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汉武帝看来，游侠是一种病——威胁他安全的传染病。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咱们看看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大将军卫青是如何对待大侠郭解的，你就明白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话说，汉武帝时期，大汉社会阶层贫富分化严重，地方豪强们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生活上奢靡浮华，政治上手眼通天，俨然成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就决定学习老祖宗刘邦。当年刘邦是如何解决地方豪强逐渐做大，威胁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汉朝刚建立时，一个叫娄敬的大臣向刘邦建议，当年秦朝末年的时候，别看起头的是陈胜吴广，但是闹腾了没多久，他们自己内部就乱了。吴广是和自己的人吵架被杀的。陈胜更窝囊，是被自己的车夫刺死的。这些泥腿子，根本兴起不了什么大浪。您的心腹大患，其实还是西楚霸王项羽那样的，以前老六国的那帮贵族大户。所以啊，要想大汉朝长泰久安，您就应该把这些地方上的大豪族们，都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离开了故土，他们就构不成威胁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钱，可以拉动首都的消费。首都的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不会搞事情了。
刘邦听了，深以为然，马上就下令全国的豪族，比如齐国的田氏、高氏，楚国景氏、昭氏、屈氏啊，这些大氏族拖家带口的，都给弄到首都长安城来。
把地方的豪族迁来了之后，为了将其拆分成小家族，刘邦给他们都赐了新的姓，让他们尽快忘本。比如田氏，是齐国非常大的家族，人口众多。刘邦就按先来后到，第一拨来的，赐姓第一；第二拨来的，赐姓第二。刘邦给这些豪族改姓也就罢了，却给他们赐了这样的姓，简直就是公开羞辱。豪族们也没办法，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除了谢主隆恩，也不敢说啥。
汉武帝熟知历史，很是赞同老祖宗的这一套“软性”改革。于是，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规定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
《迁茂陵令》颁布时，执行上必然会遭遇地方豪强的抵制，许多富户豪门都按兵不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大侠郭解，他提出：自家财富不足300万，请求朝廷准许不迁徙。
《迁茂陵令》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出现郭解这样的抵抗，是汉武帝早就预想到的事情。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他身边竟然会有人为郭解求情。这个人还不是别人，而是他亲手提拔的，自己的小舅子——大将军卫青。
为了给郭解求情，大将军卫青上奏说，“郭解是穷人，不需要流放。”
武帝回答：“能让你这个大将军亲自向我说情，他会是穷人吗？”强忍着怒火，汉武帝当面驳回了卫青的请求。
很多人说，正是因为卫青给郭解求情，汉武帝意识到地方豪强与朝中权贵结合的危险，才决心杀掉郭解，并且将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群体赶尽杀绝的。这样的解释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儿，与大将军卫青这样掌握权力的重臣有联系，这还不是汉武帝决心将郭解这样的游侠赶尽杀绝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汉武帝看来，郭解这样的游侠是社会的一种病，是一种可以威胁他皇权的传染病。
汉武帝为啥一定要根除游侠？
在汉武帝看来，郭解具体有多少财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强制郭解搬家时，当地的人众筹了上千万钱给了郭解，这数目甚至超过了迁徙的家产标准好几倍。
这样的事情对汉武帝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整个豪族和民间都在和他这个皇帝叫板。然而，那时候连太子都能杀的汉武帝，对此却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地忍耐。
郭解搬迁到关中后，关中的豪杰们都争相拜访，争着跟他做朋友。直到后来，有个儒生贬低郭解，被他的门客所杀，还割了他的舌头，这才给了汉武帝一个治罪他的理由。
其实，这件事儿郭解并不知情，但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以平民身份玩弄权术，致人死命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比亲手杀人还严重。”就力主判了郭解死刑。
熟悉汉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汉武帝一朝的宰相几乎都死在了相位之上，唯独这个公孙弘能够取得善终，其原因无他，只因为公孙弘听话，能够揣摩汉武帝的心思办事儿。
所以，当郭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门客杀人而被审判，按照当时的法律应无罪释放时，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这完全是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替皇帝说的话。站在儒家伦理，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游侠群体就是一种危害社会、威胁皇权的“传染病”。
游侠起源于宗法社会解体的战国时期，当时，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铁器的普及，各国的人口暴增，社会规模越来越大。以秦国为代表的各路诸侯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开始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寻求建立官僚政治。
随着旧有的贵族政治的瓦解，很多贵族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地位，失去土地，流落到民间。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依附到了大贵族的关系网络中，成为了他们的门客。另一部分没有被吸收进新的制度，又不愿意沦落成为种地的农民的人，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脱离社会主流之外的游民。
这些游民中，尚文的被称为游士，尚武的被称为游侠，他们是民间政治的主导者。
游侠们在社会的法治真空中游离，在民间社会中构建了一套新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规则，而这套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规则却跟儒家社会主流的伦理秩序虽大致对应却也有所不同。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义”字，儒家提倡“义”，游侠的江湖社会也提倡“义”，而且“义”还是他们的最高伦理原则。但是，江湖人所说的“义”，跟儒家的“义”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儒家的“义”是分大小的，而且还要基于君臣关系、血缘关系分出个亲疏远近。老百姓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伦关系当中，他们的“义”必须得放到这些关系中才成立。
而江湖上的人所说的“义”呢，是非血缘关系、没有亲疏远近的“义”。江湖人来自五湖四海，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一定是同乡，所以他们的“义”是普遍的、平等的。这就其实跟墨家的“兼爱”之“义”有点儿像，墨翟讲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江湖之“义”是如何体现的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连个字——“守信”。“信”字拆开了看，就是“人言不欺”，也就是说话算数。因此，“轻生死，重承诺”就是游侠江湖世界的最高信条。
所以，黑帮电影中的帮派成员经常说的那句话“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绝不是闹着玩的。对于游侠们来说，即使是不合乎正义的誓言，也必须要遵守。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问，为了誓言，明知道是不该做的事情，不正义的事情也要做吗？那大侠们怎么能让人们尊敬呢？
这其实就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和主流社会的伦理冲突的所在了。在江湖世界中，遵守信义往往会压倒快意恩仇和主持正义的人。在诺言和正义无法调和之时，任侠们往往会选择慨然赴死。
信任关系的建立是社会控制的关键，信任为人的行为赋予基本确定性，在形成社会习俗、互利合作的过程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人展示自己是可信的，接受和交换信用，是在强化自己的社会关系。很多社会资源，比如货币，都是信任的具体形式。信任预期消失，币值就会崩盘。
因此，没有权力核心的江湖，更是要靠信任运转。“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信义就成为了江湖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硬通货。
当人们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时，只要有个侠客答应帮你，那你就算是得救了。因为，一旦做出承诺，就算牺牲性命，他也一定会做到。
比如，郭解。面对杀了他的亲外甥的人，他认为是外甥理亏，就承诺不追究了。对那个人而言，他就得救了。因为只要郭解说不追究了，他就不用怕报复，甚至不用担心官府。
另一面就是，郭解一旦发誓要杀谁全家，那这人麻烦大了，即使你是统带千军万马的将军，都会感到不安。这就是信义形成的预期力量，它是江湖的第一法则，人们对大侠之“义”的信任和崇拜，甚至能转化成信仰。
比如，关羽。很多民间帮派，都会把关羽当作神来供奉。所以，关帝庙遍布五湖四海。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关羽就是最讲义气的人，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形象。《三国演义》里，曹操曾经是关羽的恩主，关羽念其旧恩，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本来这是以私害公的死罪，但反而在民间传为美谈。
然而，在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眼里，这江湖伦理可不是好东西，它是一种病，一种传染病。人们把大侠当成信仰，经过传播放大，这就会让一个无财无势的平民，在信息不畅的年代，拥有连皇帝都头疼的权威。
所以，如果你要是汉武帝，你要是公孙弘，你会放过郭解这样在社会中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游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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