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那么多生存危机,母亲从来没想过不让我们姐弟上学。三姐、二哥和我,先后都完成了初中学业(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初中生也是人才),为我们的人生打下了最基本的文化基础。我上小学时期,母亲每年都会三番五次找老师找学校,苦苦求情申请免除我的几块钱的学杂费(有时全免有时半费)。但学校组织看包场电影时,母亲从来“不打奔儿”,掏钱让我参加(我的邻居家条件很好,但从来不让孩子看包场电影,说不花那瞎钱)。甚至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还让我订全年的《中国少年报》,我是全班仅有的几个订报的同学。要知道我家是全班最困难的家庭,没有之一,订全年《中国少年报》,对我家当时是一笔巨款。现在,七十多岁的二哥,还活跃在北京,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医专家;我也晋升正高级职称,混进山东省史志专家行列。我们两个社会最底层的苦孩子能有今天 ,不能不感谢一个大字不识,但懂得文化价值和智力投资的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姐和二哥相继初中毕业。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如果不挑剔很容易找到工作。母亲当时来县城,打算等姐俩初中毕业后,就能就业养家,不会拖累二姐太久。但人算不如天算。三姐毕业后,到大哥工作的兴农镇(原乾元镇)卫生院学徒不久,没有抵挡住三姐夫家亲属谋划好的求婚攻略,也为三姐夫修积昌的“军人美男子”颜值所“诱惑”,稀里糊涂地随军远嫁佳木斯。二哥毕业后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母亲去乡下大姐家的空档,二哥自己报名下乡走了(二哥一生总是不断追逐新事物)。三姐和二哥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期待新生活能带来新变化,承担挣钱养家责任。但挣钱没那么容易,三姐出嫁后很快生小孩自顾不暇。二哥下乡也只能养活自己。两人虽然也尽量回馈家庭,但杯水车薪,兜底还要靠二姐和二姐夫。三姐和二哥“飞”走,让母亲有些欣慰,毕竟长大成人了;也有些失落,都未能实现帮她养家的希望。我们一老一小(二哥下乡时母亲五十多,我大概十岁左右)相依为命,继续在生活的泥淖中艰难前行。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努力寻找增加收入的机会,尽量减轻二姐负担。家里养猪养鸡,还种一块园地。当时县城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一块园地,夏天吃菜基本自给自足,但春种夏锄秋收这些活儿也不少。家里这些活儿主要都是母亲承担。母亲还外出找活儿,不管长工短工苦活累活,只要能干都接。她糊过火柴盒,给星火鞋厂纳过鞋底,给建筑队当过小工,上苗圃种过树苗……每当她挣到一点钱,就少要二姐家给的生活费。没活儿的时候,夏天就出去薅猪食菜,秋天就出去搂柴禾、捡庄稼。每天还要做三顿饭,喂猪喂鸡,缝补洗涮。长年累月的劳碌奔波,让母亲的背一点点弯了,本来就廋小的身躯显得更为单薄。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腰上长了一个疥疮,好几月不好,最后流脓形成一个洞,看起来很吓人。但就是这样,也没耽误母亲每天继续操劳。我出生时是我家的红火时期,但我太小没留下什么记忆。只记得曾经和父亲坐在小炕桌两边,看对面的父亲喝酒。父亲隔一会儿夹给我一块肉我就吃了,不给也不要。我长大记事以后,看到最多的是母亲每天辛劳忙碌的身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在母亲的调教下,一点点的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我到县城六虚岁就上了小学。那时学习不是特别紧张,家长也完全没有现在的“输在起跑线”意识,基本不太管。人们都活得比较辛苦,家长比的更多的是,谁家的孩子更会过日子,更能干活。很多家庭的孩子早上都捡煤核供家里烧,我很早也加入了这一队伍。早晨,我要拿上“挠子”挎上筐,到各处灰坑捡煤核。特别是要早些抢到县人委大锅炉每天早上推出的煤灰,因为公家的煤灰常有大量没燃尽的好煤核。每天早上拉煤灰车卸下山一样的煤灰后,腾起一片灰尘,围了一圈儿的捡煤核小孩蜂拥而上,冲进灰尘中,抢着用“挠子”扒堆,掀起更大的灰土,占住堆后一群孩子都成了“黑人”。占住堆后开始细细的翻找没烧尽的煤核,运气好的能捡到一大筐大块的煤核,够家里烧一天了。我偶尔也有这样的好运气,妈妈就非常高兴,邻居也非常羡慕。这时候,我就感到特别光荣。晚上放学以后,我马上要背上“花篓”(把装水果的柳编筐改造成背在背上的大筐),拿着小筢子,去搂沟边的干草和树叶,背回家当柴烧。天黑了才回家吃饭、做作业(当时作业很少)。再大一些后,我开始夏天薅猪食菜、打柴禾(用刀割青草回家晒干当柴烧),秋天搂柴禾(搂干草或干的庄稼茎叶)。随着年龄的增长,薅猪食菜先用面口袋,后来用大麻袋。打柴禾和搂柴禾先是背小梱,后来用扁担挑。我是比较下力的,有一年夏天到南门外柳条通打“涝豆秧”(一种生在柳条通里的长滕茎植物,很好的柴禾),打了一大梱,在平地我都背起不来,要找个沟边借着坡才能背起,背不动又舍不得扔,我就走一段歇一段,天黑还没进南门。当时南门外有狼,母亲急了,找二姐夫去接我,二姐夫到南门外一条小沟边找到了我。还有一次秋天我搂黄豆叶子,豆叶特别厚,我搂得兴起搂多了,捆成两大梱我挑不起来,两大梱差不多和我身高一样高。我还是舍不得扔,就横着身子扛着扁担,一点点连挑带拖往家走。那天还有一点顶风,我不知多长时间终于把这些该死的豆叶拖到家。那天到家后,我感觉嗓子一热,吐了一小口鲜红的血。我自己没怎么害怕,但把母亲吓得够呛。但事后证明没大事,可能是嗓子或气管破了一点。那时东北吃大井水。我很小时母亲自己一个人挑水,挑小半桶。我稍大一点,和母亲抬大半桶水。我大概十二三岁时,开始尝试自己挑水。井台很高,辘辘把很大,我和母亲两人合力才能打半柳罐水。特别是冬天,井台成大冰山,打水过程特别不容易。我由开始挑半桶,到大半桶,到十三岁时能挑满桶,并且不用母亲帮忙了。挑一担水尽管还有些打晃,到家要歇两气,但我非常自豪。母亲带领我干活养家,但我毕竟还是小孩子,有听话的时候,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有时贪玩,有时偷懒,有时做错事为逃避母亲惩罚而撒谎。特别是我撒谎的时候,母亲特别生气,免不了挨打。母亲最常用的家法是笤埽疙瘩,其次是用手掐拧。我脾气很犟,母亲打我时不知道服软告饶,有一点“宁死不屈”劲头。这样母亲会更生气,多少次笤埽疙瘩都打飞了(散了),我仍然死扛,最后气得母亲自己伤心痛哭。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母亲,但心里非常难受。这打骂声中,也让我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让我更懂母亲的心,也让我一天天长大。(待续)作者简介:李德辉,69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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