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讲过，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文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大概会伴随人类活动的全过程；那么文学的发生和存在合理吗？当然。如果说合理，其“理”何在？这里，我们不妨聊聊，反正就是搓文字麻将防痴呆运动。一、文学与人共生共存。从历史看，文学是人的创造，人是文学的载体，所以有人即有文学，文学必须深入人心才能得以传承。纵观世界，只要有民族、人群就有文学，这是文学的普遍性，也是文学与人共生共存的最好证明。《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煥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就是说诗歌一类的文学作品是和人的生活一起产生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载南朝文坛巨擘沈约的话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秉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说的都是文学与人一起产生的道理。迄于今日，文学没有灭亡的迹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文学的大势，也是社会的规律。二、文学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天生民必养之，养则需人自己创造物质资料。人创造物质资料的活动即生产劳动，所以生产劳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劳动是社会性的，不说现在，即使在远古时代也需要协作。《淮南子·道应训》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也说：“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我在少时参加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组织的集体劳动，水利工地上的集体打夯，必有统一的号召。人山人海的劳动大军在收工前的高潮中总有疯狂地呼唤。川江号子，每一个音符既在协调整体动作，也在排解辛苦劳作施加于人的沉重。人在这样的生产劳动中需要纾解，诸如号子、民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就承担起这种纾解功能。凡此，形式可以多端，本质都是“举重劝力之歌”。即便闲暇之时，文艺天赋也必有发挥。《吕氏春秋·古乐》说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不仅真切反映艺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而且表现出人们于闲暇时发挥文艺天赋的生动情景。三、 文学是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情者，感情也，人的感情往往有多种性质和表达形式。元好问的《雁丘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个“情”仅指爱情。其实情的内涵远大于爱情，形式被《礼记·礼运》概括为七种之多：“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弗学而能”就是与生俱来。人有感情就要宣泄，宣泄感情有多种形式，高级形式则是文学艺术。这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说的“为情而造文”。《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莫言说：“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身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这个观点表达的是文学的部分功能，把文学功能狭隘化、绝对化，根本背离中国文化道统，使文学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中国文化虽主人性本善，但从不忌恶。《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是道德规范。《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能就是致社会和谐。礼教离不开文学的抑恶扬善，文学也总是承担着爱憎等感情表达的社会功能。四、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孟子·告子》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因如此，尚美之道才成千古之风。尚美的依据就是特定的审美观。美是客观存在，审美是主观需求。人生于天地之间，总会与世界构建起多维关系。为此，就需要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人的主观能动的表现，审美则是人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特殊形式。《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揭示了在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并因此产生文学作品（诗）。从普遍性上说，文学是由于人心对客观世界的感动而形成的审美形式。人在审美过程中发现美，创造美，记录美，久而久之，形成共同的审美观。文学创作是一个发现美和建设美的过程，必须合乎普遍的审美需要；纵有“审丑”之笔，必归于美。因为审美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世界，愉悦精神，引领生活。背离这个宗旨也就违背人心，违背人性。人们终究不会把审美的文学变成审丑的工具。五、文学实际发挥调谐统治的功能。总有人想使文学远离政治，独立存在，只是幻想而已。从根本上说，文学可以某种形式、也应该以某种形式“远离”政治，但其本质不但不能远离政治，而且一定会为政治发挥其自身的特殊作用。国家是人类特殊的组织，是政治的具象存在，也是实施统治的工具，发挥政治统治的功能。国家有上层建筑。政治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观念的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等。上层建筑是赖以经济基础而建立，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会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意识形态是国家精神，直接维护的是上层建筑，也必然维护特定的经济基础。无用之物不可长久。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部分，不可能脱离特定上层建筑的本质规定，否则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反过来说，一切政治统治的实际展开，既有系统性，也有层次性，不同的系统与层次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但最终必然归结为根本的政治统治服务。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经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统治。所以，人们不管洞察还是不察，都不能根本影响文学从来就有调谐政治统治的特殊功能。六、文学承担信仰功能。信仰即对某种超现实的精神存在的敬奉，是人特有的意识形态。信仰在经验世界它是人的精神支柱，评判是非的标准和生活的精神导向；在超验的世界中，它负责安排人的精神皈依，承担对于人的终极关怀。中国人的信仰特征不在上帝，而在不朽。不朽即永恒。何以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即以文章扬名立万。芸芸众生，无穷无尽，只有“三立”者能在历史长河中沉浮闪耀。文学是一种特殊现象，文学作品总是承担作者为求不朽的使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例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失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凡此“翰墨”“篇籍”，多含文学成果，如《史记》即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等，无不承载特定人格的信仰功能，并在“不朽”信仰指引下所建立的传之永远的“一家之言”。避灾“静默”，阅读消遣，思绪飞驰，信笔所记，琐论六点，不过我对文学“理由”之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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