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为什么又要出一本书？

原来在狭窄的格子间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更大的世界。

文 | 石灿

编 | 园长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快递包裹。我拆开看，是一本书，叫《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白色封面、黑色字体与黑色二维码相得益彰，苍白中隐藏着书卷气，二维码透露着科技感，赛博朋克风格隐约凸显。

编著《有数》的作者不是一个独立人，而是一个叫“数字原野工作室”的小团队，来自腾讯内部，核心成员仅两位，各自拥有社会杂志媒体和财经媒体经历，以及二三十位外部的青年作者和学者，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和外界共同发起的一个小型工作室。

由于他们拥有媒体从业经历，身上积淀下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最前潮的现实主义观察与寄托。让《有数》成为一本文集，它从社会阶层、地理区域、年龄群体、数字场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数字时代五个方面描绘和审视当代中国的数字生活。

这本书既有两位核心成员的精力付出和愿望寄托，也有腾讯这家公司新时期渴望对外沟通的叙事需要。他们身处腾讯这样一家处于新商业文明时期的巨型组织里，像一根抽象的纽带，对内协调资源、碰撞意志、创造灵感，对外触达不同作者、以非业务身份与生态伙伴交流。

复杂的生存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进行角色、身份、思维转型，纯媒体人角色，或纯公司员工角色，都难以成这件事。

他们解题的利器是“特稿”。这种为讲故事而生的文体，已经成了大公司叙事表达的常态。而在数字原野团队的尝试中，用“以小见大”的特稿切题方式，给腾讯的正外部性增添不少色彩。

从狭义来说，《有数》是现阶段数字原野团队特稿化探索的一个产物；从更大的角度看，这也是大公司对外沟通遭遇困境后的一个参考样板，它值得被重新审视与解读。

《有数》诞生始末

这本书的诞生和我也有一些关系。那是2020年9月的事情了。我和腾讯员工汪川去安徽阜阳调研一家创业公司，探索数字互联网与中国县域城市的微妙关系。

我们当时都心怀困惑：当下似乎没有人会质疑数字产品——类似于微信这样12亿人同时在线使用的产品——对大家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买早餐时付款、在视频平台看直播打赏……这一切发生得太理所当然，以至于大家对现状都习以为常。此般结果不是一个平台掀起来的数字化浪潮，而是全社会合力的结果，那些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把它统称为“数字生活之问”。

回到北京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一个微信“打工人”在安徽阜阳的支付战争》，主人公叫庄志伟，在阜阳市做着一件与微信有关的事。庄志伟像数字时代的“传教士”，也是移动支付、小程序等新商业与产品在下沉市场的普及者。他处在以微信为代表的商业系统最末端，生态、“战争”、命运……这些辞藻在他面前都失去了抽象的含义，反而在一件件小事中变成了可感知、可捉摸、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在阜阳聊了很多。那时，汪川有很强烈的热情想在互联网大厂与外部内容作者中探索出新的内容生产形式。我们聊得热血沸腾，但我有点犹豫。因为我所知道其他大厂在这方面的探索，都没有持续性且符合社会大众口味的成果。

调研结束后没多久，他们开始在一个叫边码故事的公众号发稿了。那一刻，这件事好像有了新的微妙变化。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和团队不断出现新的内容。期间，还拍摄了纪录片，与高校联合发起文学创作计划。

他们是这么设置议题的：

“互联网技术变革已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现象与问题：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便利’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却成了'麻烦’；新平台的下沉与渗透，新的就业机会与形式不断涌现。”

“零工经济模式促进了人力资源整合，但也使得劳动者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娱乐产品日益丰富，然而人们似乎更容易感到焦虑和孤独；大数据、云计算迅速发展给隐私安全保护带来新挑战……”

而且，他们要求参与者“基于一手调查或报道，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社会现象、话题进行论述、分析、阐释，输出原创首发稿件。”这种形式基本上是特稿的要求了，但是做了降维处理，没有精致化特稿的高门槛标准。

这些话题的诱惑力对于大多数高校社科学者、智库专家、优秀硕博、独立撰稿人而言，十分强大。汪川团队在现有模糊、暧昧、陌生的互联网议题土壤里，提供了一个具象可操作的选题类别与表达方式，顺势抓住这群人对外表达的欲望，且提供可发布的内容渠道。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汪川与团队成员积累了大概接近四十万字的内容，里面是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角：视障群体在努力尝试开发游戏、养鸡场的大姐想在直播里卖鸡蛋、离开工厂的95后转身成了程序员、女博士成了一名女骑手……其精彩纷呈的程度，是在办公室透着电脑屏幕所难以想象的。

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这也是一种“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社会情绪。我们似乎完全可以通过短视频、社交App轻而易举地观看千里之外的人，但这种“抵达”极有可能并未真实发生，可能是表演，也可能是假设。

在验证和解答“数字生活之问”过程中，汪川并未直接参与所有调研稿件的撰写，而是承担起一个中间人角色。筹备一本书也是在解答“数字之问”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结果，并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

文章集合出书是汪川同事的创意，但他内心十分忐忑：“如何将持续的寻找，变成一种稳定静止的呈现，将故事收纳在纸张里？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当然另一层忧虑，则来自于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看书（尤其是纸质书），这件事会不会最后变成一种形式主义？”

2022年3月，《有数》诞生后，汪川的疑虑随着打消：原先的担心并不重要，更多“小人物”的状态以故事的形式被看见了，书里的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街角玩手机、抑或是不断在各种“码”之间穿梭的你我。

汪川至今记得以前入行做记者时，前辈时常推荐书籍《光荣与梦想》给他阅读，他十分敬佩威廉·曼彻斯特能够在故纸堆中拼凑出时代的模样，“当然，我们的能力远未能及勾勒出如此庞大的事业，但能成为未来人回顾2020-2022这两年中，流动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民生的些许切片，做未来人可以寻找的'故纸堆’中有用的那一堆，书也好，记录也罢，最终也能对得起其承载的使命。”

“丢掉”一部分公司视角

汪川来自财经媒体，擅长对行业和公司进行观察；另一位主要成员来自一家偏社会视角的杂志，对社会与个人的感知更强烈。这本书的视角融合了两种背景，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帮助大多来自商业媒体作者群体。

“对于数字社会的观察而言，他们的观察深入度、视角的转换度都更加多样，文本也更好。”汪川说，实际操作过程中，他过往关注商业报道的狭窄面也被更广泛地打开了。

在分工上，汪川更热衷与谈话，他时常以“数字社会”作为母题框架，与内部和外部的人沟通，很多内容并未最终呈现为文章，但让他在做这件事情上的认知更清晰。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去找他感兴趣的谈话对象聊天。“有段时间我联系在湖北农村做短视频培训的一个讲师，来上课的很多都是在农村年纪偏大的男女，而这个老师本身也有在一线城市的经历，我很好奇这样一个角色是如何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立足，同时又扮演了两者沟通的角色。”汪川的搭档金萍则花更多时间在内容编辑、作者沟通上。

最早的作者均是他们身边的朋友，后来，中间人也会介绍更多外部作者参与进来。他们发现，这群作者对数字化生活下的鲜活个体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关于互联网行业的内容、关于互联网行业的媒体非常之多，“但反而像《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描写外卖骑手的这类文章，依然是太少了。”

汪川对稿件的标准有两点：第一是平视视角，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加入潜在的价值判断，因为纯粹的观察状态非常难得；第二是言之有物，普通人的故事也有很精彩的叙事空间，反而是大家所理解的“典型题材”容易陷入空洞叙事。

“虽然我们鼓励不同的人来共同参与写作，但为了避免最后产出的内容风格迥异，建立一个清晰的确定的文本标准也是很重要的。”汪川说。

汪川和金萍是90后，部门里80后的同事饱含很深的纸质书情怀，他相信书籍蕴含着一种丰富的想象空间，出书也是他认为的一件富有仪式感和值得记录的事情。推动他们出书的另一个动力源自公众号的内容更新，发布的成熟文章多了，数量便成为出书的必要条件。

结合多种因素来看，这本书并非孤立诞生。它背后有数字时代大背景作为底色，有腾讯公司的价值观投射，也有具体执行人的图景描绘，更有社会化作者的共同参与。如果只凭借企业来独立完成，是件很难的事情。

这里的难不是结果本身，而是企业需要“丢掉”一部分公司视角，市面上大多数由企业出版的图书中，需要服从并执行公司高层意志，否则很难被允许传播与表达。但在腾讯这家企业里，“丢掉”部分内部视角，似乎是一件并不奇怪的事情，从早期的“把半条命交个合作伙伴”，到后来的“产业森林”。这与腾讯的开放文化有关系。

汪川从媒体转型到腾讯，期间的工作内容更换过不少，也承担过产品传播等工作事项，整体来说，他是在熟悉了公司的流程化工作之后，才参与到内容创作的工作中，“把握社会视角和公司视角之间的平衡，以及更多地去倾听。”

腾讯的正外部性探索

互联网公司自身的产品能力，会在特殊时期呈现出更具担当的社会责任能力，但大多时候它们是揉碎在日常生活中的。

从一家商业公司的视角来看，想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大多数是按照识别需求、锁定需求、识别场景、制定方案的逻辑推进，最后获得商业上的汇报，进而推动社会角色的深度参与和塑造。

作为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产品虽是说满足用户的需求，但它也在更宏观层面解决社会的某个或某些问题。这也是互联网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很大的一大优势，可称为企业的正外部性。

正外部性是微观经济学名词，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相关代价。教育、研发、扶贫、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等是一家企业具有正外部性的典型行为。

大市场不一定会诞生大公司，但大公司一定是大平台，既然是平台，就意味着服务因素才是维系客户（用户）的重要因素。类似于微信、抖音、淘宝等平台已经摆脱单一的工具属性，走向更加繁茂的平台生态阶段，把它们放置到具体场景中产生的价值，就是一家公司通过一个平台渠道凸显出来的正外部性。

既然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比如Meta (Facebook)平台用户数据泄露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行业制度条约、政府治理花费、社会信任度，以及数据泄露对人类自身造成的危害。这对于Meta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仅在2022年2月某一天，股价暴跌2500多亿美元。

相较而言，正外部性是一种收益，且动态高于负外部性的成本时，一家公司才能健康持续增长。

腾讯近五年正在通过不同路径，加大力度增强自身的正外部性，比如做公益、App适老化改造，都是证明这种外部性的一种“间接”方式，通过企业的非直接经济效益投入方式，来展现某种姿态。

但更直接的证明方式是借助平台生态里的用户经历，去论证这种正外部性。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企业形象塑造深度，范围更广，力度更直接。

腾讯从2019年开始提科技向善，后来也有不少理论上的阐释，但对于科技向善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在概念之下的具象表达是什么样的？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腾讯与外部沟通时，经济主导的商业叙事长期占据主导位置。

汪川认为，他在偏“精英”意识和话语里待的时间有些久了，从媒体到互联网大厂，偶尔打破这样的状态会获得不同乐趣。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汪川在认知上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甚至超出了工作本身，即：原来在狭窄的格子间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更大的世界。而这些主流视野中很“边缘”的群体，构成了另一层“价值”——当舆论都在关注市值、股价的时候，不妨听听互联网的使用者真实的际遇。

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故事。

2001年，南非一家投资集团决定投资腾讯，并成为第一大股东，随后两年追加投资。促成这笔投资的关键人物叫DW（网大为），现为腾讯首席探索官。1974年，网大为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镇，后到中国念书，时常到云南、贵州等地区实地调研。之后，加入南非投资集团MIH，成为MIH中国业务部副总裁。

2000年是世界第一轮互联网热潮尾期，网大为的投资视角紧盯互联网，他每到一个城市，都喜欢去网吧逛。说是逛，实则调研。他看到很多年轻人的网页桌面都挂着OICQ（QQ前身），在投资领域接触的投资经理名片上也写有OICQ号码。2001年，他辗转找到马化腾，投了一笔钱，随即离开MIH集团进入腾讯担任首席探索官至今。

用“实地调研”判断一家企业价值的道理至今没有改变，在近期资本市场如何大的波动下，我们不妨借助那些细微的具象故事，回顾和触碰互联网企业的初心，了解那些普通人都在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也许也会对互联网企业未来有很多的确定与思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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