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领导到同事，尤其是学生与家长，对邱学华的课堂教学评价很高，然而也许正像先哲苏格拉底的箴言所喻：“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邱学华的内在生命，似乎总处于一种自觉知识欠缺、积淀不够的反思状态，这促发着他的心灵能在求索中开放，而在致知中成智。
求知的渴望与理想往往在与各种现实窘境的博弈中变得更加清晰，也更显珍贵。彼时，农村小学里没有图书馆，甚至连一般的教育著作都难寻一本。想向名师学习，远近几十里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以说，邱学华期冀在文化资源如此匮乏的环境下，实现更深层次的丰富和提升，实属不易。
到大学深造，就成了邱学华的一个梦想。
1955年对他来说，是一个机遇；可是，因为出身问题，他与高考擦肩而过。
正当“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前方呈现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1956年，国家政务院下发文件，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并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得阻挡。
邱学华报考大学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研究理想的教学方法，所以，当年报考大学可以填的三个专业的志愿，邱学华全都填上了“教育系”。结果，他一举考中，被向往已久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录取了，而且是带薪攻读，每月可领27元的工资补贴。
一、大量阅读与因疑有悟
对于邱学华来说，能够从一个农村小学教师步入大学殿堂，激动之情可想而知。而更令他感到幸福的是，华东师大教育系名家云集：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的心理学家张耀翔教授，任教普通心理学；我国首位介绍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心理学家萧孝嵘教授，任教儿童心理学；专注于意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当代心理学家胡寄南教授，任教生理学；全国著名小学教育专家沈百英教授，任教小学算术教学法；赵廷为教授任教小学语文教学法；赵祥麟教授任教外国教育史；吴守芬教授任教教育学原理，……。聆听这些大家学者的讲课，不仅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盈起来，更是一种思想的审美享受。
然而，让邱学华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开始了反右运动，1958年是大跃进，1959年开始教育大革命。其间，大学正式上课的时间便寥寥无几了。
但这并没有阻隔求知若渴的邱学华的学习之路，不上课就进图书馆读书。这里是一个知识的海洋，那些做梦都想读的好书，在这里则可以信手取来。当他徜徉在书海里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的境界。
邱学华的好学感动了图书馆管理员，允许他这个学生与老师一样，一次可以借10本书带回宿舍看。
持续不断地吸纳古今中外教育大家著作精华的邱学华，理论水平也逐渐提升起来。而且，他明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要义，总是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他发现，这些教育家的理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相信学生，尊重学生，主张学生通过自己学习，获取知识，生成智慧。正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开篇所言：“寻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追溯千百年来的教育史，可以说，无论古典先哲还是近现代学者，无不努力追寻一种“少教多学”的教学艺术。这对邱学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了他的教学追求。
明代学者陈献章有句名言：“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北宋理学家张载也曾说：“在有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正是秉持着这种“学则须疑”的精神，邱学华不但能从异中见同，还能从社会公众看法中发现问题：为什么批判《武训传》？他那行乞办学的精神何其可贵！陶行知的思想如此丰富，为什么在中国不受重视？
切磋琢磨中，行走于书斋与田野的邱学华，逐渐开始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进而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愈研究，愈感到陶行知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以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思想，无一不闪烁着熠熠的辉光。
邱学华对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尤感兴趣。陶行知在普及教育实践中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可谓前无古人。他说：“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他甚至说：“人人都可以当小先生。”这不但是一种大胆的设想，而且还有了教育实践。
这些理论所隐蕴的深刻思想以及陶行知先生躬身践履的研究精神，使得邱学华开始对自己进行更彻底的反思与重建。的确，熟识不等于真知。如果没有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谁能想到要小学生当老师，甚至教大人？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也曾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说过，学习者必是在自我经验中发现意义。鼓励小学生成为“小先生”的做法虽然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课堂结构与主体角色，却成为孩子学习与成长的极其宝贵的经历与体验。事实上，现实的教学生活中，还有太多我们原以为正确的观念与看法，需要我们作为教育者去追问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追寻更好教法的意义。
教育情怀的呼唤，研究精神的坚守，在邱学华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认为，对于很多前人与别人未做的事情，也许就在大胆的尝试中，便可寻索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二、编写教材，尝试成功
小学课堂教学的实践，大学基础理论的学习，敢于尝试与创新的精神，让邱学华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当时教育系没有《小学算术教学法》教材，在教育大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鼓励下，邱学华提出了由学生编写教材的创意，并得到学校的批准。
自编教材作为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物化载体与践行过程，其最初所秉持的是“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美国学者小威廉姆 E·多尔在其所主张的后现代课程观中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建构的结果，并非终极真理。鉴于此，教材不应再是由一系列有意义的固定符号构成的封闭的系统结构，而是需要知识学科的理性和逻辑、儿童精神的感受与创造性相互结合，而形成数学课程所特有的学科特质与学科文化。
所以，邱学华在兴奋不已的同时，也感到任务艰巨。当然，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次挑战，更是对邱学华理念与实践能力的一次检阅。
1959年10—12月，他带领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编写工作之中。
这本教材的总论部分，论述了小学算术教学的目的任务、基本方法和如何组织教学等；分论部分，则是数的计算、笔算技巧、应用题教学等。正如前文所述，《小学算书教学法讲义》新编的初衷，是对传统教学法的批判与继承，更是对典型教学理念与方法的总结与发扬。当然，教材的编写对邱学华的教学理论与践行方法也实现了一次凝练与检阅。
1960年1月，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印发，而且很快引起反响。上海等各地的小学都到华东师范大学索要这本书，将其视作必备的教学参考书，并用之于课堂教学，甚至有些大学还将其作为授课教材使用。
这让邱学华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出书是此前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可是，现在却初战告捷。事实证明，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只要大胆地去尝试，就有可能开辟出一条新路，并获得成功。
看来，邱学华巍巍大观的尝试教育法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根基，并待时而动，准备破土而出了。
（原载于《新教师》，2016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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