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抗战英烈谱：刘逸奇（刘之武）烈士——从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参谋长调任中共运河特区敌工部部长（联络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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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奇烈士

刘逸奇（刘之武）烈士——从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参谋长调任中共运河特区敌工部部长（联络站站长）

 

刘逸奇烈士，原名福至，号宽成，曾用名之芜、之武、战敌、斗洋、神武等。1902年11月7日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属濉溪县）临涣镇一户较殷实的农商家庭。其父兆平，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为人勤谨，治家有道，为乡里所尊重。逸奇是其独生子，两岁时母亲病故，父亲视若掌上明珠，希望他能守业、创业，安家乐业，入塾时便起名刘福至。

刘逸奇于1908年入私塾读书，1918年考入宿县第一高等小学，修业3年。其间，五四爱囯运动爆发，萌发了他的爱国热忱。1921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学习各科知识，开拓了视野，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1924年，与朱务平、徐风笑等在家乡成立了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群化团”，在宣言中提出：“用奋斗的精神，推翻现社会各种畸形的制度和经济组织，以实现我们人类理想的生活。”“改造恶环境！推翻旧制度！实现真人生！”“群化团”成立后，在宿县一带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青年人参加了这一组织，为以后临涣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4年暑假，刘逸奇考入齐鲁大学。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书籍，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学生革命运动，以沉着积极著称。19225年暑假返里，经朱务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临涣党的独立支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五六月间，北伐军到达豫鲁地区，刘逸奇即停学返里，在临涣、百善、宿县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一时他家中成为地下党的活动中心，他与地下党员孙铁民、陈文甫、徐风笑等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广大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力量大，纷纷参加农会，宿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震撼淮北。

1925年5月，刘逸奇与张公干等20多人考入开封冯玉祥主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行前，宿县中心县委书记徐风笑写了秘密介绍信。在学校里，刘逸奇是党的负责人之一，与张公干等近20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政治影响，动员进步青年参加党的组织。1929年军校毕业后，刘逸奇被派到同乡西北军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部任师部参谋，后任师学兵队大队长，先后在西安和湖北麻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葛云龙因倾向进步而被撤职，刘逸奇也被迫离开该部返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这时，临涣一带地下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党组织遭到破坏，刘逸奇与组织失去联系，因而感到异常苦闷，但他矢志不移，以从事教育工作为掩护，为革命尽力工作，对被难者家属问寒问暖，倾襄相助，为此他一次卖掉60亩土地。他在临涣小学任国文教员兼教体育课，一面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面对学生进行训练，以便为革命培养体魄健全人才。他在室内自题一副对联：“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革命的情操寓于革命的理想。”并以此鼓励学生。后来，他的学生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西安事变后，刘逸奇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在宿县组织“抗敌后援会”和“救亡社”，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武装，并先后组织李超南、李昭、石林、刘福胜等50余名青年赴延安学习，为我党输送新生力量，其中多数是他的学生。

1938年徐州会战后，宿县沦陷，他与徐风笑等收集国民党散兵游勇和遗散的枪支弹药，吸收当地爱国青年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后该部开往豫东，编入豫东挺进支队。1939年夏，他又受组织派遣，回宿县组建独立第二大队，出任大队长，同年底，该部编入新四军第六支队二团，他任参谋长。1940年夏初，第二团在河南永城的大茴村活动，突遇永城方面近千名日伪军和十余辆汽车袭击，情况危急。他当机立断，提出正确的作战部署，采取收拢部队、防敌偷袭、及时追击等制敌措施，经过一天鏖战，终于击溃敌伪军，大获全胜，在肖、宿、永抗战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彭雪枫司令员给予很高评价。滕海清团长对指战员说：“刘参谋长才来不久，就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

1940年夏，刘逸奇奉命组建宿西独立团，被任命为团长。当时有人耽心兵源困难，他却充满信心，经过努力很快建立了两个营。刘逸奇领导这支武装活跃在宿西、蒙东百里隋堤故道上，神出鬼没地到处袭击日伪军及其据点。“神武游击队”(当时刘逸奇名为刘神武，故独立团又被称作“神武游击队”)威震四方，使敌伪坐卧不宁。刘逸奇还利用自己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广泛深入地动员家乡壮年参军参战，为我主力部队组织和输送兵源。在他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好多支新的队伍，上升为新四军第四师主力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调动重兵对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日伪军也乘机步步紧逼。刘逸奇率独立团随第四师在路西转战数月，终因众寡不敌，奉命撤到淮北路东地区。进入淮北根据地后，刘逸奇先后调任第四师九旅参谋处参谋、第二十七团参谋长和泗阳县总队副总队长。

1942年秋，华中局为了沟通淮北与淮海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扩大解放区，决定在运东宿迁东南部与泗阳西北部沿运河一带成立运河特区，刘逸奇调任特区工委联络部部长(对外称联络站站长），参加特区工委。一贯从事军旅工作，突然改做敌工工作，是一个很大转变，刘逸奇虽然舍不得离开主力部队，但坚决服从了组织安排，并分析说：“敌工工作大有可为，敌军力量薄弱，靠伪军维持局面，而伪军包括军官在内，大都不愿当汉奸，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一旦日寇失势，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便可以里应外合，一举收复失地。”

上任后，刘逸奇非常重视敌工干部专业的培训，规定联络部同志要学好三门课：一是敌工专业知识课，二是政治时事文化课，课程都由他亲自辅导，作业也亲自检查批改；三是武术课，他的国术很有功底，每天起床后晚觉前，就把敌工人员带到野外教练“八段锦”“三十六擒拿法”等防身自卫术。

运河特区环境复杂，周围敌伪碉堡林立，大运河、徐淮公路纵贯其间，敌人汽车、汽船络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封建道会门势力在这里也很活跃，敌工工作异常艰巨。刘逸奇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向区委报告，审时度势地提出对策，确定争取友军、中间势力及瓦解敌伪的办法。出身贫苦、时任伪五区区团长的于维龙有70余人枪，经常活动在韩圩、姜集、毕滩、曹渡一带；和他关系甚密的众兴伪军第九中队队长毕雨昌，有90多人枪。掌握于维龙的情况后，刘逸奇派联络站长路艺先做于维龙的工作，之后又和路艺亲自到敌占区面见于维龙和毕雨昌，动之以民族之情，晓之以抗战大义，于1943年初夏把他们策反过来，接受运河特区改编，成立了“运河特区游击大队”，不久便参加了攻打日伪军史集据点的战斗。后在特区联络部工作和他们的影响下，又促成了伪军刘纯鲁和众兴城日军翻译组的起义，这些起义对特区的巩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作中，刘逸奇处处克己奉公，关心同志。按规定他该享受小灶待遇，但上级每月发给的肉、油、菜等补助费，他都交到大伙房共同改善生活，与大家吃一样伙食。他的灰军衣已经5年变成了灰白色，但依然穿着；军分区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衣，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穿。按规定搞敌工工作可以特制“工作服”，可以特支经费购买香烟等高级用品，但他从不享受，整天端着一根老烟袋。他说：“为了抗战胜利，节约经费，支援战斗部队吧。”

1843年8月27日，特区所辖的古城区环境骤然恶化，形势逆转。当日下午，刘逸奇奉命前往主持工作。他带着敌工干事董战，特务员王凤源及通讯员吴长珠，由双河区前高圩(今属宿豫区仰化乡）出发，越过敌人运河封锁线，晚间深入敌占区张庄，连夜召开秘密工作会议，商讨对策，次日凌晨3时返回。途经罗圩渡口，突遭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伏击，刘逸奇与吴长珠被俘，王凤源当场壮烈牺牲，董战潜水突围。

被俘后，时亚武亲自对刘逸奇进行诱降，遭到刘逸奇严词斥责。时亚武又指挥手下人滥施酷刑:棍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压扣，“点肉香”更惨无人道地用烧红了的枪条刺入刘逸奇体内，但刘逸奇仍毫不屈服。

9月2日上午，时亚武又假仁假义地对刘逸奇和吴长珠进行最后谈话。刘逸奇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为抗战而死，虽死犹生；你们反共反人民，苟且偷生，犹如行尸走肉，你们日子不会长久，我们队伍会向你们讨还血债的！”当天午时，敌人在杨圩东北角的沙河滩上将刘逸奇、吴长珠枪杀。

刘逸奇烈士牺牲后，运河特区党政军于10月5日在大兴区三河乡隆重举行追悼会。淮海区行署主任李一氓亲题挽联：“未死于敌，而死于友，人间何世？轻视生命，重视组织，党性无亏！”经特区党委批准，将三河乡改名为“逸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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