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年味”

图文丨王永清

临近春节，忙乎了十几天，今天终于可以“喘口气”歇歇了。七十三岁的年龄，虽然精神头还很足，但真不能与往日可比，腿脚发沉，体力不足，干一点活儿就感觉累，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女儿不让我这么拼，怕累着我。可我想，要过年了，屋里屋外的卫生得彻底收拾一下，该扔的东西得扔，该洗的东西得洗。更主要的是，得把屋内屋外装饰一下，客厅挂上吉祥物，五颜六色的小彩灯得让它发光发亮。我登上梯子挂彩灯，调整距离，看发光效果，上上下下多次，两条腿酸疼颤抖。老伴一边提醒注意安全，一边帮我扶着梯子，还得帮我递东西。

南晾台上挂两个小红灯笼，定时器控制开关。过去春节讲究“红灯高挂，鞭炮齐鸣”，现在城市不让放鞭炮，红灯高挂还得坚持，这是过年应该有的形式，不能扔掉。

女儿家住一楼，有一个小院子，我在葡萄架上挂两个大红灯笼，把两串闪光彩灯也挂在葡萄架上，屋内接上一个自动控制器，设定好时间，晚上5点半点亮，早上6点半关闭。

我还有二十个红色装饰灯，把它们挂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上，非常喜庆。到了晚上，红灯亮起，彩灯闪烁，非常有节日气氛。

现在有些人说年味淡了，其实，年味的淡与不淡，全靠自己把握。过去，生活水平不高，人们靠着过年改善一下生活，把吃喝当成过年的主要内容，杀猪、赶集、蒸饽饽、做豆腐，好一顿筹备，好一顿忙乎，似乎很有年味儿。现在平常的生活就和过年一样，吃喝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一些过年老风俗也都渐忘了，自然感觉年味儿淡了。

但是，不要忘记，过年的核心不止在于吃，还有很多规矩和形制，还有很多老传统，有待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记得小时候过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爸爸带着我们全家，每一个年都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每年“腊八”以后，爸爸就张罗过年的事，买来红纸，自己写对联，写春条，写福字。对联有传承的内容，也有自己编撰的。开始是爸爸写，后来两个哥哥放假回家，写对联的事就交给了哥哥。我每年都“抢到一些小工程”，写一些“肥猪满圈、金鸡满架、抬头见喜”等等。有些村民们羡慕两个哥哥都是大学生，老早就和妈妈说，等学生回来后，还得给我们家写对联啊。六十年代后期，这些个“文化活计”就是我的任务了。那时候不用自己编对联，都是用毛主席诗词里的句子：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写“春条”，春条是东北农家贴在炕沿头墙上的，又长又窄的春条，从房梁一直垂到炕沿。上边的内容都是吉祥话，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喜气洋洋。

例如：宜入新春乐，财神家中坐，金子堆成山，银子摞成摞，大吉大利！

听过一个笑话，一个书生调侃不识字的街坊嫂子，“宜入新春，胖咯抡墩，两只大脚，足有二斤，总也不洗，全是黑皴”。

现在很少有人自己动手写，基本都在地摊上买几副，也不懂上下联，看到有“发财、顺利、大吉、福寿”字样就行。

过去对联必有横批，横批下面要有“挂钱”，五颜六色的挂钱随风飘逸，不但寓意好，看着也喜庆。现在贴对联的有，贴挂钱的很少。其实，几毛钱一张的挂钱，不算破费，却给我们的春节增添了节日气氛。

我小时候过年，“立灯笼杆”是每年必做的功课。我家院子周围栽了不少杨柳树，爸爸带我找一棵又高又直的树砍下来，树顶上绑几支树樱子，粘上五颜六色的三角彩旗，在树杈上穿一根细麻绳，麻绳两头都要和树干一边长，把绳系在树干上。这些准备好以后，把灯笼杆立在房门外的院墙边，绑在木墩上，周围用冰块围起来，浇上水，一夜就冻得结结实实。

那时家乡没有电，就用高粱杆扎一个大点的灯笼，糊上红纸，晚上灯笼里点上蜡烛，栓在绳子一头上，这头往上一拽，灯笼就能到灯笼杆顶，远远望去，很是壮观。

灯笼杆上有一副对联：“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给我的印象极深。相传姜太公在封神的时候，把神位都分配出去了，没有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到过年的时候，各路神仙都各就各位，姜太公只好蹲在灯笼杆下为百姓看家护院，百姓感谢太公的大公无私，写下此联，以褒奖清官。

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现代化的闪灯串灯。我自己用旧的汽车雨刮器电机做了一个“闪灯”， 用一个小变压器变出2v电压，利用电机往复的原理，分别点亮两组手电筒电珠，忽闪忽闪也挺有意思。一位工友来我家拜年，赞不绝口。

住在城市里，没有地方供灶王爷，也没有人家供自己的祖宗牌位，至于财神爷、门神爷，也都统统下岗了。时代不同了，有些规制渐渐地取消了，但有些不影响文明的东西，该办的还是要办，该继承的还是要继承，这样，才不会感到“年味”的缺失。

“年味儿”需要创造，需要制造。“没事找事，就有年味儿”。

作者简介：王永清，辽宁省昌图县人，出生于1950年，工作在中石油管道局，现已退休，居住在河北省廊坊市。曾在各级报刊及新媒体上发表文章若干，年逾古稀，仍有叠文垒字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