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之比较

“枞阳倚山为市”，在枞阳市中，钱澄之在《田间文集》中曾提到有两座名楼，一为北山楼，一为金茎楼。其中北山楼为钱澄之居所，钱氏《北山楼记》也为人们所熟悉，但金茎楼在文学史上提及较少，钱氏《金茎楼记》更是鲜为人知。

本文试图比较钱氏《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之异同点，并由此推知钱氏治文特色。

 

一、不同点

（一）《北山楼记》胜在风骨傲然

《北山楼记》主要围绕北山楼而写，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枞阳历史人文背景与个人厌市之情，开篇大气不凡；第二部分写因为长子被盗贼害死，自己争辩道理而得罪县令，受到盗贼与县令的双重威胁，不得不求居于闹市以逃死，才有购楼之机缘，在叙事中作者还对楼外环境进行了精彩的描写；第三部分写楼之命名与此楼带来的益处，作者坐于楼中如同入于宋元图画中，因此乐而忘市，在美景中完成了易学、诗学著作；最后一部分作者感慨不幸之幸，“于市井中得少林泉，稍足自慰尔”，并以从游者之语讥讽县令，枞阳将因为北山楼而闻名于世，县令因为北山楼而与陶公一样“流传千载”。

全篇夹叙夹议，重在叙，情感跌宕起伏而节制，读来颇有一气呵成之感。这与文章采用双线结构有一定关系。

一是以“市”为线索：避市、厌市——不敢离市——有楼而忘市——庆幸于市井中得少临泉。

二是以“楼”为线索：楼之背景——楼之由来——楼之所得——楼之感想。

这样的结构，使得文章更加错落有致，更加耐人寻味。

选材上，此篇较《金茎楼记》更为灵活丰富，人文背景、家庭不幸、县令枉法、朋友大义、违情入市、楼中乐趣、平生不幸之幸等等，充满具体的生活感受，把人生之苍凉与豁达统统以一楼贯穿之。

清初学者唐瓯在《田间文集序》中称钱氏文章“如泉之流，清莹可鉴，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者目明而心开”。总之，此文虽平易简短，实则情感跌宕，宛若巨石间一湾清泉，或宁静悠然或激荡而起，融刚柔于一体，其胸可谓气吞山河，其志与陶公同在。故曰，此篇胜在风骨傲然！

 

（二）《金茎楼记》胜在提撕警策

《金茎楼记》也写到了“枞阳倚山为市”的特点，对北山楼附近风景也进行了精彩的描写，也提到了人文景观——传说中的黄山谷读书台，但整体上重在议论。首段写金茎楼之周遭形胜与来历，第二段提出个人关于山水与名利关系的思考——山水不足以淡人名利，第三段解决问题——易之精义在于不舍名利而又不被名利束缚。文章更为简短，选材相对集中，立意尤为警醒，但却没有说教之感，这是因为作者是善于设置情境的高手，既铺设了山水描写，又言明了写作此记的目的是完成金茎楼主易翁的请托，同时也是为了引导易翁之子如何学易。

《金茎楼记》可视为《北山楼记》的姊妹篇，成于《北山楼记》之后，进一步揭示园亭山水、世间名利与人生快乐之间的关系，启发人们树立更加正确与超然的生活态度，阐述易理为本文一大特色。

文章以《周易·系辞》中“天下何思何虑？”一句引出对人生的思考，接着引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的观点，强调易道的精义必须要“入神”，以“精义之思虑”断“憧憧之思虑”。“精义既专，无心于名利，而名利从之”，有此境界，“与憧憧所致之名利，相去远矣”。“未尝舍名利之业，而不以名利役其志”才是作者所说的淡漠名利的正确做法，才是易之所谓“何思何虑”的精髓！

钱氏在此文体现了其治易经世的思想，首先必须让易之“精义”进入到我们的精神中，然后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才能够活得潇洒自然。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指出钱氏写诗作文“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此篇抑扬有致，连续的追问宛若洪钟巨铎，振聋发聩！故曰，此篇胜在提撕警策。

 

二、相同点

（一）以学识为根基

彭君华在《田间文集·整理说明》中说：

澄之文既是学人之文，又是哲人之文、古文家之文，是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澄之文的重要特色。

钱澄之博稽详考，学通今古，治《易》以明权变，故而遇事为文洒脱不拘。钱氏以学识为根基的思想，影响了后来桐城派的各个分支余绪。

钱氏在《田间文集·瓠野集序》中提出：

予客鄂渚，见张子夏钟所为明大家文序曰：“文，所以明道也。古人圣人急于明道，不得意而有文。其道明，文虽未至，无害乎其传也；其道未明，文虽至，无益乎其传也。予为击节者久之。”盖道明而后有言，是其达，非以为文，以为道也。

钱氏认为，文以载道，道才是根本，道未明文则难传，明道需要穷理。在《田间文集·问山堂文集序》中，他进一步指出：

夫读书穷理，非以为文也，而文至焉。与六经之奥义无有不探，史籍所载无有不窥，于古今是非邪正之辩，时势之推迁、物理之变易、人事之得失，一切无有不究，洞洞瞩瞩，无所疑滞于其中。

欲文至，必须“读书穷理”，以学识为根基。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与学识积累，钱氏在《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两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趣具有一致性，同样都出入经史，以小见大，以道指引人生，使读者在其所叙之事、所写之境、所论之理中有所获益。钱氏一生，研究广博，著作丰富以致令人惊叹，其中《田间诗学》与《田间易学》是其晚年非常看重的著作，也是其学术的最高成就。钱氏说理常常游刃于诗易之间，《金茎楼记》更能体现了钱氏散文长于论说的特色，这类文章在《田间文集》中，除可以作为代表作的《金茎楼记》外，还有很多，如《抱蜀堂记》《越巢记》《盖乐堂雨集记》等。

纵观桐城文派的创作，方苞在钱氏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基础之上深挖，提出“义法”之说。“法”为“文法”，要求“言有序”；“义”为“义理”，本质上体现“道”。后来者刘大櫆主张从六经中学习为文之道，姚鼐融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同样都接受了文以载道的原则。

（二）以真情为特色

钱氏不仅提倡文以载道，还讲求情道合一。他在《田间文集·重刻青箱堂集序》中强调：

夫天下未有离情以为道者。非道之情，妄情也。非情之道，伪道也。文也者，载道之器也，即达情之言也。

情与道不可分离，文以载道，但不可违背真情，反对空谈之言、虚伪之情，主张以性情为本，以真情感染人。钱氏不仅强调“情”，还突出了一个概念“气”，他在《田间文集·江汉持澜序》中说：

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穷理御气以轨于法，文之澜所由成也。然则所为持者，非有澜以待持，乃持之以为澜也。

“理”即道，这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气”即气韵、气势，与高尚的情操、傲然的骨气密切相关，所以“气”是流露在外部韵味、语势，成为赏析文章之审美标准，同时也是为文时内在勃发之情感。没有内在高尚的情操与强烈的情感，文章也就形成不了“气”，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可为明证，所以说“气”的内在根本性体现即为“情”。钱氏所谓“理也者，气之源也”即“道”为“气”之根基，而欲求“气足”则必须求得“情真”。这些主张影响到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文人。方苞曾言“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而自刘大櫆起，桐城派论文更重“神气”。

回看《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也都体现了钱氏散文重情的特色，都以自身真实经历为事件背景，将自我真实情感与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北山楼记》言事有波澜，内含生命在危难中的种种无奈之感与悲愤之情；《金茎楼记》论理能感人，以个体生命的愉悦为归属。其感染力都与“气足”即“情真”相关。

 

（三）以自然为依归

钱氏之“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在理论上指明了“理”“气”“法”之间的联系，理明才能气足，气足方能法生，一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在为文之法方面，钱氏要求文章内容上无所依附、自辟蹊径，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语言上归于本色，审美上以自然为依归。究其理论来源，钱氏受韩愈“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理论影响较大，也接受了归有光后期以“无法”为法的观点。

钱氏在《田间文集·毛会侯文序 》中这样说道：

吾所信者法也，抑扬转合……之间，法有决不可少；已而知其无不可少也。吾所自喜者词也，匠心以出，创获前人之未有，盖有甚不能舍之词；已而知其必在其所舍业。则亦惟本诸理、依乎气而已矣。

钱氏认为，抑扬转合乃是文章之法，但不必一味模拟古人，只有寻理依气才能得到。也就是说，为文之法必须结合具体的思想情感来安排，而无一成不变的法式。

《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中皆有抑扬之法，峰回路转再到奇峰突出。《北山楼记》由避市、厌市到得楼、爱楼，由悲苦到庆幸，情感曲折，行文大开大合；而《金茎楼记》则因作者要传授金茎楼楼主之子易道，所以淡化山水，强调治易经世。两者都是根据写作之题来安排抑扬之法。

而在语言层面，钱氏不依傍古人，坚持言从己出，讲究自然流畅，与内容、笔法融为一体。

他在《田间文集·追雅堂记》中有谓雅俗之辨：

雅俗之间，邪正所由辨焉。吾之论文，亦以此辨之。吾之辨雅俗也，不于其辞章，而与其气韵。其为雅言也，不必其文也，言之俗者，要不先其为雅；其为俗言也，非以为俗也，言之愈文而其俗愈甚。

雅正，自不必以文辞修饰。

彭君华先生在《田间文集·整理说明》中赞赏道：

表证简洁质实，不事藻缋，明白如话，气顺语畅，真朴自然的艺术风貌。其文无难解之句，晦涩之词，几至篇篇可诵。

钱氏之“雅洁”后由方苞继承，只是方苞失之偏狭，缺少了钱氏多样化的语言风格，后来桐城派继承者，曾国藩以“雄健”补救，张裕钊以“雅健”调剂，终不过是回归钱氏自然而多变的风格。

证之于《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两文除少数引用之语外，文字全部出自作者自己，明白晓畅。当然，两者依然有区别：《北山楼记》情感克制，有温柔敦厚之风；而《金茎楼记》情感鲜明，有通透酣畅之致。所以说，钱氏散文语言自然的特点，是随着行文需要而变化多姿。

三、小结

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钱田间先生渐就博大……虽未尽雅清,而已开方、刘、姚之渐矣。”刘声木在《苌楚斋三笔》也认为“其（钱澄之）论诗文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细观《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比较桐城派后来者为文主张，不难得出类似结论。

实际上，桐城派的三个支流——桐城学派、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都受到了钱澄之的影响。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遴选汉魏至清初著名诗人的作品，于桐城只录钱氏一人，可见钱氏诗歌的影响力与地位。

本文由《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异同之比较，借以浅析钱氏散文共同特点，以窥桐城派之源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附】：《北山楼记》与《金茎楼记》原文

北山楼记

钱澄之 

枞阳，汉初属庐江郡，汉县大，今不知其治所在。及武帝南巡，自寻阳浮江射蛟，江中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逮隋末，辅公祏屯兵枞阳，以策应江东、西。意是时为江介冲要之地，舟航所必经，非汉初所称枞阳县也。东晋时，陶侃尝为枞阳令，有封鲊寄母事。至今鲊为枞阳物产，则侃所治，疑即今枞阳市。市有陶公祠，古城隍庙，居民千余家，贾贩驵侩，杂处其中。予居田间，去市仅十里，每过其地，必迂道山北以避尘嚣，盖厌之至矣。

戊申冬，予子法祖陨于盗，邑令胡必选讳不报，予与力争，反庇盗以仇予。而盗益思甘心于予，于是田间不可居，僦居市为逃死计。明年，老友魏子存督学三楚，知予困，招之入楚，分俸为买山资，劝令山居。而予不敢离市，且求市之极喧隘者卜居，以图安枕。盖令不去，而盗愈横也。久之，得寺巷前卖饼家陈氏弊宅，索直百七十缗。入其窒，幽暗无所睹,然前后有楼数楹，宅在市南，楼皆南向。南可见江及江外诸山，复以墙壁障之，使不得见，虑泄宅中气则居积不厚，市俗皆然也。向北绝无开牖者，即市北负山而居，亦不启北扉，市之人盖终身不见其北有山。予窃从楼后隙窥之，其山固顽而童，当吾楼之北者，石势参差，层折其傍，杂树蓊翳，与石色相映带。树间茅屋高下，时闻读书声。予喜曰：“此中固有丘壑！”遂如其值酬之。悉为更改，费倍值焉。凡不可见山者，仍其旧向，为藏息之所；而山之当吾楼者，则开北窗以纳之。于是，北山之胜，遂为吾楼所有。

登吾楼者，推窗而望，有绝壁、流泉、枯树、怪石，萝薜处隐隐似有人居，皆恍然坐宋元人图画中，忘其为市。而后，市人始知其以北有山；而居于市者，始知有北窗可启也。题曰北山楼，由北山得名也。北山楼后曰存心阁，示不忘子存也。楼既以待客，予亦读书其上。春夏之交，新绿如染，至秋皆成锦树。雨中石上，泉奔有声。惟月所见无多，虽盛夏亦觉凄清。雪之朝，上下一白，微见孤茆泄烟耳。予所著易学、诗学两书，大半成于此楼。而以衣食之拙，时出求诸四方，合计居此不满数年，楼不负予，予负楼也。

予少时慷慨有大志，颇欲为陶士行之所为。生非其时，患难颠沛，乃窃慕君曾孙靖节先生栗里之隐，以诗酒终其余生。不意令与盗比，夺其林泉，而驱之市井。予何以为生耶？幸有此楼，于市井中得少林泉，稍足自慰耳。枞阳士从吾游者，皆曰：“先生来，北山以不朽。使枞阳亦因北山以与闻于世，则令以盗虐先生，而以先生惠枞阳也。此令口碑，殆与陶公同千载乎？”谐言可存，因并记之。 

金茎楼记

钱澄之

枞阳倚山为市，山皆硗然石也，不可树。其东一山，稍有崖壑之观，杂树数十株，参差与石映带如画，是吾北山楼窗中物也。山顶有台址，传为黄山谷读书台，远瞰大江，平挹江南诸峰之翠。台以北，石与土杂，树不植自生，每秋后，霜凋枫柏，丹黄灿然。隔岸，万松郁郁，遥带如屏幛。松外拔起一峰，名金字尖，四山回合，中抱大湖。土人以为山之面实在北，而市，其背也。市有易翁者，于其侧为建读书楼，以存山谷老人之遗意，其楼正对金字尖，湖光松色，纷然入座。窗前一峰，正如金茎擢霄汉也，因名为金茎楼，属余记之。

吾观世间乐事，莫如拥山水之胜课子弟读书，区区名利，固不足道。然而，世不乏极园亭山水之奉，而终日役役于名利，曾未一至其地者，亦有终日坐卧园亭山水中，而名利之攀缘，未尝一息去诸怀也，虽课子弟读书，其意只在子弟富贵，以遂其名利之私，则犹是征逐故智耳，山水果足以淡人名利哉？

翁既为是楼，而令其子谦从予学易。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夫其极精义之思虑，乃所以断憧憧之思虑也；且夫世之名利，岂憧憧者足以致之乎？憧憧徒自困耳。精义既专，无心于名利，而名利从之，与憧憧所致之名利，相去远矣。是故淡于名利者，非谓之一切捐弃而不事事也。未尝舍名利之业，而不以名利役其志，是则吾之所谓淡也，是则易之所谓“何思何虑”也。吾之所以授易者惟此，因书之为记。

来源：文乡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