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刺绣厂

母亲与刺绣厂

济南有条芙蓉街。曾经，芙蓉街四周有巡抚衙门、布政司、贡院、府学；名店商贾云集；从南向北依次有土地庙、龙神庙、关帝庙、文庙。

据说，解放后，政府要求这条街庙内的道姑们，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让道姑们一筹莫展。突然一位道姑提议：咱姐妹们不是会绣花吗，咱成立一个刺绣小组吧！她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她们还亲手为周总理绣了一件睡衣。睡衣寄出后，她们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回了信，表示睡衣收到了，总理对她们成立刺绣小组的事情十分支持。她们捧着来信哭成了一团，于是一个五人刺绣小组在关帝庙内连夜成立了。这就是济南刺绣厂的前身。

党和政府对刺绣小组非常关心，组织街道妇女和济南其他庙观的道姑参加，还有的道姑“还俗”当了厂领导。关帝庙内的大殿、配殿改成了车间，其它房屋当作仓库和办公室。母亲便是在那时进厂当了工人。

在政府的关怀下，刺绣小组迅速发展成刺绣生产合作社，后又改为济南刺绣厂。生产工艺也从手绣改为缝纫机绣，后来又改为电动缝纫机；针法从单纯的“打籽”“跑边”，囊括了苏绣、湘绣。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凭着聪明勤奋和毅力，很快适应了各项工作。

1956年，弟弟出生了，孩子要喂奶，老人要伺候，正在这时，厂里因人员增多、车间不足，允许工人领活在家干，实行计件工资制。母亲的申请被批准后，她每天忙完家务，就没白没黑干厂里的活。每天晚上她蹬着缝纫机干到深夜，困急了，就用凉毛巾捂捂脸再接着干，为的是多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济南刺绣厂发展迅速，大量年轻知识女性充实进厂，产品出口创汇，关帝庙是容不下了，就在西门附近建了楼房车间。这里南是趵突泉，北有大明湖，靠近省工业展览馆。刺绣厂真像一支“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在济南黄金地段。

新厂落成后，所有工人回厂上班。那时，我们住在济南老东门附近的苗家巷，距新厂五里多路。冬天夜还漆黑，母亲就起床了，简单洗涮后，穿上大棉袄，迈着一双被裹过的小脚，颤颤巍巍地向工厂走去。那时，大明湖路还没有改造，离家开始的一段叫小梁隅首街，青石板路面三四米宽，日久天长磨得铮亮，非常滑；木电线杆上路灯透着昏暗的光，直到走到大明湖南门，路况才稍微好一点。这五里多路，她总是要留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遇有下雪天更要提前，小脚踏在青石板上，战战兢兢不敢迈大步。

当时，济南排水设施不畅，每逢大雨，南北走向的街巷就像排水沟，南山上的水膝盖深，汹涌奔腾地流向大明湖。一次下班的路上，母亲在县西巷与大明湖路交叉口，被水冲倒了，幸亏马路牙子一挡，她才爬起来，衣服湿得透透的，皮肤也磕青了好几处。回到家，她喘息了许久才定下心来。她一边换衣服，一边喃喃地说：你们要是真没了妈，可怎么办啊？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回了老家。我们从未来过，认识的人也极少。按上级安排，我们把队里空闲的，两间无门窗的仓屋整理了一下，母亲操持着摆上仅有的家具和铺盖，就成了一个整洁的家。

1974年落实政策，厂里车书记亲自来家，对母亲说：按政策你回厂里上班，孩子跟着回济南；如不回去也可以申请提前办理退休，孩子就地转为知识青年。母亲说：现在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乡亲们很好，俺们在老家生活得挺不错，就不回去给领导添麻烦了。

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说话行动受限，每年搞退休人员认证，她都用不灵便的手，哆哆嗦嗦、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再郑重地按上手印，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任务。

母亲82岁离我们而去。在告别仪式上，厂领导说：郭履佳老师服从领导、团结同志，是一名任劳任怨的好同志。

（图旅途）

作者简介：李晨，原就职于山东省垦利县运输公司，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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