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雨愁煞人!”“秋风秋雨愁煞人!”念着秋瑾临终前的遗书，前山阴县令李钟岳满目惆怅!他本想救秋瑾一命，却束手无策，最终还亲自监斩秋瑾。“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成了他的口头禅，也成了他的心魔。之后，他几次自尽都被家人和朋友救下，但最终还是在房梁上结束了他的生命。
李钟岳与秋瑾其实并没有太多交情，只是因为欣赏秋瑾的才气，才一次次助秋瑾逃过难关。而秋瑾对李钟岳，也十分钦佩。1906年冬，秋瑾与徐锡麟等光复会领袖在上海秘密集会，打算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经大会讨论，决定由秋瑾负责组织浙江起义，徐锡麟负责组织安徽起义。
为了方便起义，秋瑾于1907年返回浙江山阴老家，以大通学堂为掩护，暗中从事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秋瑾来到大通学堂后，还特地增加了体育课。表面上是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实际是为日后的起义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
按照秋瑾和徐锡麟的计划，光复会本打算在农历六月初十起事，但因叛徒出卖，徐锡麟只好在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在安庆仓促起事。他们虽然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攻占了军械所，但在激战4小时后，还是因寡不敌众被捕。徐锡麟在次日被清廷残忍杀害，时年35岁。
徐锡麟遇害后，秋瑾的计划也被暴露。浙江巡抚张曾扬，急忙电令绍兴知府贵福，要他带人查封绍兴大通学堂，并拘捕徐锡麟同党秋瑾。贵福无法立刻赶到山阴县，便命到任不到半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去抓捕秋瑾。李钟岳虽是清朝官员，却对秋瑾这样的才女十分佩服，再加上山阴当地父老恳请他庇护地方，李钟岳便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让大通学堂的师生逃走。
秋瑾本来也有机会逃走，但她却拥有和谭嗣同一样的情怀，希望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国人。为此，秋瑾和不愿离校的8名师生守卫着大通学堂。贵福对于李钟岳表现非常不满意，直接斥责他办事不力，并有与秋瑾等人一起“谋逆”的嫌疑。不管在任何朝代，谋逆都是诛九族的大罪，即便李钟岳再敬佩秋瑾，也不敢再护着她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带人去大通学堂去抓捕秋瑾等人。在前去抓捕的路上，李钟岳为了给秋瑾制造逃走的机会和时间，故意带领队伍走在最前面。导致后面的清兵不敢开枪，以防打到他。但秋瑾等人并未逃走，被当场抓捕，李钟岳对此也无可奈何。
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当晚便命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等人进行“三堂会审”。但秋瑾只承认自己有家庭革命，夫妇革命，不承认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贵福无奈，只好命李钟岳带回山阴县，继续审问。李钟岳欣赏秋瑾的为人，所以在审讯时，并没有像对待犯人一样居高临下，而是给秋瑾搬来一把椅子，二人平等地坐在那里交谈。
交谈过后，秋瑾用朱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书。贵福对李钟岳的审讯过程非常愤怒，质问为何不对秋瑾动用大刑。李钟岳答复：“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贵福知道，想让李钟岳审出点什么来，恐怕是不可能了。所以他连夜赶到杭州，面见了浙江巡抚张曾扬，称秋瑾已承认参与革命。
张曾扬未加复查就下达了“就地正法”的手谕。贵福拿到手谕后，立刻召见李钟岳，要他立即斩杀秋瑾。李钟岳为秋瑾辩驳了几句，却没有丝毫作用。1907年7月15日(六月六日)凌晨三点，执行任务已经刻不容缓。李钟岳将秋瑾提到大堂，询问她还有何心愿未了。
秋瑾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枭首。二、死后勿剥衣。三、备口薄棺。李钟岳全都答应下来。凌晨四点，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死时年仅32岁。秋瑾去世后，李钟岳安排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吕碧城为其收敛尸骨。1908年，吴芝瑛将秋瑾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后来虽然因朝廷逼迫，秋瑾的遗骨曾一度被迁至湘潭昭山，但后来还是被迁了回来。
秋瑾死后，李钟岳也受到上级贵福弹劾，最终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在他离任当天，绍兴绅民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恋恋不舍。李钟岳则因没救下秋瑾而耿耿于怀，整日在杭州的寓所里闷闷不乐。他几次自尽被家人发现后，家人增加了对他的看护。他假装自己想通，骗过家人后在房梁上吊自尽。此时距秋瑾被杀，尚不足百日。
李钟岳自尽的消息传来后，江浙百姓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上海《中外日报》、《申报》等媒体也争相报道，清廷迫于压力，将浙江巡抚张曾扬调往其他地方，绍兴知府贵福也落得身败名裂，被迫改名。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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