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常国｜红领巾的红光照我心

红领巾的红光照我心

文/盛常国

说实在的，我天资较为愚拙，尽管因家境不佳，到了10岁那年才上学，但学习成绩总比不上其他同学们。老师不止一次给我课外辅导，我还是上进重重。老师说，这样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加入少先队。怪不得我写了多次申请书，而却迟迟未得到回音。我知道有了红领巾，代表着一个人各方面都是好样的，是周围人眼中的好孩子，是将来祖国富强中的接班人。但眼看着班上多位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我真的有些无地自容。

   
我一定要戴上红领巾，这一愿望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在读二年级开始，我端正了学习态度，不懂的问题向老师或同学请教，成绩终于有了些好转。由于文革时期对学生要加入少先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是贫下中农的家庭成分，要有数10件好人好事的记录，还要有班上前几名的学习成绩。然而我除了家庭成分合格之外，其余的确实有不足。为此，我在学校里，积极表现自己爱集体爱劳动的行为。比如说，教室内公物坏了，我回家找来榔头、钉子修理好。又一次，一位同学突然呕吐不止，许多同学争相逃开，而我却不顾一切背起他，直往村医疗站送。看到有同学打架，我凭个子高尽力将两人分开，当起了和事佬。

尽管我家贫困，经常买几分钱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我的作业本都是老师用作废的考卷订成的。但我总将拾到的任何财物，包括有几次拾到几元钱，都分文不存上交给老师。如此这样一件件行为，老师和同学都对我伸出了大拇指。再加上我的成绩一路上升。到了三年级的六一节时，慈母般的班主任老师笑着对我说：“常国，你可以戴上红领巾了。”她那温柔的，带有铃儿般的话语，我似乎有些不敢相信。直到她重复一遍后，我才感觉到心在咚咚跳，血在滚滚流。

在戴红领巾仪式上，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梳着到屁股那么长的两条辫子的，正在读高中的女生，她用双手像关爱小弟弟那样，将鲜红的红领巾，很小心地挂在我的脖子上。台下千余名的师生，都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向台下振臂挥手。

   

从此后，我更加主动承担起班内的许多重要任务。比如说，学校经常要组织一部分学生，下农村进行各种各样的安全宣传，或爱国宣传的口号队。我因嗓门大，不顾喊痛喉咙，成为领喊人。在各种文艺宣传中，我又成为学校的活跃分子，不少节目都在附近村子里去表演过。我又承担了学校内黑板报编排出栏任务，将自己写的一些学习心得，或生活随想，都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记得第一篇的文章是《我爱红领巾》。

由于家境的贫困，温饱往往成为一家难求之梦。大冷天，我只穿着好心人送的破棉袄，腰间绕了一道布条子，下身穿着单裤，下雨天还得光着脚。饥饿时只有勒紧裤带，有许多次昏倒在路上或教室里，但我从不旷一天课。我的顽强又勤奋好学的精神，成为学校大力宣传的学习典范。

   
当然，戴上红领巾后，一个最大的难题也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一条红领巾，必须要交纳4角钱。双目视力差的父亲和聋哑的母亲，拉扯着七八个孩子，根本一下子拿不出这笔钱。而我的倔强个性是，绝不要师生在这方面的帮助。我只对老师说，我一定会交上这笔钱。到了秋季，正是野果成熟的季节，我就带上冷冰冰的米饭团，翻山越岭去采摘。那些小如花生米的野果，拿到镇大药房去卖，能得到每斤一分钱，我一天采摘到近10斤。就这样，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天，手脚和脸都划伤了，终于卖够了这4角钱。当然，我是决不会向老师如实说出这些伤的来源。否则，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为了4角钱却如此伤痕累累，是会很伤心得流泪的。但我却真的很开心。

   
这条红领巾，我总是小心呵护着，几年后破成柳条一般，我还是佩戴着。直到我拾破烂卖了钱，重新买了一条，才将这旧的交于老师去处理。而后来那条红领巾一直保存着，直到我成家后，向更多不爱读书的小朋友，讲述我的红领巾的故事。

END

作者简介

盛常国  

盛常国，男，1962年12月出生于浙江奉化一贫困农家。1979年初中毕业。1981年3月写作尝试，距今共被采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新闻等400余篇，共获一二三等奖文章10余项。其中《给我写作力量》获《宁波广播电视周报》征文一等奖，《乘轮船》获《文学港》杂志征文一等奖，《修鞋》获省第七届故事大赛一等奖，《慈孝是家之本国之魂》获宁波慈孝文化节十佳征文奖，《岳母大人，您的大爱如海》获全国十佳书信奖。2018年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人一起，入选浙江文艺出版社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四十年四十人》一书人物之一。现为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奉化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编辑：木子叶寒

□题词：储吉旺先生
□LOGO\题图\尾签设计：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