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前途在民歌

作者│管怀伦

总体而言，中国诗歌历史大致可分为古体、近体与新体三大时期。古诗就是古体诗歌，泛指唐诗之前的中国诗歌，发于《诗经》《楚辞》，前者主雅，后者主怨，但《诗经》地位更为崇高。由此出发，经过乐府，进入古风。古风体就是古代诗歌中的自由体，形式自由，不讲格律，不求对仗，押韵即可，句子不限字数，篇幅可长可短。

跨过魏晋南北朝，诗歌开始酝酿体裁突破。历史的巨轮滚进伟大的唐朝，由于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诗歌终于发展到黄金时期，现在存世的唐朝诗约有五万余首。唐诗体裁也是不一而足，但是总体属于格律诗，史称近体，可分律绝。律诗再分五言七言两类，整篇八句；绝句也有五言七言两体，每首四句，均讲平仄，只是律诗要求对仗：两句为对，八句四联，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每联末字必须押韵。

唐后，近体诗歌再无高峰，但是诗体变异，先有宋词，再兴元曲。直到新文化运动，废文言，倡白话，于是产生“诗界革命”“诗体解放”，诗歌因此进入新体（又被叫作自由体）阶段。其显著之“新”一是与传统律绝彻底决裂，二是引入西方文学技术元素，三是没有语句定式。胡适第一个吃螃蟹，主张诗要“合乎语言的自然”，“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作诗如作文”。新文化至今已逾百年，但是成果寥寥，说明胡适为代表的新诗观指导不出诗歌文学的兴盛。

但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绝不会淡出历史，告别生活，那么其发展方向到底应该以什么为指引？依我之浅见，毛泽东的意向可能代表诗歌发展方向。1957年1月12日，他在《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体诗可以写一点，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如果说，这封信解决了对于新旧诗的“政策”问题，那么他在与陈毅论诗的信中就明确而具体地表达了对于诗歌发展的意见。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两天后1957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仅从时间来看，毛泽东三天两论诗歌，大概是他是关于诗歌怎么发展，思考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他在《致臧克家的信》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是诗歌发展方向，那么这次谈话却提出关于新诗的三条标准。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最为集中地阐发了他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新体诗歌”一语下面有着重号。重读这封信，越发感觉十分宝贵，贵在以下两点。

首先，他主张形象思维。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两大类型，感性思维是通过直观、形象和表象而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即感受与体验，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形象思维；与之相反则是逻辑思维，表现的则是认识过程中的理性特征。形象思维具体表现为赋比兴，起于上古《诗经》，贯于中国诗史。宋诗因为违反形象思维规律，结果“味同嚼蜡”；新诗因受胡适影响，“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因此他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这就鲜明地否定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新诗观，从而在根本上把诗文区别开来。

其次，他赞成民歌方向。他虽然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实践“迄无成功”，却并不完全否定好的民歌。这里所说的好的民歌，主要应指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诗歌成果。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仅看到好的民歌，而且从好的民歌中看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养料”就是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文学性的素质；“形式”应该就是民歌的文字形态。从新中国的民歌来看，其体裁就是古风体与去除平仄对仗等限制性极强的特殊规则的近体诗相结合的产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历史，如果说诗歌在中国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歌行”体尤其是歌体就是最早的民歌形式。明朝徐师曾在《文体明辨》里说：“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行曰行。”实际上“歌”“行”并无明显区别，均属乐府体。细加考察，“歌”盛于“行”。清人沈德潜选编《古诗源》，收录古诗七百余首，直接以“歌”为题的起码在八十首上下，而直接以“行”为题的则要少得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至唐已是近体诗天下，但是歌行体仍然声名显赫，白居易、杜甫，甚至李白，真正的代表性的作品均是歌行体。再从新中国的诗歌发展来看，1965年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因为教育的发展，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远超前朝历代，但是写作格律诗歌的人越来越少，利用格律诗形式写诗的却越来越多，这种状况恰恰说明毛泽东关于诗歌发展的主张同人民群众对于诗歌写作的态度基本吻合。因此我认为“诗歌前途在民歌”，换言之，民歌体才是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这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

（注：本文作者为市委党校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