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命——母亲一生（六）

面临那么多生存危机，母亲从来没想过不让我们姐弟上学。三姐、二哥和我，先后都完成了初中学业（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初中生也是人才），为我们的人生打下了最基本的文化基础。

我上小学时期，母亲每年都会三番五次找老师找学校，苦苦求情申请免除我的几块钱的学杂费（有时全免有时半费）。但学校组织看包场电影时，母亲从来“不打奔儿”，掏钱让我参加（我的邻居家条件很好，但从来不让孩子看包场电影，说不花那瞎钱）。甚至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还让我订全年的《中国少年报》，我是全班仅有的几个订报的同学。要知道我家是全班最困难的家庭，没有之一，订全年《中国少年报》，对我家当时是一笔巨款。

现在，七十多岁的二哥，还活跃在北京，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医专家；我也晋升正高级职称，混进山东省史志专家行列。我们两个社会最底层的苦孩子能有今天 ，不能不感谢一个大字不识，但懂得文化价值和智力投资的母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姐和二哥相继初中毕业。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如果不挑剔很容易找到工作。母亲当时来县城，打算等姐俩初中毕业后，就能就业养家，不会拖累二姐太久。但人算不如天算。三姐毕业后，到大哥工作的兴农镇（原乾元镇）卫生院学徒不久，没有抵挡住三姐夫家亲属谋划好的求婚攻略，也为三姐夫修积昌的“军人美男子”颜值所“诱惑”，稀里糊涂地随军远嫁佳木斯。二哥毕业后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母亲去乡下大姐家的空档，二哥自己报名下乡走了（二哥一生总是不断追逐新事物）。三姐和二哥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期待新生活能带来新变化，承担挣钱养家责任。但挣钱没那么容易，三姐出嫁后很快生小孩自顾不暇。二哥下乡也只能养活自己。两人虽然也尽量回馈家庭，但杯水车薪，兜底还要靠二姐和二姐夫。

三姐和二哥“飞”走，让母亲有些欣慰，毕竟长大成人了；也有些失落，都未能实现帮她养家的希望。我们一老一小（二哥下乡时母亲五十多，我大概十岁左右）相依为命，继续在生活的泥淖中艰难前行。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努力寻找增加收入的机会，尽量减轻二姐负担。家里养猪养鸡，还种一块园地。当时县城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一块园地，夏天吃菜基本自给自足，但春种夏锄秋收这些活儿也不少。家里这些活儿主要都是母亲承担。母亲还外出找活儿，不管长工短工苦活累活，只要能干都接。她糊过火柴盒，给星火鞋厂纳过鞋底，给建筑队当过小工，上苗圃种过树苗……

每当她挣到一点钱，就少要二姐家给的生活费。没活儿的时候，夏天就出去薅猪食菜，秋天就出去搂柴禾、捡庄稼。每天还要做三顿饭，喂猪喂鸡，缝补洗涮。长年累月的劳碌奔波，让母亲的背一点点弯了，本来就廋小的身躯显得更为单薄。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腰上长了一个疥疮，好几月不好，最后流脓形成一个洞，看起来很吓人。但就是这样，也没耽误母亲每天继续操劳。

我出生时是我家的红火时期，但我太小没留下什么记忆。只记得曾经和父亲坐在小炕桌两边，看对面的父亲喝酒。父亲隔一会儿夹给我一块肉我就吃了，不给也不要。我长大记事以后，看到最多的是母亲每天辛劳忙碌的身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在母亲的调教下，一点点的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

我到县城六虚岁就上了小学。那时学习不是特别紧张，家长也完全没有现在的“输在起跑线”意识，基本不太管。人们都活得比较辛苦，家长比的更多的是，谁家的孩子更会过日子，更能干活。很多家庭的孩子早上都捡煤核供家里烧，我很早也加入了这一队伍。早晨，我要拿上“挠子”挎上筐，到各处灰坑捡煤核。特别是要早些抢到县人委大锅炉每天早上推出的煤灰，因为公家的煤灰常有大量没燃尽的好煤核。每天早上拉煤灰车卸下山一样的煤灰后，腾起一片灰尘，围了一圈儿的捡煤核小孩蜂拥而上，冲进灰尘中，抢着用“挠子”扒堆，掀起更大的灰土，占住堆后一群孩子都成了“黑人”。占住堆后开始细细的翻找没烧尽的煤核，运气好的能捡到一大筐大块的煤核，够家里烧一天了。我偶尔也有这样的好运气，妈妈就非常高兴，邻居也非常羡慕。这时候，我就感到特别光荣。晚上放学以后，我马上要背上“花篓”（把装水果的柳编筐改造成背在背上的大筐），拿着小筢子，去搂沟边的干草和树叶，背回家当柴烧。天黑了才回家吃饭、做作业（当时作业很少）。

再大一些后，我开始夏天薅猪食菜、打柴禾（用刀割青草回家晒干当柴烧），秋天搂柴禾（搂干草或干的庄稼茎叶）。随着年龄的增长，薅猪食菜先用面口袋，后来用大麻袋。打柴禾和搂柴禾先是背小梱，后来用扁担挑。我是比较下力的，有一年夏天到南门外柳条通打“涝豆秧”（一种生在柳条通里的长滕茎植物，很好的柴禾），打了一大梱，在平地我都背起不来，要找个沟边借着坡才能背起，背不动又舍不得扔，我就走一段歇一段，天黑还没进南门。当时南门外有狼，母亲急了，找二姐夫去接我，二姐夫到南门外一条小沟边找到了我。还有一次秋天我搂黄豆叶子，豆叶特别厚，我搂得兴起搂多了，捆成两大梱我挑不起来，两大梱差不多和我身高一样高。我还是舍不得扔，就横着身子扛着扁担，一点点连挑带拖往家走。那天还有一点顶风，我不知多长时间终于把这些该死的豆叶拖到家。那天到家后，我感觉嗓子一热，吐了一小口鲜红的血。我自己没怎么害怕，但把母亲吓得够呛。但事后证明没大事，可能是嗓子或气管破了一点。

那时东北吃大井水。我很小时母亲自己一个人挑水，挑小半桶。我稍大一点，和母亲抬大半桶水。我大概十二三岁时，开始尝试自己挑水。井台很高，辘辘把很大，我和母亲两人合力才能打半柳罐水。特别是冬天，井台成大冰山，打水过程特别不容易。我由开始挑半桶，到大半桶，到十三岁时能挑满桶，并且不用母亲帮忙了。挑一担水尽管还有些打晃，到家要歇两气，但我非常自豪。

母亲带领我干活养家，但我毕竟还是小孩子，有听话的时候，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有时贪玩，有时偷懒，有时做错事为逃避母亲惩罚而撒谎。特别是我撒谎的时候，母亲特别生气，免不了挨打。母亲最常用的家法是笤埽疙瘩，其次是用手掐拧。我脾气很犟，母亲打我时不知道服软告饶，有一点“宁死不屈”劲头。这样母亲会更生气，多少次笤埽疙瘩都打飞了（散了），我仍然死扛，最后气得母亲自己伤心痛哭。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母亲，但心里非常难受。这打骂声中，也让我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让我更懂母亲的心，也让我一天天长大。（待续）

作者简介：李德辉，69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