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1年的五月初七日，郑庄公去世，享年五十六岁。郑庄公名寤生，姬姓，十三岁继位，但自小不受母亲待见。郑庄公因少年丧父而继位，遇上了一个偏爱幼弟的母亲，因此养成了隐忍、独立、勇武的气质和性格特质。
这种性格贯穿于郑庄公四十三年的执政生涯之中，在对付弟弟叔段的过程中，二十二年隐忍不发，但一旦机会来临，便谋求一击而中，控制局面。说明郑庄公善于在平时做足准备与防范工作。在对外关系中，也谋求独立自主的立国方针，不论在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还是与宋国、鲁国、齐国的关系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是始终不渝。郑国国内，郑庄公执政四十三年，国力鼎盛，成就一时霸业。
但非常遗憾，郑庄公一死，国内大乱，诸子相继为君，导致君权不稳，国力日衰。因此，透过郑庄公之死，我们可以一窥构成古代君主权力基础的四大支柱：君、臣、宗、戚。
其一为君：君当然是指国君，国君的权力来自血缘传承，更来自国君自己的全面素质和性格作风。在春秋时代，大凡国力强盛的国家，必然是在乱世中有一代长寿或长期执政的国君，如鲁惠公、齐僖公、郑庄公、宋宣公等等。寿命长，意味着身体健康，这在古代非常重要，是战斗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执政时间长，意味着政权稳定，内部秩序井然，国家组织能力强，纠错能力高。春秋战争，往往国君亲临战场，国君勇敢能战，就会鼓励将士用命。除了健康，驾驭能力、智慧权谋、道德感召当然也非常重要，郑庄公在这方面就比较全面。其次，就是要处理好君权的有序继承。春秋乱局中，大量案例是君权继承更迭造成的。这种现象，除了内部继承秩序还没有稳定建立起来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周王室权力解体造成的，缺乏更高层面的监督保证力量，也会让内部暗藏的权力野心膨胀起来。
其二为臣：臣当然首先是首辅大臣，比如卿士。在鲁国，有公子翬，能通过暗杀鲁隐公让鲁桓公继位。在卫国，有石蜡这样的大臣，能凭自己的能力，更换国君。在宋国，臣子华父督能弑君而后更立新君。在郑国有祭仲这样的卿士，能够把继位的国君拉下马，更换新君。说明臣权或者说相权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一极，足以左右国家方向，更立新君。其实，这反映了在乱世之下，臣权与君权在地位上的差距在缩小，这也是外部激烈竞争的内部必然反应。
其三为宗：宗是指宗室。宗室中权力最大、影响力最显著的当然是与国君血缘最近的兄弟、叔伯。这既是血缘纽带造成的亲近和信任，反过来也是对君权威胁最严重的“卧榻之侧”。宗室的存在，除了对国君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也是防范外姓大臣擅权并觊觎君权的有效力量。比如，郑庄公虽然有三子皆可为君，但对外则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没有外部威胁时，内部的矛盾才会存在。一般来说，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君权稳定者，外部威胁的防范总会是第一位的。所以，郑庄公才会多内宠，多子女，其目的也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家族统治集团。在春秋时期，宗室力量仍然经常处于国家危机处理中的第一线，是重要的依靠力量。
其四为戚：戚就是外戚。按照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嫁娶制度，都在异姓诸侯之间通婚。国家和国家之间，往往就是婚嫁对象，变成甥舅之国、丈人之国，等等。这种通婚制度，为各国之间形成人员渗透，关系渗透，力量渗透创造了条件。郑太子忽拒绝齐僖公好意，不娶文姜，祭仲当时就阻止道：「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这说明，通过婚姻关系，除了各国之间的力量会渗透之外，也会形成国际间的制衡力量。比如公子忽没有听取祭仲的意见，后果就非常严重。宋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控制祭仲，逼迫祭仲更立新君，让与宋国有血缘关系的公子突继位。如果当时公子忽娶了文姜，宋国必然会忌惮齐国力量，不敢轻举妄动！
这四种权力，在后世国家治理中，始终都是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支柱。解决君权继承问题，在中国始终没有解决好，因为作为一个人，要在有限的血缘范围内具备齐备全面的个人执政素质，本身就非常难，何况不同的观察者，其对选择对象的评价也会大相径庭。满清之后，康熙无奈改用密诏继位，实属万不得已！英帝国用顺序继承也是一样，都是封建帝制下的无奈。
臣权的制衡，后世解决得相对较好，主要使用的方法如限制臣权，肢解相权，强化监督。这方面的制度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发展起来。最后到明朝，发展出了内阁制度。
宗室力量在汉朝以后基本就被瓦解，尤其通过推恩令之后，天长日久，宗室贵胄日渐平民化。明朝初期，虽然复辟了诸子封王、拱卫中央的制度，但靖难之变，显示终究也是祸端，随后式微。到满清时，宗室力量被严格限制和监督，甚至无旨不得出京，基本上成了笼中鸟。
外戚之弊，在后世一度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即外戚干政，甚至像王莽这样的外戚竟然发展到篡位自立的程度。但总体上，通过儒家思想体系的不断强化和完善，外戚在宋以后被制度严格防范了起来，外戚坐大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外戚坐大的根本原因在于防范宗室内部的觊觎之心，外姓之人，无血缘关系，反过来成了君权监督有血缘关系者的重要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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