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秦始皇雄才伟略，统一天下，堪称千古一帝。但在胡亥即位后，秦朝迅速灭亡，史称“秦二世而亡”。
如此一来，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秦公子扶苏，一些人提出，若非赵高等人从中作祟，登上秦朝皇位的应为扶苏。扶苏本人又颇有才干，或许能够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悲惨下场。
不仅今人如此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末时代，陈胜、吴广等平头老百姓就将扶苏视作秦朝的明主，以扶苏作为旗帜，拉起了一只起义军，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朝野中，扶苏声望极高。
东汉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更是直接写道：“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也就是说，班固认为，正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及早将扶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使得胡亥钻了空子，登基为帝，最终败坏了秦朝的基业，让秦朝绝祀（指亡国后没有后代祭祀先祖）。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没有权阉赵高作祟，扶苏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下一任皇帝吗？秦始皇真的中意扶苏吗？扶苏之死仅仅是因为胡亥的矫诏吗？
1. 秦无严格嫡长子继承制
秦人起源于东夷，本非华夏出身，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后来，在西周末年，秦人占领了西周旧地（关中），吸收了大量周礼文化，但由于秦人没有参与西周初年的分封，在秦人文化观念中，并没有出现严格的嫡长子继承观。
根据现代秦汉史大家林剑鸣先生统计，自秦襄公建国至秦穆公，共计9代君主，其中以长子继位者仅2人，其余君主或以兄终弟及、或以次子等身份继位。
可见秦国没有严格的嫡子继承制度，嫡长子并非一定能继承君主之位。由此，长公子扶苏便与十八子胡亥形成了竞争关系。
2. 丛林法则
秦始皇很清楚扶苏与胡亥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但他并没有想着去化解，反而乐见其成，希望二者能够决出一位胜者。这又是为何？
这其实不难解释。因为秦人本来就有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秦人起源于东夷，这些东夷部落往往用武力争斗的方式选举出首领，秦人深受这种习俗的影响。《春秋公羊传》中就记载“（秦人）择勇猛者而立之”。
也就是说，宗法关系在秦国君主继承中并非重要因素，个人能力才是关键因素。
在扶苏和胡亥两人之中，反而是胡亥更受秦始皇青睐。因为秦朝是一个崇尚法家和法治的时代，所以，在王储的培养上，能否精通各种法律是其考虑的主要条件之一。
与精通儒学的扶苏相比，胡亥具有更大的优势，《史记》记载，胡亥曾从赵高学习法律事务，而秦始皇本人又是一位钟情于法家的人物，胡亥无疑比扶苏更讨始皇喜欢。
但这并不意味着扶苏就完全没有机会。
秦始皇从年少开始就不断经历各种政治斗争，他亲自斗败了吕不韦，处理了嫪毐，亲眼目睹了许多兄弟相争的情形。所以，他也深知扶苏本人仁弱的性格特点。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深谙政治斗争的秦始皇，却将扶苏派去了秦帝国军力最为强盛的蒙恬军中。
有人信从《史记》记载，认为是扶苏上奏劝谏秦始皇，惹怒了秦始皇，所以秦始皇一怒之下将其发配到北部边疆军中。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实则不然。试问，哪一位帝王会将自己不信任的皇子派去监管帝国最精锐的数十万边防军？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的这种安排实则是在历练扶苏，希望扶苏能够改变自己的柔弱，获得秦国军队的支持。
因为，在当时的秦国，蒙恬所在的蒙氏家族对军队势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据《史记》记载“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也就是说，从秦始皇时代开始，蒙氏家族一直备受宠信，一直掌管军务，是秦国军队派系中的巨无霸，军中没有哪一派可以与蒙氏相提并论。派遣扶苏去和蒙恬接触，无疑是秦始皇帮助扶苏掌握军权的绝妙安排。
但是，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没有放松对胡亥的培养。在秦始皇东巡之时，他唯独允许胡亥跟随。《史记》记载“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
从这句话来看，好像是身为幼子的胡亥撒娇卖萌获得了这次机会。实则并非如此，身为千古一帝的始皇怎么可能会因为“少子爱慕”就轻易地带上一个皇子巡游天下？
要知道，秦始皇一生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偏偏带上胡亥，不带其他人？再者说，秦始皇的出巡模仿了中国上古帝王的巡狩，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帝王行使政治权力、控制地方政权、祭祀山川河流、彰显帝王影响的政治活动。
秦始皇不可能不知道巡游的重要意义，他也知道，带上任何一位皇子都是对外界释放重要的政治信号，可能会让臣子有诸多猜测。
但他还是决定带上胡亥，这无疑是秦始皇有意培养他处理政务能力的表现。如此一来，扶苏与胡亥，一在边军，一在中央政坛，秦始皇显然是在安排哥俩打擂台，胜者为王。
可惜的是，扶苏没有读懂秦始皇的这层意思。
于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暴卒后，为了防止扶苏抢夺帝位，李斯、赵高等人伙同胡亥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据《史记》记载“乃秘之，不发丧……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
李斯、赵高等人秘不发丧，让秦始皇如同往常一样处理政务，并对外宣称秦始皇册立胡亥为太子，为胡亥登基作准备。
等到达咸阳后，胡亥开始正式发丧，并火速处理扶苏与蒙恬，带去始皇命令，让二人自裁。
扶苏看到始皇遗书后居然没有怀疑，想要马上自杀，蒙恬屡次劝阻也未能成功。由此可见，扶苏并没有看到始皇安排他戍边的真实用意，而是一心一意地信奉儒家学说，说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
这句话是说，父亲要让儿子去死，儿子应该没有怨言地立马自杀。
扶苏之死恐怕很大程度是因为扶苏没有领会到秦始皇安排他与胡亥展开争斗的意图，他天真地信奉者他的儒家学说，直至死亡。
1. 儒法之争与帝王心术
扶苏与秦始皇之间素有理念上的差异。二人之间的这种矛盾集中爆发于焚书坑儒之时。
公元前212年，卢生求取仙药未果，讥讽秦始皇“刚愎自用”，秦始皇大怒。
《史记》记载：“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坑杀儒生事件。
长子扶苏此时上奏劝谏始皇，他说，现在天下初定，正是应该休养生息，召集儒生治国安邦之时，这样坑杀儒生可能会带来士人不安，离心离德。正是这次劝谏，让始皇将扶苏发配到北部边疆跟随蒙恬历练。
因为，这次劝谏让始皇彻底认清了扶苏过分沉迷儒家学说，扶苏的这种态度并不适合成为一个君主。
在秦始皇心里，儒家也好，法家也罢，他并没有特别的好恶，只要切实可行的学说他都会采纳。只是因为法家特别适合战国纷争的时代，所以秦始皇大量使用法家学说治国。
但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其实已经在对施政纲领进行调整，抛弃原先的独尊法家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
在秦始皇的多次南巡中，他曾在全国各地留下一些刻石，这些刻石上的文字全都是带有儒家礼教色彩的话语，例如南海刻石上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风”，就是在说秦朝要治理各地风俗，让天下百姓的风俗变得醇厚。
也就是说，秦始皇并不是全盘反对扶苏支持的儒家学说，他只是反对扶苏过分听从儒生的政治心态，他认为这种心态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帝王。
近似的一幕在一百五十年后重复上演，汉元帝身为太子之时，曾上书劝谏汉宣帝，说汉宣帝过分信任文法吏，应该更多地信任儒生。汉宣帝的一番回答点破了君主政治的奥秘：“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
也就是说，汉朝统治长久的奥秘不在于全盘使用儒家学说，而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兼收并蓄一切王道、霸道之学。
毫无疑问，扶苏并不了解父亲秦始皇的良苦用心，全身心地宣扬儒家学说，自然与秦始皇渐行渐远。
身为贤明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却最终落了个在边境自裁的悲惨结局。
这不仅仅是赵高、胡亥等人的阴谋作祟，也是因为扶苏自身无法明白秦始皇的布局。
秦始皇遵循秦人的老传统，企图让扶苏与胡亥互相争斗，胜者为王，继承皇位。因此，他一面将扶苏下放到北部边界历练，试图改变扶苏的柔弱性格。
另一方面，秦始皇将胡亥带在身边，巡游天下，借此向天下人显示他对胡亥的栽培和看重。
此外，秦始皇晚年已经逐渐走向兼收并蓄的文化策略，不再全盘信服法家政策。如此一来，扶苏的理念也就与秦始皇背道而驰。
扶苏之死，不仅仅是阴谋的结果，也是因为扶苏始终无法理解父亲秦始皇的许多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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