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讲过,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文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大概会伴随人类活动的全过程;那么文学的发生和存在合理吗?当然。如果说合理,其“理”何在?这里,我们不妨聊聊,反正就是搓文字麻将防痴呆运动。一、文学与人共生共存。从历史看,文学是人的创造,人是文学的载体,所以有人即有文学,文学必须深入人心才能得以传承。纵观世界,只要有民族、人群就有文学,这是文学的普遍性,也是文学与人共生共存的最好证明。《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煥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就是说诗歌一类的文学作品是和人的生活一起产生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载南朝文坛巨擘沈约的话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秉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说的都是文学与人一起产生的道理。迄于今日,文学没有灭亡的迹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文学的大势,也是社会的规律。二、文学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天生民必养之,养则需人自己创造物质资料。人创造物质资料的活动即生产劳动,所以生产劳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劳动是社会性的,不说现在,即使在远古时代也需要协作。《淮南子·道应训》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也说:“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我在少时参加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组织的集体劳动,水利工地上的集体打夯,必有统一的号召。人山人海的劳动大军在收工前的高潮中总有疯狂地呼唤。川江号子,每一个音符既在协调整体动作,也在排解辛苦劳作施加于人的沉重。人在这样的生产劳动中需要纾解,诸如号子、民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就承担起这种纾解功能。凡此,形式可以多端,本质都是“举重劝力之歌”。即便闲暇之时,文艺天赋也必有发挥。《吕氏春秋·古乐》说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不仅真切反映艺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而且表现出人们于闲暇时发挥文艺天赋的生动情景。三、 文学是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情者,感情也,人的感情往往有多种性质和表达形式。元好问的《雁丘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个“情”仅指爱情。其实情的内涵远大于爱情,形式被《礼记·礼运》概括为七种之多:“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弗学而能”就是与生俱来。人有感情就要宣泄,宣泄感情有多种形式,高级形式则是文学艺术。这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说的“为情而造文”。《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莫言说:“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身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这个观点表达的是文学的部分功能,把文学功能狭隘化、绝对化,根本背离中国文化道统,使文学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中国文化虽主人性本善,但从不忌恶。《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是道德规范。《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能就是致社会和谐。礼教离不开文学的抑恶扬善,文学也总是承担着爱憎等感情表达的社会功能。四、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孟子·告子》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因如此,尚美之道才成千古之风。尚美的依据就是特定的审美观。美是客观存在,审美是主观需求。人生于天地之间,总会与世界构建起多维关系。为此,就需要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人的主观能动的表现,审美则是人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特殊形式。《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揭示了在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并因此产生文学作品(诗)。从普遍性上说,文学是由于人心对客观世界的感动而形成的审美形式。人在审美过程中发现美,创造美,记录美,久而久之,形成共同的审美观。文学创作是一个发现美和建设美的过程,必须合乎普遍的审美需要;纵有“审丑”之笔,必归于美。因为审美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世界,愉悦精神,引领生活。背离这个宗旨也就违背人心,违背人性。人们终究不会把审美的文学变成审丑的工具。五、文学实际发挥调谐统治的功能。总有人想使文学远离政治,独立存在,只是幻想而已。从根本上说,文学可以某种形式、也应该以某种形式“远离”政治,但其本质不但不能远离政治,而且一定会为政治发挥其自身的特殊作用。国家是人类特殊的组织,是政治的具象存在,也是实施统治的工具,发挥政治统治的功能。国家有上层建筑。政治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观念的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等。上层建筑是赖以经济基础而建立,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会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意识形态是国家精神,直接维护的是上层建筑,也必然维护特定的经济基础。无用之物不可长久。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部分,不可能脱离特定上层建筑的本质规定,否则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反过来说,一切政治统治的实际展开,既有系统性,也有层次性,不同的系统与层次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但最终必然归结为根本的政治统治服务。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经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统治。所以,人们不管洞察还是不察,都不能根本影响文学从来就有调谐政治统治的特殊功能。六、文学承担信仰功能。信仰即对某种超现实的精神存在的敬奉,是人特有的意识形态。信仰在经验世界它是人的精神支柱,评判是非的标准和生活的精神导向;在超验的世界中,它负责安排人的精神皈依,承担对于人的终极关怀。中国人的信仰特征不在上帝,而在不朽。不朽即永恒。何以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即以文章扬名立万。芸芸众生,无穷无尽,只有“三立”者能在历史长河中沉浮闪耀。文学是一种特殊现象,文学作品总是承担作者为求不朽的使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例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失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凡此“翰墨”“篇籍”,多含文学成果,如《史记》即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等,无不承载特定人格的信仰功能,并在“不朽”信仰指引下所建立的传之永远的“一家之言”。避灾“静默”,阅读消遣,思绪飞驰,信笔所记,琐论六点,不过我对文学“理由”之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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