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叙南京金陵饭店

所在地的陈年往事

作者│孙连生

说起“南京”不能不提“新街口”；说起“新街口”不能不提“金陵饭店”；说起“金陵饭店”不能不提“摊贩市场”；说起“摊贩市场”也就不能不提“义民商场”和“汉中新村”。

南京“金陵饭店”从八十年代初耸立在南京新街口广场西北角，迄今已四十多年。

而在南京“金陵饭店”未建之前的南京新街口广场西北角这块“弹丸之地”，当时基本上是由三部分的居民区所组成。一部分是紧靠汉中路管家桥街口东面的“六六巷”居民区；一部分是大门朝着汉中路街边开的“义民商场”；一部分是紧靠着新街口广场西北面的“汉中新村”。 

这三部分居民区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之前，却有着比较鲜明的三种类型的“阶级特色”：

“六六巷”，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为基本人群的居民区，在这个狭长的区域内，最大的官阶为六十年代的厅级干部（其夫人曾经是当时那一片地区的居委会主任）。

“义民商场”，是以中国国民党滞留在大陆的“各级残渣余孽”为基本人群的居民区，在这个区域内，绝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中国的山东、河南、河北、东北、苏北等北方地区原国民党西北军或29路军的伤残军人及后代。最大的官阶为原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将、校级官员及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

而“汉中新村”则是以江苏周边地区“流浪逃荒”为基本人群的居民区，在这个区域内，以做小生意的占大多数。只有个别几家是以开药房、办餐馆为谋生手段的住户。在“汉中新村”内的西角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小院落，是“工商银行宿舍”， 里面住了七、八户人家，其中就有我的两个汉中路小学的同学（六四年小学毕业后，我们一起报考南京十中即现在的金陵中学，我与其中一位因几分之差而被淘汰到南京四中；另一位则上了南京十中）。 

先说一说“摊贩市场”：

在南京出生并在南京长大的、现在年龄大约在60岁左右的中老年南京人，基本上都还记得：在新街口的西北角，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金陵饭店所在地，曾经有一个以卖五金杂件、水暖器材以及新旧无线电元件器材为主的旧货市场，俗称“摊贩市场”。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南京地区凡是爱好无线电并喜欢自己动手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或“矿石收音机”的男女老少，都会到“摊贩市场”来“淘宝”、“淘金”。

“摊贩市场”，当时是一个面积只有数千平米左右的“弹丸之地”。它共有四个大门。朝东的大门有两个：一个是从新街口邮局旁的巷口进，途经“兴业里小区大门”及“新街口邮局后大门”而进入；一个是从“老广东”菜馆与《新华日报》社围墙之间的巷口进，经过“延安剧场”而进入。朝西的大门，是从管家桥街边的大门进入。另一个大门，就是“摊贩市场”的南门，也是“摊贩市场”的后门。这个后门的正对面就是“义民商场”的后门。

在“摊贩市场”内，除了有卖五金杂件、水暖器材以及新旧无线电元件器材的摊位外，在市场内的南面，还有：打汽枪的、打康乐球的、说书的。在市场内的东面，还有：卖酸辣汤的、卖小吃的、卖旧书旧杂志的以及供应茶水的炉灶间、卖豆浆油条蒸饭的小吃店。在市场内的北面，还有：卖旧鞋子的、卖箱包的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在“摊贩市场”内的南门（即：摊贩市场的后门边），还有一个小剧场，（大约600平米左右），每天晚上由不同地方来的、正规的或是不正规的京剧团对外进行售票演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小剧场看的京剧折子戏“铡美案”、“穆桂英挂帅”、“徐策跑城”、“白蛇传”等剧目）。

“摊贩市场”当时是由鼓楼区（“文化大革命”时期称“延安区”）所属华侨路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每天早晨六点开门，晚上十二点左右关门。

到了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鼓楼区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整顿市场，便将这里重新规划。利用“摊贩市场”内摊主中原有的无线电人才优势，组建了“大集体性质”的“南京石城无线电厂”。  从此，“摊贩市场”这个名称便在南京人的心目中销声匿迹。现在，只有我们这些从小在这附近长大的人，聚在一起说起儿时往事时才会时常提起。

再说一说“义民商场”：

“义民商场”，根据史料记载，始建于1932年。

“义民商场”，是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初，专门为安置在东北“918事变”后，在“关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伤的或伤残的东北军将士、二十九路军将士而拨款建造的一处既能经商又可居住的“荣民”栖息地。

“义民商场”这个名字，就是1932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先生专门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这部分北方“荣民”而起的。

紧沿汉中路街边的、拱型的“义民商场”大门门楣上方，用搪瓷烧制的、圆形的、蓝底白字的“义民商场”四个字也是林森先生亲笔所题写。

在三十年代初，在“义民商场”这块只有几千平米左右的弹丸之地，曾是热闹一时的政商名流聚集点。凡是允许在“义民商场”内开店经商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关外”前方受伤下来的来自东北、河北、山东的抗日将士及其家人。

当时的国民政府之所以要抽出一定的财力，在南京市区中心专门腾出一块地方来安置这些从北方过来的东北军及二十九路军将士，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还在“关外”前方打战的抗日将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做给在后方的、整天还置身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那些达官贵人看的，凸显出国民政府对“关外”前方打战的抗日将士的关心和厚爱。

栖息在“义民商场”的这些从“关外”前方战场上受伤下来的抗日将士们，虽然人已不在前方，但他们却始终惦记着前方“守国土、御日寇”的弟兄们。他们家家都把平时做生意赚来的钱，除了正常的养家糊口，剩下的钱全部都支援到“关外”的抗日前线。

“义民商场”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中还能留下令人难忘的印象，那是因为：生活在“义民商场”的这数十户人家，在当时的“首都”，他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抗日将士”；他们是一批舍身救国的“无名英雄”；他们是真正的忧国忧民的“义民”。

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四川后，“义民商场”一夜之间走向衰败。原来在此经商的抗日将士及其家属们均“树倒猢狲散”。头上有“箍”的、手指有“茧”的、受过枪伤的，身体有伤残的，全都“隐姓埋名”，流落他乡。没有跑掉的，也全部被入侵南京城的日本鬼子杀害。

抗战胜利后，尽管“义民商场”的地址、商场框架和名称都还存在，但三十年代初期时“义民商场”的辉煌却从此不再......

解放后，“义民商场”早已破烂不堪、名不副实。尽管还有几户国民党抗日将士及其家属在此留住，但绝大多数住户都已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平民百姓了。

“义民商场”的大门朝南面，面临汉中路。

义民商场的大门两边是一溜子的小商铺（从东面新街口广场往西面管家桥街方向数）：大同水果店、徐家茶叶店、王家茶水炉店、宗家馒头店、小郭金春锅贴店及三六九面馆、陈家食品杂货店、老乔红五月竹器店、杜家董家食品杂货店、“义民商场”的大门、赵家水果店、吴家毛线加工店、吴胖子理发店、临汉中路的六六巷巷口、换锅底壶底的白铁维修店、修锁换鈅匙的维修店、卖烧饼油条蒸饭豆浆的小吃店、管家桥街口。

从管家桥街口向北的右手，有酱油店、小杂货店、豆腐店及豆制品加工作坊、临管家桥街的六六巷巷口、裁缝店、小菜场后门、汉中路小学、摊贩市场临管家桥街的西大门等……

在“义民商场”大门内的两边，有杨姓、李姓两家在卖鸭肠汤。其中杨姓家由于四女五女性格豪爽、好交朋友，与住在玄武区长江路红庙地区以及住在建邺区王府巷地区的年轻人往来频繁，因而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曾经名扬大半个南京城，新街口的“鸭肠西施”便由此而来。 

后说一说“汉中新村”：

“汉中新村”是以江苏周边地区“流浪逃荒”为基本人群的居民区，在这个区域内，以做小生意的占大多数。只有个别几家是以开药房、办餐馆为谋生手段的住户。马杏田先生家就是其中之一。

说到“汉中新村”，就必然要提到马杏田先生。

马杏田先生，本名马啸亮，号思奇，回族，山东历城党家庄（今济南）人。幼时习拜王兆林习查拳、弹腿等拳术。后拜王振山习摔跤、擒拿、散手、对练等。二十年代末因躲避山东老家恶霸的迫害，一路爬火车逃难到南京。

从三十年代初至南京解放之前的十多年里，马杏田先生曾经先后夺得过“两次全国重量级摔跤冠军”。

由于他富有正义感，富有爱国心，在黑暗的旧中国首都南京，马杏田先生多次被动地接受过来自日本、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外国大力士的肆意挑战，但马杏田先生都以自己精湛的武艺而一一胜之，捧回“强国强种”的金匾，从而威震全国跤坛。

一九四九年前，在南京居住的十多年里，冯玉祥将军接见过他；宋希濂将军给他送过金匾；共产党的罗炳辉军长委派要员与他秘密联络过；中国“四大阿匐”之一的达浦生也曾亲自登门造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马杏田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住在“汉中新村”的男孩以及住在“义民商场”的男孩，基本上都在马杏田先生的亲切指导下习过武练过跤。

在马杏田先生的亲自培养下，受他的武德精神影响，他发明练就的《七十二把擒拿》、《一百零八对摔法》、《二十四式摔跤练法》等跤艺，不仅国家有关部门视为珍宝出版发行广为传播，更为可喜的是，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马杏田先生的武德武艺早已超越了回族这一个民族的范畴，他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武术宝库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武德跤艺不但后继有人且他的弟子也桃李满天下：

国家女子柔道队教练柴玉凝；

国家摔跤队主教练王庆；

国家男子柔道队教练刘俊林；

江苏省柔道摔跤队总教练王怡坚；

江苏省摔跤队教练闵永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南京日报》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刊登了一则“讣告”：原江苏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南京体育学院原江苏省摔跤队教练马杏田先生（回族）因患脑血栓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逝世，享年84岁。......

在“汉中新村”的东头紧靠新街口广场临街处，有：“六华春”菜馆、“三六九”面馆（南京餐饮业的老字号）；北头紧靠中山路临街处，有：红楼书场、新新理发店、上海照相馆、新街口邮政支局、“小红花”服装店、鹤鸣鞋帽店、老广东菜馆、《新华日报》社等......

原来居住在新街口西北角地区的六六巷、义民商场、汉中新村的居民，由于江苏省、南京市政府要建造全国最高的、地标式的建筑——“37层金陵饭店”，1978年以后都分别安排到下关区姜家园小区、白下区蓝旗新村小区、后宰门清溪路小区以及白鹭洲公园后门武定门小区居住。

迄今为止，居住在这四个地区的老人，已“走”得所剩无几 。

如今，由严德业先生设计的南京“37层金陵饭店”早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第一高楼”屈降为南京新街口地区的“小弟弟”。

而南京“37层金陵饭店”所在地的“往事”也就成了说给我们子孙后代们听听的“过去的故事”。

———孙连生忆写于寅虎年寒月修改完稿

于癸卯年早春于“难得清闲斋”

作者简介：

孙连生，业余书画、古玩艺术爱好者。曾经是“老三届”中的一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曾经是南京市燃气行业的一位老同志；曾经是南京市城建集团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的探索者、实践者。在文学写作上，曾受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包忠文教授；在书画艺术上，曾受教于书画艺术家田原（饭牛）先生。退休之前，闲暇之余喜欢收藏、写写画画；退休之后，在收藏、写写画画之余，为一些老中青书画家写一写书画印方面的鉴赏评论文章。在书画艺术方面，侧重于在游艺中“寻兴”。在撰写书画印鉴赏评论文章方面，有志于：“用文字留住历史、让历史记于平凡。目前，担任江苏省大众书画院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