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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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〡韩今

定居澳洲的同学回宁探亲，约我们去看看中学班主任佩良老师。稍一振臂，呼应者已有十多人。佩良老师戴了一顶白色运动帽，很高兴地站在小区大门外的马路边来迎接我们。

献上鲜花，放下水果，50年前的学生们围坐在当年的老师身旁。“老师精神那么好，真不像这个年龄啊！”老班头首先开口。澳洲归来的同学外号“学头”，是当年的学霸，后来到海外留学发展，现在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站起来，对着佩良老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我今天看望老师，是想表达一下五十年的一个心愿，衷心感谢佩良老师！”

“学头”接着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考进这个重点中学，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校，住宿费，伙食费每月要十来块，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学头家四个孩子，当时父亲因为解放前的历史问题而被关押，只靠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一人支撑，实在凑不出伙食费。母亲和学头商量，你跟老师说，能不能走读？在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就行了。佩良老师知道了，星期天专门去学头家访，了解情况。说还是让孩子住校吧，可以帮助申请助学金。回来后佩良老师专门找校长汇报了学头家的情况，但是略去了他父亲被关押的事情，帮助他解决了每月4.75元的助学金。“就是靠这个助学金，我坚持读完了初中高中，后来到工厂，又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回想起来，我这辈子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佩良老师噢！”

佩良老师说：“这事我还记得，你爸爸当时在牢里，我想这事要如实汇报说不定会有麻烦，就没有说。孩子是孩子，家庭平均生活费低于10元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不能因为父亲过去做过什么就不公平对待。后来你爸爸不是落实政策了吗！”意由未尽，老师接着说：“我是从农村上大学的，知道家长培养孩子读书的艰难，老师不帮忙谁帮忙？”

“我也讲个故事，”一石激起千层浪，曾任某中学校长的另一个同学也说了一个故事。“是文革后期复课那段时间，我们到栖霞的农村学农劳动，当时佩良老师是我们高中学生的‘连长’，和我们吃住在一起。那时班上有两个同学喜欢玩半导体收音机，是自己装配的。晚上没事，就躲在蚊帐里调式，比谁收到的电台多，以显示谁装的机子灵敏度高，还要我当裁判。其中也收到了美国之音，苏联和台湾的广播。

回校后，学校开展运动，要求检举揭发包括收听敌台的行为。我们几个人十分紧张，睡不着觉。那个年月，若是给我们定个“收听敌台”的罪名，轻则分配推迟，重了就要坐牢了！后来我就主动找“连长”坦白了农村里听电台的事，想“坦白从宽”。佩良老师说：“你们还是孩子，不小心拨到那个台，没事的，以后不听就行了！”还叫我带话给所有听过广播的同学，“不要再说这件事了！”

佩良老师听了这段故事，笑着说：“有这个事？我真记不得了。”又补充说：“你们那时都是孩子，老师职责就是保护孩子。看到今天你们一个个成才了，还没忘记老师，很满足噢！”

 小事见人品，师德传后代。佩良老师是安徽淮南人，今年82，1963年从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