺巷”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镜头中。媒体的宣传和领导人的到访使得桐城“六尺巷”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此，当其他省份提及当地的“六尺巷”故事时，总会被误认为是在复制和移植桐城的“六尺巷”故事。“六尺巷”故事与桐城人张英发生的亲密接触是历史造就的一段美妙文化姻缘，但是笔者认为学术贵在求真务实，安徽文化界没有必要坚持认为“六尺巷”故事一定最早发生于桐城，更没有必要将别的省份的类似故事视为克隆体。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不管是西陲还是东隅，中华儿女都继承了祖先留下的礼让美德。同样，作为“六尺巷”故事的传播地之一，安徽人也应该发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一方面，应该继续研究和探索“六尺巷”故事源流，大方地承认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安徽文化界应当加强与兄弟省份的合作，共同开发“六尺巷”故事的精神宝库，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研究做出贡献。这才是真正发掘“六尺巷”故事的精髓，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