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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葛冬梅
得知 爷爷去世的消息，是从父亲嘴里得到的，看父亲那种过于焦急的神态，听他说的时候，我还很不愿意相信，生气地责备父亲可能故意夸大了事实。谁愿意相信这个让所有人都尊敬、从无不良嗜好的人会活不过百岁呢？可是，全家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晴天霹雳的事实。我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知道了爷爷去世的原因是一块三厘米左右的弹片卡在尾骨神经里。这样，九十五岁的爷爷患半身不遂在床上度过五年后，最终斗不过长期病疼的折磨。
父亲和堂叔得知爷爷的噩耗时精神几近崩溃，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我们姐弟几人也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等我们孙辈全部到场后，父亲拿出一个铁盒，说，这是你们爷爷留下来的。你们爷爷在弥留之际要我告诉你们，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他一生没给儿孙们留下什么，只有两枚军功章，要好好的传承下去。他还说，要我们所有人不要为爷爷去世悲伤：从1930年跟随贺龙元帅转战湘鄂西，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北上抗日，打仗的时候，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能活到现在，已不容易，值啦。
爷爷很少和我们谈起他的战斗经历，或许他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或许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并肩战斗、牺牲了却默默无闻的战友。只是有一天，爷爷同一部队的老战友来了，他俩在回忆当年往事时，我才知道了在同江西红军根据地的时候，还有一枚军功章……天气严寒、食物匮乏、飞机轰炸、敌军巡逻、子弹呼啸……那些平凡而又震人心魄的故事从徐爷爷口中缓缓流淌出来，那些岁月在老人的每一根皱纹间流露，流入我们的心田。
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讲，爷爷的军功章里有着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1933年为了表彰在与敌人作战中立下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正式设立红星奖章。这是中革军委自成立后首次颁发奖章，也是红军时期军队颁发的最高等级奖励。奖章分三个等级，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分别荣获了编号为9和6的一等红星奖章。陈毅、萧克等同志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编号为128号的三等红星奖章被授予了时任红1军团1团团长的杨得志，以表彰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三甲嶂战斗中指挥全团敢打敢拼的精神。如今，这枚珍贵的三等红星奖章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里收藏。
抗战时，在太行山反扫荡几次最为激烈的战役中，爷爷共立过一次三等功，获得3次嘉奖，他的一只耳朵就是在战场上受伤的。由于没有医药，爷爷就找土方治病。直到战斗结束，他左边脖子上还有没能完全取出的弹片，耳朵也因此受影响听不清了。
我第一次从长辈们的交谈中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也好象看到了当年炮火纷飞、浴血奋战的场面，看到了爷爷当年的飒爽英姿，体会到了爷爷那种马革裹尸还的气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很平淡的一句话，却一直云绕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
有次在爷爷酒后，听他讲了一个故事，也是他惟一一次讲自己战斗的过去：那次掩护团部转移的阻击战是爷爷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场战役，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担负掩护任务时是一天夜里，在接到一条“立即炸桥”的紧急军令后，爷爷率部火速赶往一条河上的大桥，不料，白匪军已经出现在桥头。他说他快到桥头的时候，白匪枪就打来了。作为班长的他冲在队伍最前面，被枪弹打中了左腿。
当时是6月，爷爷被抬到40公里外的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了，医生说再晚来两个小时，腿就保不住了。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他出院重返战场，而左腿上那条伤口，就成为他在反围剿中的“军功章”。爷爷的眼里，依稀放射出一种光芒，似乎可以将他昏暗的小屋照亮，一直明亮到和在出升的太阳照耀下一样灿烂。他全神贯注的神态，也似乎是回到了当年的岁月。
记得爷爷因弹片卡在尾骨神经里要患半身不遂时，我们当地的医院对爷爷的病拿不出更好的医治方案，采取的是尽量延长生命的保守疗法。爷爷是个豁达开朗的人，有了他的人生经历，他或许把生死看得很淡，一直很从容地去面对。面对不幸，爷爷依然是那样的镇定，依然是那样的自信，似乎骨子里时时都有那么一种力量，相信自己绝不会被任何东西击倒。是啊，在爷爷生命的字典里永远找不到怯懦、悲观这些字样，对病魔的挑衅爷爷采取了乐观面对的态度。
怀着对军队的一种特殊感情，怀着对军队的一份眷恋，爷爷只身来到了位于省城的一所军医院。军人的果敢燃起了我们全家人能挽留住爷爷生命的希望，主治医生通过认真仔细地检查，得出了让人欣喜的大胆决定：手术治疗。
与爷爷一同进入病房的还有他的那枚宝贝。手术医生见他手里攥着个盒子，就小心翼翼地打开，看到一枚军功章安静地躺在里面。由于时间久远的缘故，军功章的颜色稍显暗淡。这枚军功章为铜质材料，五角星形状，正中央刻有毛泽东主席头像，四周环绕着麦穗。一时间，病房里更静默了。分明，医生和护士眼里充满了尊敬。军功章是军人荣誉的载体，也是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见证。
经受病魔侵害，常人稍微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或许会过早地撒手人寰，可我的爷爷是那种不平常的人，不气馁、笑看人生的态度一直坚强地支撑着他，精神不倒，生命力显现得也异常的顽强。
手术进行得很艰难，从未感觉时间过得如此的缓慢，八个多小时，我与父亲是在手术室外惶惶不安中度过的。手术进行得却也很顺利，也很成功，以至多年后许多人见到爷爷象个健康人一样出入、劳作，都备感惊奇，有的甚至不敢相信，提出疑问：是不是当初医院诊断错啦？是不是你爷爷得的不是这种病啊？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时，让我见识了摘除下来的病灶，我当时感激地紧握住医生的手，嘴里一连迭的谢谢。心想：我的老爷爷啊！总算过去了，您终于挺了过来！
爷爷从来就是一个与世无争、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的人。五二年，爷爷的腿部取出了一块小弹片，别人告诉他，可去办理伤残军人证书，爷爷没有增添国家的负担。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想得多的是别人，却很少为自己考虑。爷爷每每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心里烦闷时，总是控制不住拉开抽屉，拿出那一枚金灿灿的“军功章”观看、抚摸着；有啥事情过不去、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说每当他看过这枚军功章，心里的烦恼就“羞答答的烦恼就静悄悄没了”。
有一天午休时，我无意中发现爷爷的右肩膀下面有一道深深的疤痕，看上去触目惊心。一问，才知道就是在当年阻击战被敌机投弹爆炸后受的伤。我用手小心地触摸着那道长长的疤痕，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心疼。
望着那条由于战争而留在爷爷身上的疤痕，我忽然觉得，它是刻在他身上的另一枚“军功章”。这枚“军功章”与那枚收藏在盒子里的军功章一样，都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它不仅仅记录了一段历史，也记录着爷爷在战争中奉献的热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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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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