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创建伊始国力孱弱，面对东突厥二十多万的控弦猛士兵临城下，唐太宗李世民无奈以疑兵之计与东突厥于渭水指天盟誓，避免了一场亡国灭种的悲剧。而立国不久的唐王朝四周环境也非常恶劣，北有英勇善战的回鹘骑兵，西南有头号强国吐蕃，东北有战斗力直线飙升的契丹，东南有世居云南的区域性强国南诏，唐王朝在这么些强国环伺极为不利的政治格局中宛如风箱中两头受气的老鼠。
然而，不到十年，大唐王朝如满血复活般连续左右开弓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等国轮番吊打、花样虐遍，中原王朝周边的异域蛮邦在大唐军队摁地摩擦的节奏下纷纷上表臣服，大唐在这种崇尚武力的氛围下，形成了几乎“年年有仗打，月月有军情”的常态，以至于初唐诗人杨炯因此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慨。甚至四夷莫不尊崇唐皇天可汗。可以说大唐荣耀就是一部以鲜血构筑成荣誉，没有连年的开疆拓土、积极扩张，大唐威名亦不会传之寰宇，而终唐一朝对外战争就高达100多次，内战更不可胜数。
“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说到底拼的是综合国力，比的是谁有钱谁能死扛到最后。汉武帝北征匈奴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巨额钱粮，而康熙连年征战，比至雍正朝，国库却空空如也。然而，终唐一朝，整个大唐帝国始终行走在战争状态的前沿，但唐朝却没有出现国库亏空的情况，就此而言，的确不得不让人称奇。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唐朝对外火力输出持续两百多年，而国家却没有因此崩溃呢？其实，唐中央政府的确出了不少高招化解了令后世头疼的军国体制的弊端。
一、府兵制减轻了中央负担
在通读唐史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唐朝前期军队战斗力爆表，后期却明显弱鸡了不少。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唐王朝前后推行的兵制有着很大的关系。唐朝初期军队推行的是“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就是秉承“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理念构置的军队，战时农民自备干粮、马匹随军征战，待四海升平时又下地种田干起了农活，农闲时节再排兵布阵、训练拼刺格杀。
由于兵源自筹战略物资，农忙时节兼顾生产，且平时军事训练扎实到位，大唐依托“府兵制”在不到数年的时间内很快建立起了一支能征善战而又不伤筋动骨的军队。
唐中央正是在“府兵制”完善推行下，帝国战力犹如海啸般席卷东亚周边蛮夷，而大唐财政却能轻松应付。
二、少数民族仆从军
唐朝除了“府兵制”的现役兵制度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军队战斗作风，大唐王朝还有一支极具特色的“番军”也极大了补充了出征兵士不足和养兵难的问题。
“番军”就是由唐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组成的仆从军队。这些少数民族组成的“番军”构成大多为被征服地区的少数民族或者主动臣服大唐的胡人，比如突厥人或者西域胡人等。唐政府收服这些异域编外人员后，政治上授予了番军头领高官厚禄，然后唐朝正规军率领这些番军对外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攻城略地财宝大大的有。
而高仙芝攻灭石国放任联军部队抢掠财富是大唐众多军队的一个缩影。大唐通过充当起“带头大哥”的角色率领胡人番军发起抢掠的战争，有一群质地优良的炮灰打头阵，想不节省军费都不行。
三、均田制提升了大唐中央集权
均田制，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把荒芜的田产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民开垦若干年后产权归拓荒者所有。这一制度最早发源于北魏，成熟于隋唐。国家大面积推广施行均田制后，大量的自耕农中间阶层不断增多，中央赋税也相应水涨船高，自耕农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后，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力以庸代役免除兵役或自出兵勇为国杀敌。
均田制的实施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增加唐中央赋税实物的收入又能调动平民以战功获取封赏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打击地主豪强平抑封建经济结构，进而强化中央集权，有了强力的中央后台做靠山，仗打得再怎么稀烂都危及不了中央扎实统治。
四、以战养战的经济模式
唐朝统治的中原地区盛产铜矿和铁矿，加之农耕文明冶铁技术极为发达，边疆少数民族要想同中原的唐王朝开战就必须得进购大唐的铜铁制品，而唐王朝往往以游牧部落的宝马等军需物资为交换条件或从交易中课取重税，即使化外番邦从大唐进购了大批战略物资，大唐也能从对手手中拿下了自己的军资物品，甚至还雁过拔毛狠狠敲了对方一笔。只要双方选择开战，这种以战养战的军备交流就不会停止。
大唐帝国也正是凭借着内部军队和土地税收的彻底改革，加持番军仆从的鼎力支持，并配套“以战养战”的战略模式，终唐一朝，藩镇边军才能连年征战频出奇招花样吊打周边番邦蛮夷，唐王朝在“战争经济”的驱使下步步开疆拓土，打出了空前绝后的盛世光辉。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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