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种田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我一直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会种地。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生产队负责。先是会计，后是保管，再后来是队长。我好像从没见他在地里干过活，每天都是忙忙活活地东走西奔，到饭点才能见着他的影子。

那时经常看见的父亲的形象是：背着个手，低着个头，一路往家走，好像还一直在心里盘算事。有时马上走到家门口了，不知又想起啥事，一转身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返。等他再回来，又是老半天。往往本来娘已拾掇好的饭又盖回锅里，等父亲回来，再加把火，全家才一起吃。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块自留地。地里的活，绝大多数都是娘和姐姐干，父亲只负责来回运东西。种时运肥料，收时运庄稼，就这好像也是来回捎脚的事。平时翻地、挑脊、点种都是娘和姐姐干。时间长了，变成习惯，我也就把这当成了自然。

一直到1975年，那年我11岁。奶奶得了中风，半身不遂。家里家外的靠娘一个人，娘实在扛不住了，父亲才辞了生产队长的职。起初父亲也舍不得辞职，可是父亲的哥姐们岁数都太大了，照顾不了奶奶，父亲才不得已。父亲是晚生子。我没见过爷爷的面，爷爷有我父亲时，已四十八岁，我的堂兄表兄有的都大我父亲十几岁。

父亲是个爱笑的人，很多事都是一笑处置。别说在外面从没和人吵过架，就是在家里，我们姐弟五人从小也没戳过一指头。不管哪个孩子不高兴了，发个脾气，父亲总是笑着说道几句。在父亲那里，笑是他化解一切矛盾的神器。正因如此，父亲在村里人缘极好。

在村里筹划个事，方言叫“理拎”。如果谁家有个事要理拎，事先事主都爱和父亲交流。父亲依照自己的认知理解，也都能给人家提出很好的建议。

父亲的好性格，却给自己找了麻烦。1980年底，生产队要分田到户。当时的生产队长找到父亲想看看地咋分？

俺队里有一块大片地在永新河西面，那是队里的粮食囤，全队每年都跟那块地要粮吃。可是自从挖了永新河，地就出了问题。

永新河挖出的土，我们叫起土。起土离河边有五十来米，全堆在河西，高高的垛成了坝子。这坝有二十多米宽，两米多高。可是这坝子因是深挖土堆成，盐碱度太高。长年的堆积，风刮雨淋，其中的盐碱都控到两边的好地里去了。原本的好地就沿着坝子形成了很宽的一溜寸草不生的秃碱地。

这块地还算在好地里分，给谁家也不合适。当时地是公社丈量过的，想变通，也没啥好法子。地分一二三等，好地没碱场，二等有点碱场，三等基本是寸草不生。父亲就出了个主意，将这一部分和最差的合在一起，分给一户，二等选最好的，让要这块地的先分。

队长皱眉头，那意思，怕是不行。父亲当场答应，如果没人愿要，就给我家。队长一听这话非常高兴，终于有人帮他解了难题。

可这事把我母亲气坏了。一家老小就指着这几亩地要饭吃，这一来，不是明着亏自己。那几天，母亲的碎碎念，一直不绝于耳。不过父母相处有个好处，不管母亲在家咋不高兴，在外一直给父亲留面子。父亲答应的事，那是翻不了盘的。

那年分地，起麦倒茬。意思是，收完麦再各种各的。

春节过后，我准备高考，整地的事，父亲谁也不让掺乎。一过春节，地刚开冻，父亲就推起小车，带上铁锨，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很多人都看笑话，说父亲是聪明一世，咋就糊涂一时。

父亲每到此时，就是笑笑，也不做解释。

我上高中住校，回家背干粮时，也会惦记家里的地。有次我去看，发现地的三面，都堆起一米多高的碱土。碱土都被父亲培成了宽宽的坝子，四亩多地的地块，像一个方方的池子。

过了又不知几周，我再去看，池子里放了一米多深的水。难道父亲这是要养鱼？

大概到麦子快抽穗的时候我又一次去看。地已经新翻、整平，被父亲挑出了宽宽的地脊。那地脊一垅占两垅宽，类似于后期的台田。

到快收麦的时候，我再去看，地里一窝不缺，长出了绿油油地一片棉花苗子。父亲种的棉花，怕不出苗，保持了行距，株距却缩小了一倍。我问父亲是不是太近？父亲说怕缺苗，好移栽。如果保住苗了，隔一棵拔一棵就行。我马上心领神会，别说，俺佩服。

棉花长得很快，没几天就有筷子多高。看着这么好的棉苗，却不舍地拔了。有人就笑我父亲：这是要种草呢？

父亲不理会他们，请来公社技术员帮着出出主意。公社技术员看了我家的棉花也笑，最后商量，作为实验，不妨试一试：不打顶心，只打边心，侧枝采用长短枝。行距够大，边枝每枝留两到三个花桃再打心；株距短，对枝只留一个桃就打边心。这样，行、株都留出侧边的空间，利用高空，多发展侧枝。父亲依计行事。

通常在生产队时，棉花过膝，基本就开始打顶，侧枝斜长，一般也就刚没成人的屁股。我家的棉花因为太密，第一个侧枝出的晚，离地面高。父亲掐边心也不着急，看棉花落了花，坐住桃子才打边心。由于植物的顶端优势，长短枝结合主杆枝特别发力。等我高考完再回家看，就我一米七六的个头走进棉花地里都看不见人。

到开始拾棉花的时候我就入学走了。我写信问家里的棉花，父亲告诉我，那年我家的棉花亩产六百多斤，比生产队时亩产翻了两倍。因为最底的侧枝出得晚，离地高，开出的棉花不受地气返浸，特别白，卖的棉花都是一级。最后别人家的棉花都拔了柴，我家棉花的顶端还都泛绿。拔回的棉柴，桃子还有一大堆。

那年的棉花比往年都贵，好的一块钱一斤，差点的也卖八毛多。我家的棉花一共折腾了两千多，当年在全村收入是最高的。

 （摄影  刘文明）

作者简介：荆其胜，利津陈庄人，1981年入伍，从军25年。转业到东营公安工作。喜欢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