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青春之歌
袁福成||江苏
四十四年前，我是伴随着逃离农村的幸运、跳出农门的欣喜、突出重围的悲壮，告別父老乡亲，跨入大学校门的。
早年，在老家谈起当年的“逃离”之事，就会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祖祖辈辈都生于此长于此，怎么到了你们这一辈日子就没法过了？拼着命想要逃离，这分明就是嫌弃农村和农民，嫌弃生你养你的农村故乡和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
其实，当年父老乡亲们在农村的默默坚守，并非完全出于热爱，更多的还有被迫和无奈。我们当年的毅然逃离，也不该就视为嫌弃，更多是对当年生活现状的不满和抗争。
从古至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解放后，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之间的三大差别一直客观存在且有逐步加大的趋势，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也是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位农民向往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都是人之常情，任何一位农村青年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底层生活的现状也无可厚非。对于农村和农民，本人从无恶意且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至于嫌弃一说，更乃无稽之谈。在我之前，祖祖辈辈都在田地里刨食，地道的农民后裔，再混蛋也不会数典忘祖吧？但常令我惴惴不安的是，人们在贫穷落后的境况下生活久了，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和集体无言。当你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贫穷中徘徊、在落后中徜徉、在愚昧中轮回，终其一生，都只为了温饱而苦苦挣扎，人和动物间还有什么区别？夏虫不可以语冰，没有当过农民，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就难以体会到当年农村生活的艰辛。即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且当过农民，如果对贫穷和落后熟视无睹、逆来顺受，就不会再有逃离农村的打算，不会再有跳出农门的念想，更不会再有改变现状、从生活的囚笼中突出重围的欲望。
改革开放前夕，曾经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里，到安徽农村实地考察时发现，和解放前相比，建国后近三十年，农民的整体生存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倒退。老人家从心底里发出感叹：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这么多年，到头来连农民们的温饱都未能解决，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目的何在？意义又在哪里？正因为有了振聋发聩的“万里之问”，才有了后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全境乃至全国的推广，中国的农村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农民，还将继续在贫穷落后中徘徊。
安徽是江苏的近邻，据我所知，在全国大饥荒（1959一1961）的年代，安徽还是苏北农民逃荒的主要目的地，可见当年家乡农民的生存状况还远不如安徽。中国农村，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作根本性改变，贫穷将继续在子子孙孙间因循，愚昧将继续在世世代代中相袭。也许，大多数农村青年仍将被迫继续选择沉默和坚守，但真正能够给农村和农民乃至自己带来希望的，恰恰是那些绝不轻易认怂或认命，始终心有不甘，总在盘算着如何去竭力抗争，如何去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在我们年轻之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国家大张旗鼓地组织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矿山、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高音喇叭里，反复宣传“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实践证明，让城里的知青向贫穷落后的农村“逆向”流动，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艰苦的生活环境，虽然可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在农村管理体制、机制未做任何变革的前提下，将大批城市知青赶下农村、矿山和边疆，其结果只能让绝大多数下放知青被农村所同化，从普通市民沦为贫穷的新农民。上山下乡，最终成为了特定年代城市知青们的集体噩梦。农村实在太穷，农民实在太苦，一穷二白的山上、乡下、边疆，连温饱尚未解决，即便要想大有作为，也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后来，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逐步发展成为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群体，在其合理的基本生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并开始影响社会稳定之时，国家政策才开始解禁，允许下放知青有条件分步返城。与其说返城，不如说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逃离。无论是单身还是在农村已有家室的，那怕回城暂时没有工作和收入，甚至不惜甘冒妻离子散的风险，义无反顾地重新一头扎进城市的怀抱。
对于生长在农村的广大知识青年而言，远没有城市知青那样幸运，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的后代只能是农业户口，世世代代只能继续当农民。他们何曾不向往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何曾不盼望着早日逃离农村？国家宏观“三农”政策的缺位和城市非常有限的接纳能力，导致绝大多数农村知青逃离无门，只能被迫在农村终了一生。虽也有借当兵、升学、学手艺之机侥幸逃离的，但逃离的路径十分狭窄，当年的生产队、大队、公社可层层设卡，基层生产队长的一泡尿，就能将你逃离农村的梦想一举浇灭。农村的生活已经将回乡知青挤进了逃离的窄缝之中，如果再轻言放弃，其结果必将是一无所有。
1978年，时年25岁的我，在农村摸爬滚打已五年有余。如果不是怀揣逃离农村的执念，早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在农村，25岁的年龄，孩子能打酱油本是常态，而我依然是光棍一根。当年国家三令五申，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广大农民唯有在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方面未能完全＂听党话、跟党走”。在苏北农村，早婚早育、超计划生育现象十分普遍。领不到结婚证、生育证，干脆来个“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干脆就不买票。到了我这个年龄的男性还依然单身的，要么是家境贫寒娶不起，要么是长相丑陋娶不到，亦或是身有残障娶不了。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怀揣梦想而拒绝随波逐流的。家庭条件不错，但楞是打着光棍不娶，该婚未婚本身，就已有些许悲壮的色彩。在当年，和生产队的左邻右舍相比，咱家应算作是“小康”之家。祖父母分家单过并由父辈的五兄弟共同赡养，姐姐已经出嫁，哥哥中专毕业已端上了铁饭碗。父母正值壮年，高中毕业后回乡的我，更是身强力壮一一一家三口都是杠杠的劳动力，年终分红，还能有百元左右的进账。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要讨个农村媳妇应该不难。可我偏偏执着于跳出农门的念想，绝不甘心一辈子就当个农民，但凡上门提亲的，都被我婉言谢绝。好在我父母还比较开明，虽也曾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变相催促过，见我不予理会便告作罢。
拒婚是成功了，但开动全部脑筋想逃离农村却屡屡受挫。曾经报名应征，获准参加军检并合格，因为我哥哥中专毕业后已经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便以“好处不能让你一家尽占”为由，让我痛失参军的机会。当兵不成，怀里还揣着当年农村较为稀缺的高中文凭，又寻思着通过“曲线救国”来达到跳出农门的目的。在当年，苏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奇缺，不少本地的小学、初中毕业生被选来充当临时代课教师，高中毕业生还属于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代课教师当得好的，便有可能逐步转为民办或公办教师。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托人找好了学校，又被大队“为保障农业生产，壮劳力一律不得外流”的土政策拒之门外。实在无路可走，退而求其次，干脆打算去学一门木工或泥瓦工手艺，坊间早就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一说，但凡生活在农村且有一技之长之人，日子的确要比普通农民过得顺遂、惬意。可仔细一打听，我这个天生的左撇子，又成了学习木工、泥瓦工手艺的天然障碍，民间都说左撇子聪明、能干，但木工、泥瓦工师傅都拒收左撇子为徒。再加上文革一开始，全国高考就被当作“封、资、修”的残余而紧急叫停，通过升学来改变农村青年命运的主要通道又被堵得严丝合缝。双肩之上，一头担着对生活现状的极度不满，另一头担着对逃离无门的深度焦虑。尽管现实如此严酷，生活压力山大，前途一片渺茫，但跳出农门的“贼心”依然没死，心中的希望之火也从未泯灭。无奈之下，只能按下性子，一边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一边在黙黙等待逃离农村、突出重围的契机。
人在年少轻狂之时，总以为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但现实生活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个人永远无法超越他所生存的时代。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为标志，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1977年底，全国高考制度正式恢复，重新为部分农村青年最终逃离农村开启了“上帝之门”。有了新的契机，还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才有可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可对我而言，七七年底的高考犹如昙花一现。因为家在农村，消息闭塞，得知高考消息，距离报名及预考总共才一周时间，从田间拔出泥腿就迈进了考场，预考惨遭淘汰成了大概率事件。好在高考已经恢复，今年名落孙山，依然还有来年可期。果然，仅隔不到半年，七八年高考又开始部署，这就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观，七八年的年初和年中，分别有两届新生进入高校。
对我而言，七八年高考几乎成了逃离农村、跳出农门的最后希望。七七年春节刚过，老家的县中率先办起了高考复习班，在县文教局工作的堂兄得知消息后，不仅在第一时间主动帮我在复习班报了名，还主动答应提供食宿的便利。于我而言，这真是天降馅饼，喜出望外。随即打点行装，赴县城参加复习。本以为国家恢复了高考，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脱产复习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所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我是生产队的壮劳力，脱产复习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我的不辞而别，显然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触犯了他们的权威，动了“土皇帝”们的奶酪。于是，大队责成生产队，前后三次派人到县中复习班拉我回村。除了要我承担所派人员来去的交通费、误工费之外，如果不回，每天还要扣除我家十分至三十分工。他们的无理、霸道要求，在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后，又采取新的报复性措施，将我的四叔从大队通讯员岗位上赶回家中，重新上班的交换条件是必须将我从复习班带回。好在我四叔深明大义，宁可丢了饭碗另谋生路，也绝不妥协，全力支持我参加高考复习。
人处于逆境之中，要么向命运低头，要么就针锋相对。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无理阻挠，反而激发了我的旺盛斗志，我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参加高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复习三个多月时间，每天休息仅五个小时。早晨六点准时起床，凌晨一点钟休息。高考结束，我的体重整整减去了十八斤。经过一百多天的艰苦拼搏，苍天终未负我。高考成绩揭晓，我以超过当年建档线六十多分的成绩，昂首迈进了大学校门。
四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再度回望突出重围、逃离农村之路，在我心中，昔日为了改变命运而进行的不懈抗争，已然演绎成为一首不老的青春之歌！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把农民从“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和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多渠道、多方向、多角度为农民的后代打开了从社会底层向上攀升的通道，随着乡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两者之间融合的步伐正在加快。父老乡亲们的后代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农民，他们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不再常年固守那一亩三分田地，而是以四海为家，多渠道择业，多方向发展。铺天盖地、蔚为壮观的农民工大军中，穿街走巷、登堂入室的快递、外卖人群里，都能寻觅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所从事的虽然还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和重活，自他们自由地向着城市迈出第一只脚的那一刻起，便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已经远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逃离的故事，在年轻一代身上已不会重演，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欢呼，八亿农民的真正解放，必将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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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中共党员，公务人员（现已退休），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追溯过往，怡情养性，格物致知。已有超百篇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在各类报刊、杂志和文学平台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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