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华祥
我的老家在枞阳县钱铺乡，村后是延绵起伏的山地，南北两条小涧沟(小溪)，在村东南交汇于钱铺村上街头。据族谱记载，我的祖先自浙江钱塘来，在此躬耕课读，繁衍生息已700余年。先祖们根据地形地貌就将“涧边”作为村庄的名字，因是钱姓家族的祖居地，十里八乡的人都叫它钱家(Ga）涧边。我的父亲石老师（笔名石涛），生于1928年，9岁读书至11岁辍学放牛，14岁插班重新读书，1945年8月小学毕业，同年考入由开明绅士潘赞化先生创办的桐城县孟侠中学。1946年腊月祖父病故，家庭陷入困境。父亲姊妹六个，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两位伯父脾气暴躁，朝争夕吵。1947年7月春，祖母决定将家一分为二。二爷（二伯父）析产分居，父亲尚在读书就随祖母与大爷（大伯父，父亲只长大爷的儿子一岁）一家共同生活，直至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1947年秋，父亲在初二辍学，由族人推举，9月份到汤沟大新圩教书。1948年6月到1949年2月间，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汤沟大新圩等地河堤先后两次溃破，汪洋泽国，民不聊生。学堂两次停办，他只得回家务农了。1950年父亲被聘为家乡双峰小学的义务校董，7月当选涧边村村长。1951年2月，土地改革运动在湖东县（现枞阳县）逐步展开。他被选调到县政府参加宣传员学习班。15天后，父亲回到家里，大爷告诉他说：“你走后，我们乡土改了。你和我划工商业兼地主成份，老二中农成份，你村长职务也被撤销了。”父亲困惑不解：我一没有田地，二没有商业，自己的成份属错划。政府的理由是：你哥哥有田地，雇长工做烟叶生意，一个锅灶吃饭的人，都过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非常时期，他无处申辩。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高成份将父亲的政治前途打入了死穴。1951年6月，父亲考入湖东县委农村工作队，学习培训后编入县委土改工作队，来到他熟悉的汤沟大新圩一带做土地改革工作，直至1952年元月湖东县土改工作全面结束。一个月后，土改工作队整编，据其有教私塾的经历，县委将他分配到双峰小学做了一名公办教师。六十年代父亲曾在长山、黄山小学任教。黄山小学，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第一次印象。当时节假日看护学校都是教工自己，没有什么物业保安。父亲值班，他就带上五六岁的我住校，以便母亲倾力劳动家务。我们出村口往东，过钱铺下街头独木桥顺着潘家叽到铁门口，走过潘家长塘埂后全是山山岭岭了。在沈家叽的后山上，一只动物从前面飞奔而过，我吓了一跳。父亲说那是豺狗，吃猪、吃鸡，有时也咬不听话的孩子。穿村庄、涉溪水、越山岭，用半天时间才来到学校。黄山小学是黄氏祠堂改建而成，屋后青山竹翠，门前池塘水清，塘后埂的一棵百年老枫树枝繁叶茂，特别是门楼顶上的红五星分外醒目。学校是四合院，进门是一方石板铺地，上四五级台阶就是小广场。青石雕砌的台阶、走廊规整。进校门左边有小菜园紧挨着厨房。老师们有时就在小广场靠近厨房一侧的葡萄架下摆一张方桌就餐。父亲的房间在小广场西南。推开门下两级台阶才能入内。他用木棍撑开窗户外的木板，房间内登时明亮。这样的窗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晚上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螃蟹。他在煤油灯上放一个铁架子，置小铝锅，煮熟了螃蟹面条。第一次吃螃蟹，味道如何我全然不知。一天早晨，我在走廊上玩。一位住在附近的满头癞痢的学生带着气枪来到校园比划，我也跟着好奇。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的屁股“砰”的就是一枪，疼得我大哭。父亲赶来训他：“你这活猪，气枪也能打死人的。”“我又没装子弹，”嘟哝一句，这小子就拖枪而逃了，而我的屁股肿痛了几天。一次寒假前的家访，父亲了解到一位家长没有御寒的棉被。放假这天，父亲将自己的棉被送到她家。小伙伴问我，你爸在哪里当老师？我自豪地说，学校门楼上有颗红五星。2016年初春，我和妻子一道重访阔别五十余年的黄山小学。生源减少，学校停招，大门紧锁。门前池塘已近干枯，水质浑浊，那棵百年老枫树难觅踪迹。东面围墙已被二层小楼代替，那颗耀眼的红五星不见了。我们在校园四周寻寻觅觅，一位老者问我来意。“五十年前，我的父亲曾在此教书。”我说：“我是钱家涧边石老师的儿子。”老人闻言，忙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是我的好友，我们在此教过书。”此刻，我也认出了黄老校长。他打开校园后门，热情的为我俩介绍小学校的兴盛与衰落。园内芳草萋萋、荆棘遍地，但青石雕砌的台阶依然，父亲住过的房间还在......“你父亲教学严谨，古道热肠。在那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年代，在寒冬腊月里能将棉被送人的确难能可贵。”黄老如是说。1968年教师回原籍，父亲又来到双峰学校教书。父亲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小学数学，他教的出神入化。教初三政治，同行戏称他“政治犯”，财务工作，精打细算。父亲甘为人师，诲人不倦，吃草挤奶，是他那一代老师的真实写照。1982年退休后，村乡领导要求他出面维持面临倒闭的林业中学。父亲不计较个人得失，披挂上阵，送走了最后一届学生，也使几位老民师的职业生涯没有断档。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师生的爱戴，我保存着湖东县政府、枞阳县人民委员会、枞阳县委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我的母亲孙氏，个头不足一米六，身体单薄，说话轻言细语，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生于原左岗乡孙岗圩口，姐妹二人，幼年丧母，外祖父依靠横埠河打鱼维持生计。外祖父娶了后外祖母，外祖母还带来一个男孩子，生活苦于黄连了。外祖父将10岁左右的母亲送给原将军乡东山里的一户程姓人家的长子做童养媳。母亲生在水乡，不会山里的活计，公婆就教她家务、女红。一家五口人，守着大山，过着清贫的日子。民国27年（1938年），当程、孙两家准备为儿女主办婚礼时，抗日的种子在东山坳里发芽开花，程家长子毅然追随新四军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三公山里还活跃着一支抗日队伍，打头的人叫粱武城，人称梁政委。梁政委和一位女队员经常借宿程家。母亲说，他们天黑才来，天不亮就走。女队员跟她睡后门靠山的房间。她有个手巾包袱，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从不离身，显得十分神秘。程家人不透露他们任何信息。纯朴的山里人知道，他们是抗日的武装，自己的队伍。我的母亲遵父命守婚约，陪伴守护着东山程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谢花开，月缺月圆。婆媳俩望穿双眼无数次攀东山头守候。十余年的盼望等待，杳无音讯。解放了，在得胜归来的队伍中，始终不见程家儿郎的影子。1951年深冬，新生的人民政府找到了这深山里的老程家，送来的是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程家儿郎参加革命后，随新四军转战，民国30年（1941年）在山东省阵亡。少年出征去，化作忠魂归。闺房空守望，青春染冰霜。憨厚质朴的公公婆婆深明大义，觉得不能再耽误儿媳的光阴了。公婆将母亲送出东山口。苦盼，坚守，风里，雨里.....万千往事，涌上心头。母亲泣曰：“我在山里十年来，程家让我有饭吃，有衣穿，二老待我有恩。我不能做你的儿媳，我就做你的女儿了。”这对义母女在东山口洒泪而别。母亲又回到孙岗圩口的外祖父身边。两年后29岁的母亲，经我的二姑父牵线，嫁给了小她4岁我教书的父亲。母亲进东山，出东山，从儿童，到青年。东山里的风霜雨雪抹去了她少女的容颜，如花般的年华都融进了东山里的春风秋月。母亲没有忘记老程家。她践行自己她在东山口的诺言，领着我们始终与东山程家以亲戚关系来往。那些年父亲帮助程家落实烈属的相关政策，参与程家的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带着我们到东山里看望他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干爹爹（即程爹爹）、母亲先后去世，我姊妹仨也在他乡谋生，钱、程两家就逐渐停止往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有时还惦记他们。妻子说：“你经常念叨东山程家，我陪你去看看他们？”她道出了我的心愿。 2014年秋，我和妻子备好礼品开车前往。沿小水涧村道，上马鞍山水库，到将军庙老街。我们迷路了，开店的大嫂将我们指引到东山口大坝上。当年的羊肠小道已被窄窄的水泥路替代，路况不熟，不敢开车。东山里，青山依旧，白云悠悠，秋风又是，换了人间。我们沿着母亲的足迹，一路打听才来到最山里的小村庄。山里人真热情。老乡问明我的来意，即大喊：“小宽子（干爹爹次子的儿子），你家来贵客了。”并为我们带路。一对夫妇走出一座破房子，满脸诧异地迎我们。岁月不居，容颜易老。“老表（干爹爹、母亲在世时规定的称谓），我们是钱家涧边的。”老表略有所悟，但还是叫错了名字“哦！你是华美。”老表家境令我意外：房子是爹爹的遗产，有现代气息的是一只电饭煲、一台破电视，其他别无长物。老表说，家里穷，两个儿子到江西景德镇招亲了。得知小宽家来了“贵客”，乡邻们都来探望。老表高兴地说：“这是我大奶奶的儿子。”这样的介绍让我震惊意外：两家往来程家叫母亲大姑，我们喊程爹爹为干爹爹。这些都是两位老人在世时规定的，不曾想程家人在东山里称母亲却是大儿媳、大奶奶。干爹爹精明，如此变换称谓，其寓意深厚.....一位老者一见如故。他说：“你母亲是我们村的美姑娘。她说话有句数，走路有步数。她孝顺长辈，和睦邻里。新、旧社会对老程家，她做得没话说。”老者还告诉我，1939年10月，日寇一架飞机因浓雾坠毁在吴桥大庵堡东山一侧。驻汤沟日军闻信出动，对坠机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无恶不作。日军进村时，她来不及逃跑，就坐到灶台后，将烟子灰（锅灰）抹得满脸邋遢，才躲过一劫。母亲也说过这事，可谓惊心动魄。“表爷，这个我当宝贝收着的。”表嫂从旧箱底拿出一张发黄的纸递给我——《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是82年民政部换发的证书，持证人是干爹爹。我仔细端详，默默沉思。我问：“现在政府对你家有没有照顾了”。她答曰“什么都没有了”。我想，精明的干爹爹，建国后为什么不去寻求当年那个游击队梁政委查找儿子究竟埋骨何地呢？怎么不在程家的祖坟旁为儿子修衣冠冢，竖一块烈士碑呢？怎么不将次子之子过继与长子呢？如此，清明时节，少儿们也会在烈士碑前摆一束祭奠的黄花，唱一首明志的歌谣。今天也就不会被忘得干干净净----仅存一张发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我说的是假如啊----假如程家儿郎能穿过血雨腥风，见到新中国的诞生，他一定挎洋枪、骑白马，也会福佑子侄，光宗耀祖。父母结婚后与大爷分家了，父亲分了四小间披厦（角屋）。我家的正门向西南，面对程远家老屋垛，间距1.5米左右，左上与玉春家老屋夹角相望，东北西与大爷、鹤龄、志豪家老屋为邻。六十年代中期，程远祖父拆屋移址重建，我家才有一缕阳光洒进来，留下的场地我和玉春家作晒场了。我家的堂心（客厅）上方有半间阁楼，我只能仰望而不能攀登。进入腊月，再苦的人家都要准备点年货。母亲将大米用水浸泡一天后，炒熟做炒米。将山芋煮熟装入布袋揉搓除渣留汁，加麦芽用猛火煎熬成糖稀，再用糖稀和炒米搅拌挤压做成小方块就是炒米糖。这一天的日子显得非常红火，小儿细女们衣兜里藏几把炒米奔走相告，我家熬糖了，遇到要好的伙伴还送上半把。母亲将炒米糖、山芋丝等年货装进生锈的洋箱里（铁皮箱）放到阁楼上，没有她的批准我们就别想吃，因为过年正月要待客，炒米和糖末要留到春上插秧季节。有一年她将正月亲戚送的方片糕，藏到装稻的大缸里，防潮又防我，三四月份拿出来时已经发霉。扔，怎么舍得？母亲将其撕成数片，放在饭锅里烤。今天想来那味道有点像湖北特产麻烘糕。堂心有一张旧花几（茶几）依墙而立，中央摆放着宝书台（文革时木制的架子），毛主席的石膏像端坐其上。宝书台后方的中堂内容，大多是毛主席的诗作。墙壁上贴任何字画，父亲慎之又慎。正门上的春联我记忆尤甚：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堂心的右边原是哥哥姐姐房间。父亲请砖匠师傅，将墙向西南移动，房子扩大2平米。睡觉的床其实几块木板两端架在砖块上，铺上稻草和麻袋，再垫破棉絮就是我和哥哥小窝了，那时称这样的床叫小铺。父亲将母亲梳妆用的小抽屉桌子刷上草绿色油漆，做哥哥的书桌。这间房子很低矮，哥哥站在小铺上，举手就可以触摸房顶。冬天雪后，窗外屋檐下的冰溜子有一尺多长，想啃一口，我趴在书桌上将手伸出去就能摘进来。书房与堂心夹角处是锅心（厨房），锅心只有门框没有门。母亲在门框上钉了一颗洋钉（六十年代铁钉，煤油叫洋钉洋油）挂上自制的油灯。一盏灯既照亮堂心又照亮锅心，这样省油。锅心右手边放置了一口水缸，上方还挂了小碗柜。左手边是猪窠和鸡窠（猪鸡睡觉的地方）。灶台在锅心门的正面，灶台后墙与鹤龄家隔壁。墙上有一窗户。说是窗户其实就是中间竖几根木条一个无门的小洞，真实的作用是祖辈用来互通信息防土匪的。母亲与鹤龄妈妈经常在窗前谈白（谈话）。她们谈论的多是腊月黄天儿女们御寒的衣纱，春荒不济时全家充饥的稻米......我见过他妈妈向母亲借钱，可能也只有一块、两块。她们轻声细语小心翼翼，如同做贼。锅灶左侧有一柱一尺见方的水柜，承接锅心屋面的雨水流入地下水沟。大雨天，我家的老屋到处漏雨，水桶、洗澡盆、脸盆都用来接漏水。一天风狂雨猛，我扶住凳子，母亲站在上面加固连接水柜与屋面的铁皮。不曾想锈迹斑斑的铁皮彻底断裂，雨水倾泻而下。母亲全身湿透，屋内全是雨水，我也成了落汤鸡。堂心左边是父母卧室，我们家称它大房间。大房间里朝西南土墙上有一扇四张A4纸大小木门的窗户，有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贴在旁边。毛主席二分头，身着青布长衫，右手夹红色纸伞，脚蹬平底布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儿时的我，常常看着画发呆：毛主席还怕天落（下）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刘主席也去了安源，他们共同策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大房间里的木床是老祖业，四角有柱子，可以挂蚊帐，床广（床正面的木框）有两寸厚，经过数代钱家子孙的打磨光洁如镜。儿时的我下床时屁股总与这厚重的床广摩擦，且能发出“啾啾”的声响，我无数次端详它，抚摸它。有时好奇，就跪在踏板上用手掌在床广上来回拖动，侧耳倾听这奇妙的声响。床上的蚊帐顶是用白大布做的，用夏布（土纺布）围缝四周。母亲说这样做蚊帐既节省夏布，又耐用。老鼠，猫，经常在上面游戏，打架，甚至洒尿，即使晚上我们睡在床上也是如此。屋顶漏下的雨水，它们的屎尿在帐顶上变成许多神秘的图案。我睡在床上，仰望着它们：像牛像狗像小人。哥哥说，有一块像我睡梦中撒在床上的尿迹......这顶蚊帐缝缝补补使用十年之久，蚊帐老了，母亲将夏布改做成网兜，我和哥哥用它捞鱼虾。床的左边放置了两只木箱，箱子里装着全家五口人的四季衣纱，母亲不准我们翻动。越是这样，我就觉得箱子里有好东西，总是趁家里无人时，偷偷打开箱子在底部摸一遍。箱子与床头之间有一小空间，母亲用一根绳子拴在床柱与墙壁间，挂上布帘，放置了一只便桶，用于起夜。右床头边宽敞些，因为后边有一扇门直通大爷家。抽去木栓门开了，是一座天井，下方是三尺深的水池。正对面是大爷家的厨房，左边是大娭毑（大伯母)的卧室，中间是三家共用的石磨。腊月了，农家都做豆腐过年。母亲、大娭毑从年龄上看就是婆媳，两人配合默契，一人推磨，一人添黄豆，累了互换角色。我在旁边也搭手，免不了被磨拐碰头打脸。小时候有点怕这方天井，终年阴冷昏暗湿滑，梅雨季节，我在此摔跤是常事。从这里是去大爷、二娘家的捷径。1961年，母亲孕我在身，为养家糊口，临月临时，劳动生产她仍然坚持。这天是农历丑年的十月二十二，母亲在小屋里（山名）砍柴，回家已是晚上六七点了。午夜两点钟左右，母亲腹痛难忍，寸步难行。母亲唤醒睡在身旁的姐姐说：“你去叫大娭毑喊二娘（二伯母），就港（说）我妈肚子疼。”姐姐端着煤油灯，举起她那稚嫩的右手，打开通向天井的门。阴风吹来，火苗摇曳，时明时暗。她扶着石磨凳子穿过天井，拍打大娭毑（耳朵不好）的房门，被叫醒的大娭毑又摸黑赶到二娘家呼叫。二娘赶来，她风风火火，做事干练，烧水，端盆。在她们的呵护下，我来到这饥荒的世界上。我家老屋的正门宽不过70厘米。母亲外出，就锁住门上两只铁环，或用绳索拴住铁环预留一尺宽，方便鸡鸭进出。家里的黑猪经常不按时间节点进出，它用嘴咬，将嘴唇插到门下向上顶，门就彻底洞开，门下被它咬出一个碗口大的洞。母亲找来铁皮封住洞，也难御风雨。有年冬天，寒风呼啸一夜，母亲早起，只见门内外堆满积雪无法开门。母亲喊哥哥姐姐起床。铲除雪，拉开门，雪花纷飞，寒凝大地，冬天来了。一天傍晚，一群红卫兵来到我家扫“四旧”。父亲不在家，母亲无法阻拦也不敢阻拦。他们翻箱倒柜，拿走了一根丝质围裙带子。十一二岁的姐姐靠在门框上，看着这群人发呆。一个女红卫兵见她脖子上的银质项圈如获至宝也强行摘下。尽管姐姐不舍，哭闹，也不能抗拒这暴力的革命行动。父亲是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虽是地主成份，但家里真没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也没见过《四书》《五经》之类的“毒草”。她们扫走的两件“四旧”是母亲的嫁妆。母亲娘家亲戚，父亲的姊妹中，父亲是唯一的“公家人”。每遇风浪，他俩就是挡风抵浪的人。二爷、二娘去世早，其长女已出嫁，还有一双儿女未成年。叔爷叔娘待他们视若己出，读书，生活，劳动，一样不落。母亲似亲娘似公婆，依农村风俗，尽传统礼仪，操持他们的婚嫁。七十年代前后，大哥（大爷的儿子）、二哥（二爷的儿子）先后生病。父亲带着他们去合肥、上海等地医治。在那个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年代，其求医过程堪比登天揽月。二姑妈的女儿，特别是大姑妈本人和大儿媳绿云大姐(是二爷的大女儿，叔伯三家儿女都以一家人按年龄大小称谓）经常生病，姑妈们先后带着两位姐姐来到老娘家求助。大爷（土郎中）和父亲为她们到处求医问药，饮食起居的重担就落在婶娘们的肩头。尤其是大姐发病时，撕棉被、扯蚊帐，胡言乱语，六亲不认。有人告诉母亲，糊涂病是口痰堵住心口，桐油（桐果榨的油防腐用）汗（烤）鸡蛋催吐就好了，母亲信以为真。一天母亲用桐油将鸡蛋烤熟，唤醒睡在小铺上的大姐，姐长、儿短，哄骗大姐吃。她边吃边吐，狼狈不堪。看大姐不想吃，我嘴馋了。母亲对我耳语：孬鬼，不能吃，毒人。母亲刚说完，大姐突然从床上站起，一声喊：还我的大大(父亲），我的娘......她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我惊恐万状拽紧母亲的衣襟，诧异地望着大姐。母亲长叹：唉！她想娘老子了。也许是这土药方子的作用吧——大姐想起了她的今生，想起了她早逝的爹娘......母亲任劳任怨宽容大度，默默地支持着父亲，支撑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做新房子没有实力。父母商量先将正门扩大。远在老洲乡的小姨夫（母亲和小姨妈私下有约儿女亲）得知消息也积极支持。大约是七零年，他用自种的两棵椿树，做成一副上好的大门挑到我家。父亲请来砖、木匠忙活两三天，安上了新大门，在门头上还做了雨搭子（雨棚子）。那几天全家分外忙碌，不亚于做新房子。扩大后的正门气派，家里宽敞明亮了。父亲端一杯白山茶，有意无意地站在大门边，眺望村外的田野，远方的青山......这背影时常还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姐姐长大了。大爷借一间房子给姐姐住。父亲请来砖匠打开墙壁，安了一道门。穿过父母的房间，推开这扇门，就是姐姐的闺房了。房子宽敞，还有一扇玻璃窗子。姐姐学手艺时，将缝纫机放进去。无论姐姐是否愿意，我都要到她这“豪华”的房子里玩耍。趁她不注意，在缝纫机上踩几脚。父亲性情耿直，母亲温婉贤淑。父母相敬如宾，乐善好施，堪称楷模。父母一辈子没有与街坊邻居、叔伯妯娌闹过纠纷。左邻右舍有求的事，他们都会尽力而为。在那个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因父亲有工资收入，我家不算最贫穷的。亲戚、乡亲们上我家借钱借物，父母从没有回绝过，且从不主动讨要。提起这些事，母亲总是说：“人家向你开口借，在家里要想好几天。你若不肯，他怎么走的回家呢？”母亲常跟我们说：“白天想自己，晚上也要替人家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集体组织涣散，干群矛盾增多。父亲义务，甚至自掏腰包协助村乡领导解决问题。邻里纠纷，小辈婚姻难题，双方都要小爹爹、小奶奶（按辈分称谓父母）出面调解。乡邻们都认小爹、小奶，因为他们不偏不倚，他们带着两颗心去，不带半根草回。我的父母生养三男一女，长男夭折，余姊妹仨。姐姐没有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协助母亲看护我。姐姐聪明懂事，六七岁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放牛、打柴、做工，纺线纺纱比母亲利索。姐姐结婚了，嫁妆在同辈姐妹中最多最好。外甥三岁后，父母将他带到身边抚养十多年。姐姐没读书，是父母一生的歉疚。我宽慰母亲：“妈，五、六十年代的女孩上学极少，况且她同辈的姐妹都没有念书，不能怪你们。”父亲疼爱女儿在心里，母亲有时挂在脸上：“你们姊妹仨个，姐姐没念书，在家做姑娘时吃苦受累最多......”我和哥哥明白母亲这句话的含意，也永远记在了心里。哥哥寡言少语，忠厚善良，学习成绩好。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恢复高考的七七年即考上师范，在教育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父亲最不看好我，认为我话多人飘（浮）。母亲也说过我，你天津也晓得，北京也晓得！你要紧紧嘴巴慢开口。父亲对我管束严厉近乎苛刻。我若言行不慎，轻则骂，重则打。我从不敢跟父亲提任何要求，即使有也是通过母亲转告。我小学毕业时，父亲意外地同意我的错误选择——不在他所任教的公办学校读初中，到半耕半读的住宿制村办林业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我是唯一的“公家人”的儿子，其余皆农民子弟。在林中三年春季采茶，秋季砍柴，农业学大寨运动需要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时，大队（村）干部就要我们林中的学生扛着红旗充人数兴修水利，支援农业生产......生不学、师不教，挣了工分，荒废了学业。林中76届毕业生中，有顽强者，在中、高考场鏖战多年，因基础薄弱，仍功名无望。在多少年后，我追问父亲为什么让我半耕半读？他沉思许久，给我的理由是：当时高成份子弟上公办初中很难，在他身边读书我可能挨更多打骂。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很融洽。他笑脸对我屈指可数。即使在我娶妻生子之后，有时他也不分场合地训斥，直到他的儿媳抗议方休。我们经常就社会上的现象争辩，甚至面红耳赤。“不听老子的，你想吃八两（坐牢）！”他说。每每至此，母亲就出来干涉：“你们父子是对头该？到一块就较劲！”她用眼睛瞪我：“你少说一句不照（行）？哪个叫你家（Ga)来（回来）。”事后她劝父亲：“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你训他，他还服你？我港（讲）嘛，你有时就不对。”我的单位离家十五六里。星期天下午，她就催我回校，捎上猪油、芝麻粉之类。出门前，她总有一句：“你要好生（认真）教书，不能打学生，饭要吃饱。”无论是父亲声色俱厉的训诫，还是母亲春风化雨般教诲。今天我更懂得----他们是希望儿女在茫茫尘世间规避风浪，人生之旅少些崎岖，多些坦途......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亲，母亲：儿女们也学着你们的样子在做人做事，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和妻子多次回家乡，多次去父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寻访，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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