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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剧对视——读《鲁声玉振》

与吕剧对视

——读《鲁声玉振》

《鲁声玉振》是一本写吕剧的专著,阅读此书,好像置身吕剧世界,或跟随一个个剧团观看演出,或跨越时空与剧中的人物谈话……这是与吕剧对视。
与吕剧对视,是一种深刻探究。必然涉及“你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透着深邃与沉重,代表着《鲁声玉振》的分量。
《鲁声玉振》是陈谨之先生新出的一本长篇报告文学,新鲜得像刚出炉的面包,淡淡的墨香氲氤而出,品味再三,意犹未尽。

《鲁声玉振》是从家乡刮来的风,飘来的云,淋来的雨,夹杂着乡音、乡情、亲人的呼唤。
那腔、那调、那人、那事、那味,还有耳熟能详的“马大宝喝醉了酒忙把家还,只觉得天也转来那个地也转……”直往心窝子里钻,叫人如痴如醉,缠缠绵绵,亲亲切切。这是吕剧的力量,也是《鲁声玉振》的魅力。
《鲁声玉振》以“庖丁解牛”之法,对吕剧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得出结论:东路琴书是吕剧的生身之母,凤阳歌是吕剧的音乐之父。
这些关于吕剧前世今生的叙述和描写,从空间到时间,跨度非常大,看似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实则紧扣主题,张弛有度,挥洒自如。历史资料、经典人物、相关故事,详实生动,妙语连珠,妙趣横生,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把报告文学的感染力和文字的张力,运用的恰当自如,不知不觉已被引入文学艺术的殿堂。
吕剧唱腔亲切、朴实、抒情、哀怨,既大气自然,个性鲜明,又雅中有俗,俗中见雅。叙事微微动听,抒情酣畅淋漓,行云流水,如泣如诉,浓郁的传统美中跃动着时代脉搏,一腔一调,皆为百姓喜爱,在“歌山曲海”中,卓然独立,自成一家。
吕剧表演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丰富情感,乡土气息浓郁,表演逼真,令人陶醉。尤其表演内容和形式,不仅从传统表演中学习借鉴,更注重观察所表演对象的思想感情、举止行为,从劳动、工作、生活中融化出日常形态,用艺术形式再现,生活味十足。
吕剧唱词生动、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生活气息,剧中人物,在乡村都可以找到生活原型。
“酒馆以内喝罢了酒,迈步就把家来还。生意亏本债又增,喝酒解愁我把心宽!走过了大街我就穿小巷,哎大门不远就在眼前!赶快地推开了愁容,我就换笑颜,免得叫女儿看见了不喜欢……”耳熟能详的唱段,自来《马大宝醉酒》。马大宝的心理活动及对女儿的关爱之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的婆婆“天不怕”,指桑骂槐:“死鸡把我活气煞,从来不听老娘的话。当初我算瞎了眼,花钱把你买到家!鸣不打,蛋不下,闲得你整天把墙爬。你为啥这么不正经,引得那公鸡咯咯答?野得你白天满街串,疯得你晚上不来家。只要离开老娘的眼,你就撒着翅子胡扑喇拉。”这些词生动地无以复加,本来就是农村泼妇骂人的话,单凭唱词已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就像站在面前。
还有《两个心眼》中的饲养员任大爷:“合作社家大业大底子大,当这个饲养员不简单。这一边的草料没有添好,那一边的牲口早吃完,它支棱着个耳朵瞪着眼,它们咴儿呱地乱叫唤,催得我这老人家快把那草来添。”让那个在戏台子上无影无形的“毛驴”,在心里“活”了起来。
吕剧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家人亮开嗓子唱,一台戏不用外人帮”“大嫂在家蒸干粮,锣鼓一响着了忙,灶膛忘了添柴火,饼子贴在门框上”,这就是那个年代群众热爱吕剧,痴迷吕剧的情景。虽然时代变了,吕剧依然拥有广大观众、广阔市场。
这些瑰宝一样的史料,像一堆堆沙、一块块石、一根根木料、一摞摞砖头,绝对上好的材料,却庸庸懒懒,散散落落地堆在那里。是百无聊赖的无奈,还是默默地等待?
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结果上,我都认为是后一种境况。等待国运,等待时机,等待匠人匠心。
在浩如烟海的创作题材中,陈谨之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发现了吕剧这个具有浓郁乡土特色,历经百年沧桑,尚没有雕琢的璞玉。在对其进行加工、打磨过程中,定会发出金玉之声,这个金玉之声就是《鲁声玉振》。
陈谨之出生在山东桓台,从小听着吕剧长大,性情所致,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哼上几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吕剧对他或他对吕剧都是完全陌生的,困难和挑战如影随形。
多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陈谨之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的性格,不愧是一条血性汉子,像堂吉诃德一样,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发起了顽强冲击。
《鲁声玉振》堪称吕剧百年历史上,首部讲述吕剧的长篇报告文学,也是中国文坛,挖掘、研究和宣传地方戏曲为数不多的文学艺术成果,是奇葩,是高地,也是山峰。
《鲁声玉振》是一部吕剧编年史。

不论国籍,不分剧种,只要舞台上表演的,皆是社会、人生。所以,才有了“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之说,陈谨之深谙此理。
《鲁声玉振》不仅需要深刻了解吕剧艺人当年生活的时代及社会背景,更重要的是走进其内心世界,触摸其灵魂,体验其情感,感悟其生活。这样才塑造吕剧艺人鲜活的形象,再现其丰富坎坷的人生。
固然需要深厚的功力,但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写作对象及读者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
不演戏,就没有收入,必须为活命挣扎。但是,有时候演戏也不见得有收入。《鲁声玉振》用写真手法,真实记录了吕剧老艺人所受的屈辱及不堪回首的生活。
“有钱人把我们叫到家里,自己躺在床上,我们蹲在旮旯里,从早唱到晚,根本见不着人。夜深了,也不知道他们睡了没有。唱的口枯舌干,也不敢停下来,生怕挨打受骂,担惊受怕好几天。如果他们高兴,便给你几个钱。万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便什么也得不到。”
这就是旧中国艺人的生活,这就是旧中国艺人的命运,充斥着辛酸和血泪。
《鲁声玉振》没有刻意渲染当时的场景,也没有多余的心理和情感描写,只是简单地记录,朴实地叙述,就像画家写生,生动鲜活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凄苦。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鲁声玉振》跨越吕剧百年历史,涉及众多生活在新旧社会的人物、事件。按照惯常思维、惯常写法,肯定少不了“两重天”之类的前后对比及说词。
这样写无可厚非,符合时代变迁的逻辑、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现实的反应,而且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鲁声玉振》舍弃了新中国成立后,吕剧艺人翻身解放的描述,直接写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有关部门、省市各级领导,自上而下各级组织、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对地方戏的重视;直接写各文化团体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为文化和戏剧繁荣所做的富有创新性、时效性的工作,取得的非凡成绩。
这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技巧或表现手法,看似没有写新中国成立后,吕剧艺人及吕剧自身的变化,实际上已经隐含其中。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师,画了一匹马的蹄子,有蜜蜂围着马蹄在飞,寥寥数笔,已经把“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动声色,不显山露水,无需“直白”,已经把那些没有表达的意思表达到位,可谓“无字胜有字,无声胜有声”,不能不令人钦佩。
《鲁声玉振》开篇就写,1955年9月26日那次进京演出,并把那次演出称之为“吕剧从草根到逆袭的'福点’”。从点开始,由点及面,拉开了吕剧百年历史的序幕。
北京是京剧的天下,名家荟萃,大腕云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能够进北京给中央领导、首都文艺界及群众汇报演出,对吕剧演职人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
进京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亲自接见山东省吕剧团进京演出的全体演职工人员,勉励他们“在北京把吕剧唱红唱响”。
要不是遇到新社会,哪里会有吕剧的今天。这是吕剧演职人员的心里话,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讴歌新时代、新风貌的同时,《鲁声玉振》以严谨的态度、饱满的热情、高超的技艺,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和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鲁声玉振》还披露了一个信息:郭沫若是个写作奇才,速度之快让人瞠目,一个早上就可以写出数千字,而且落笔成章,基本不需要修改。他一生写过十余部历史剧,大多是几天完稿。其中,《孔雀胆》用了5天,《屈原》用了10天。
一代又一代吕剧演职人员视戏如命,铆足劲,下足功夫,为吕剧事业呕心沥血,竭尽心智,其精神、事迹、业绩,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刘梅村团长把生命融入吕剧,弥留之际,病床前播放的是《李二嫂改嫁》的曲子。这是他的临终遗愿,在吕剧的音乐声中离开这个眷恋的世界。
1985年,省吕剧团排演《田家父子》,请尚之四做艺术指导。看过彩排,尚之四觉得有话要说,把演员召集起来讲戏,一讲就是一天。第二天,意犹未尽,又讲了半天,大汗淋漓地倒在了排演场。
从此,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十年。躺在病床上的尚之四,还一直坚持辅导演员,为吕剧发展、剧院建设出主意,当参谋。
现实题材是文学永恒的主旨,《鲁声玉振》就是陈谨之对重大现实题材的关注与书写的最好诠释。不乏生活感悟,人生哲思,心灵之语,时代之音,还有对当下的思索,对未来的启迪,展现了当代作家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政治立场、使命担当、积极作为。
《鲁声玉振》是一颗鲜活的赤子。

1978年初夏,济南南郊宾馆,垂柳依依,和风拂面,演出大厅掌声雷动,欢声笑语。
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要求,停演了十年的《逼婚记》,重见天日。
演出完毕,李先念上台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在与张万真握手时,李先念说:“你很会演戏!很有山东地方味!吕剧就应该有乡土气,像大葱大蒜。”
大葱大蒜合山东人的口味,是山东人的喜爱。哪里有山东人,哪里就有大葱大蒜味。大葱大蒜味,也是吕剧的根和魂。
陈谨之是吃着大葱大蒜长大的,从里到外,整个一山东大汉,当然悟得其中“三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文化。在生长黄河、泰山和孔孟的山东大地,吕剧作为齐鲁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承载着山东父老乡亲的欢乐、痛苦、忧伤,或低吟浅唱,或高音大嗓,把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演得活灵活现,唱得余音绕梁。
吕剧已走过百年历程,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陈谨之以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敏锐地觉察到:应该为山东,为吕剧,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最好写一本书,把那些人、那些事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还应总结、思考一下吕剧的来世今生。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苦差事。
凡是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山东音,有山东音的地方,就一定有吕剧。对此,陈谨之坚信不移。他不仅把目光投向山东,也投向了魂牵梦萦的黑土地和遥远的大西北。
1958年秋,山东援疆吕剧团启程赴疆,这是第一支把吕剧带进新疆的文艺团体。
从天山脚下到东北的黑土地,从吉林柳河到江苏东海,吕剧之花,争奇斗艳。
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能做出这种决定,办成这种事情,足见领导者的胸怀、格局和气魄。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却能让人热血沸腾,心跳加速。
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知其冷暖,解其困苦,不可或缺。从人文角度,注重文化引领,注重潜移默化,注重精神呵护,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容易抓住情感的“软肋”,引起灵魂“共鸣”,助推事业发展。同时,获得更加广泛的认知、认同和拥戴。
陈谨之的这些话,虽然没有在《鲁声玉振》中明说,但其精神“内核”已表露得再充分不过。或许,这也是他的匠心所在。
1956年2月4日,山东吕剧团一行8人,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出国,来到最可爱的人身边。吕剧之声,响彻异国他乡。每到一地慰问演出,就受到一次感动。列队欢迎,热烈握手,紧紧拥抱,锣鼓喧天,掌声雷动,激动人心的场面终生难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
在这种力量的激励下,陈谨之点一只香烟,泡一杯清茶,拿一管秃笔,听着吕剧,嚼着大葱大蒜,或许还蘸着大酱,开始了《鲁声玉振》创作。
沿着《鲁声玉振》的文脉,可触其灵魂,可看其身影。也可随其上济南,去胶东,进城市,下农村,进家庭,入农院。
陈谨之忙得脚不沾地,累得头昏脑胀,甚至焦虑、失眠。但生活充实,精神愉悦,用时下的话说就是“痛并快乐着”。
隔行如隔山,但隔山不隔理。要把人物写“活”,把道理讲“透”,把故事讲得“生动”,陈谨之煞费苦心,采访了许多人,收集、阅读了海样文章、资料,还对吕剧的服装、道具,表演艺术,唱腔唱段,唱词和韵律进行考究,完全可以称得上“众里寻他千百度”,饱尝了“甘苦寸心知”“一语双泪流”的滋味。
岁月成青史,浩气在人间。
先人的足迹,成就来者的奋斗。
吕剧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也是个令他痴迷和全身心投入的世界。吕剧又是博大精深的,用陈谨之的话说,就是“穷尽心智,难识全貌”。
顶着压力、迎着困难,绞尽脑汁做这件事情,皆因责任、良知、良心驱使。陈谨之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虽不能“弱水三千”,起码也要桶装瓮藏。否则,就会让人“贻笑大方”。
得益于《鲁声玉振》写作,陈谨之俨然成了吕剧专家。
谈起吕剧历史,如数家珍;讲起吕剧成长发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谈及吕剧改革面临的困难、挫折,就心急如焚,恨无回天之力。看到这种表现,才能理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读《鲁声玉振》,分明可以感到,陈谨之很为当年没把吕剧定名“鲁剧”心怀耿耿。
受文化、地域、环境影响,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剧种甚多。而且各有各的小圈子、小环境,以及不同的观众。但吕剧覆盖的地域最广,听众观众最多。当然也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剧种。
进京汇演最多,参赛最多,获奖最多,奖项最高等等,同样非吕剧莫属。再说全国有好多剧种,也没有冠之以省市之名。
如此看来,陈谨之应该感到释然和欣慰。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眼中有柴米油盐,心里有星辰大海。这是陈谨之想往的世界,也是他的艺术追求。
《鲁声玉振》是家国情怀。

齐鲁大地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古往今来,以文化、文明、礼仪闻名于世。
《鲁声玉振》从历史的纬度,追根问底,深挖细找,给人们画出了一张从“驴戏”到“吕戏”再到吕剧的“路线图”,也可以说是吕剧发展的“三部曲”。
戏剧界把《王小赶脚》称为吕剧的开山之作。《王小赶脚》说的是新媳妇二姑娘回娘家,一路上与脚夫王小之间发生的故事。
早年,尤其是在山区,路不好走,驴就成了重要交通工具。明洪武年间,山西大移民,毛驴随主人迁来山东,落户广饶一带。同时,成就了享誉中外的名吃“广饶肴驴肉”。
广饶县孙斗村,流传着一种乡间舞蹈“孙斗跑驴”,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4代传人。表演形式上,《王小赶脚》俨然受了“孙斗跑驴”的影响。
旧社会,艺人被称作“戏子”,社会地位很低,属“下九流”,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现在,有些演职人员对身世依然看得很重,就是这个缘故。
过去,艺人们之所以把唐玄宗供奉为祖师爷,也是出于这种心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傍大款”或“找靠山”。
1989年,《画龙点睛》在北京演出,专家座谈会上,有人问起吕剧的名字。原山东省文化厅的领导解释说,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搞不清为什么叫吕剧,说法很多。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吕剧应该是唱响山东的黄钟大吕。
2002年7月,著名作曲家、山东省吕剧院院长栾胜利,带领8名演员去台湾,参加在台北市和依兰县举行的“海峡两岸戏曲会演交流”。
这是山东吕剧首次赴台演出。临行前,已退休多年的老院长专门叮嘱,人家要问起吕剧的历史,千万不要说起源“驴戏”,要说“黄钟大吕”。
这件事引起了陈谨之的深思。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驴戏”是吕剧的祖宗。但这是历史事实。陈谨之痛心而又忿忿地说:“不能因为祖上'穷’,出身'贱’,就不认祖宗,不承认家世,更不能牵强附会'攀高结贵’。”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我们的古训,古人尚且如此,何况今人乎?不承认历史,不面对现实,不仅会让祖宗“蒙羞”,也是对自己的“轻贱”。这样的“病态”心理作祟,何谈文化自信,何谈吕剧振兴。
从根上说,任何一个剧种都是“草根”,出身都不高贵,任何一个剧种都无须妄自菲薄。《鲁声玉振》凝聚着他的心血,袒露着他的心机迹,表达着他的心声。
时代在变化,观众的审美也在变化。不可否认,吕剧已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与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渐行渐远的端倪,传承发展堪忧。如何使吕剧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长期的大包大揽,剧团人浮于事,干多干少一个样,人员进得来、出不去,包袱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事业越来越难发展。国有文艺院团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必然。
为振兴戏剧,从国家级的“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奖”到各省市设立的艺术大奖,可谓名目繁多,用心良苦,但效果并不理想。
让陈谨之感到痛心疾首的是:有些戏曲改革,违背了戏剧规律,“画虎不成反类犬,成了一袭华丽旗袍上的虱子。”
在获奖的诱惑、刺激下,有些剧团不惜重金,精心打造新戏,目的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获奖。
有媒体报道,某剧院为打造一台历史剧,花费近500万,光舞台道具,就需要五六辆卡车装运。这些剧目根本不是面向观众,更不是面向广大农村或乡镇,往往在为领导服务,为评委服务后,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甚至可以说,演出之日就是“死亡”之时。
这种拿纳税人的钱,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党和国家及政府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胡作乱为,怎不让人心痛、愤慨、愤怒甚至发指。
戏曲长于抒情,长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受时空限制,不受舞台或场地制约,方寸之间表现千军万马、古今穿梭,这种审美特质及诗意的气韵,是戏曲的独特优势。
戏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虚拟性。“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五洲。”有些剧团把大量实物搬上舞台,一味贪“大”求“洋”,追求所谓的“高大上”,完全丧失了戏剧的“抽象”和“写意”,只会把吕剧推向反面。
文艺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软实力,是支撑民族进步的脊梁。文化不能做经济的附庸。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将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要素。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作为一名全国著名作家,陈谨之深知,文化事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命运,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同时,文学也是在时代的关照中奋力前行。作为家乡的吕剧也是如此。
陈谨之思如泉涌,下笔如行云流水,水银泻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事物总是按其内在规律发展变化,并且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戏曲也是如此。清朝初年,誉满京城的四大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时至今日,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1983年全国共有374个戏曲剧种,到2012年已经减少到286个,其中绝大部分气息微弱,仅有60个至80个,还能保持经常性演出。目前境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估计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甚。
有人说,今天的地方戏,像个“没落贵族”,留住了剧种,却留不住观众。靠保护活着,“火”起来很难。
回顾历史,“物竞天择”或许也适应于文化领域。地方戏作为传统文化载体,重振雄风,不能徒有情怀,应积极为观众而改变。否则,就会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或“凭吊”对象。
陈谨之借用奥地利著名剧作家茨威格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到伟大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还有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买账,才是长远之策。
吕剧是啥?吕剧根上就是地方“小戏”,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吕剧出生地在农村,表演的多是农村题材,面对的观众大部分也在农村。这也吕剧的宿命,也是历代吕剧艺人留下的“根”。
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制作,大投入,一个舞美就几万、几十万,弄得吕剧不像吕剧,京剧不像京剧。缺失了吕剧的那腔、那调、那味,观众怎会喜欢?
乡土气是吕剧从“娘胎”里带来的生命体征,也是其生存发展的“通灵宝玉”。这点,对吕剧来说至关重要。
去掉奢气,去掉矫情,去掉浮躁,去掉粉脂气,去掉宫廷气,还吕剧的本来面目,才能接地气,得人气,叫人“待见”,并具有生机、活力。
2018年7月15日,山东省吕剧院来东营区史口镇徐家村文化下乡,演出全剧《姊妹易嫁》。乡亲们都来了,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汽车挤满了场院,热闹得像过年。看到那种火爆的场面,你会感到吕剧依然很火。
同年,山东省第11届文化艺术节在济南、滨州等地举行。共有参评剧目24部,涉及10个剧种。在24部新创作优秀剧目中,吕剧只有2部。
但是,在新创作的小型剧(节)目评比展演中,入选的16台小戏,有5台是“小吕剧”。这些“小吕剧”情节紧凑,言简意赅,过渡自然,小中见大,展现的是社会大舞台。
演戏要把人物演活了,演到人物心里去。
经典剧目《借年》《借亲》《王小赶脚》都是庄户人婆婆妈妈的事,虽然剧情简单、舞台简陋,却因为紧接着灶头、炕头、柴火垛,所以很受老百姓欢迎。
采访老演员时,谈起当年下乡演出,依然啊。记忆犹新。
农闲的时候,正是“戏忙”的时候,剧团从农历十月到来年开春,一直住在村里。一旦定了演出时间,就雷打不动。冬天刮着寒风,飘着雪花,演员们也得根据剧情需要,身着单衣,坚持把戏演完。有的年轻妈妈下了台,就赶紧给孩子喂奶,临开场再把孩子交给别人,赶忙哈哈踩着锣鼓点上台。
每到一个村子,房东大娘就腾出最好的房子给演员住,把家里平时舍不得盖的新被褥拿给演员盖。一年走上百个村庄,就和上百个房东成了亲人。
通过这些事情,充分印证了“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的正确。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今昔对比,形同天壤。过去那种境况,几乎不会再出现。但当年的那种精神、那种境界、那种态度和劲头,依然像灯塔一样,为生命和事业导航。
“不是观众抛弃了吕剧,而是吕剧先脱离了观众,应该赶紧进行反思,把观众放在首要的地位。”吕剧大师郎咸芬动情地说。
吕剧要振兴,同样离不开懂吕剧,懂规矩,尤其是懂观众的“掌门人”。
吕剧的百年历史证明,从戏剧创作到演出,自始至终都要以观众为中心。如果忘掉了观众,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关起门来搞什么实验好、探索,早晚会脱离现实,脱离观众。脱离了观众的吕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试问诸君,难道不是如此么?
《鲁声玉振》是一句深情的诘问。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吕剧演绎的是社会、人生。受环境、条件及不可控因素影响,在吕剧成长过程中,哪怕戏再小,场地再小,观众再少,只要能一场场演下来,只要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下来,就说明自身的能量足够强大,观众就足够众多,就是社会和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一场大戏。岂能以小论之?
陈谨之抱定“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吕剧不能缺席”的信念,以生命为笔,蘸着自己的血和汗,直抒胸臆,发时代强音,像啼血的杜鹃。
陈谨之不愧是讲故事、写文章的高手。
《鲁声玉振》不乏大场面、大写意、大跨度、大事件、大背景,这些大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艰辛。
陈谨之聪明睿智的表现之一,就是善于学习借鉴,效法吕剧,化繁为简,以小博大,优化布局,优选章节,找准《鲁声玉振》的“内核”,安排好每个人物的“出场”秩序,找准角度,把握力度,施展“四两破千斤”的功夫,写好每个人物,讲好每个故事,努力打造文学艺术精品。
陈谨之还把吕剧“以声传情,以情入戏”的演唱之法,应用于《鲁声玉振》创作,不仅耳目一新,而且引人入胜。
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永远是艺术的乳母。
博兴县刘官庄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人人爱听戏,家家会唱戏,五六岁的娃娃,动不动就用秫秸杆搭个“戏台”,将大门上的对联撕下来,用舌头舔湿,往自己脸上一阵乱抹,扮演“大花脸”。
这段对刘官庄的描写,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足见陈谨之的功底,更见其立场、态度。如果没有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充满真情实感、富有生活气息、让人感到“解渴”或直呼“过瘾”的文字。
包括吕剧在内,任何一个剧种,在不同时段,都会推出各自的“大腕”“名角”,又因“大腕”“名角”衍生出表演艺术的这派那派。
那些所谓的“大腕”“名角”,说白了都是观众给的,是观众认可的结果。观众是他们的“天”,他们的“地”,他们的“衣食父母”。有观众认可,他们是“大腕”“名角”,没观众认可,什么也不是。
“大腕”“名角”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文化的艺术反映。同时,“大腕”“名角”的存在,又容易出现弊端。如若“大腕”“名角”或派系之间戒备森严,以邻为壑,相互掣肘,就会影响或阻碍文化、艺术发展。
《鲁声玉振》集可读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体,还有来自吕剧的那腔、那调、那味,不仅耐听、耐看、耐读、耐品,而且令人陶醉。
陈谨之性情豪爽,为人仗义,正应了“文如其人”那句老话,《鲁声玉振》亦不乏这种人性元素。
谈及吕剧的成就和进步,就起喜形于色,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态。谈及吕剧改革中遇到的“瓶颈”及挫折,就痛心疾首,大声疾呼。
坠琴呜咽,乡韵如鲠。
1968年10月7日,一代音乐奇才张斌带着深深的遗憾,含冤去世,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吕剧音乐事业,年仅39岁。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惋惜和心痛,尤其需要痛定思痛。
这是陈谨之在《鲁声玉振》中的一段文字,是含泪写的。写的时候,心在流血。
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表现之一,就是可供选择的文化、艺术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能力,欣赏水平不断提升;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价值取向、目标追求趋于多元;传统艺术、媒体、表现形式等,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和挑战。
正如《鲁声玉振》所言:艺术的升华,既是一场艰苦的跋涉,也是一场成功与失败的交战。
必须面对和接受这种现实,并把它当成新的契机或起点。
跌宕起伏,婉转旖旎,高亢流畅。
《鲁声玉振》是一支隽永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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