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营房
很多记忆是被时间埋深的。常想起那个遥远而熟悉的老营房，我踏着梦歌，寻找逝去的流水年华，犹如一柱檀香，不经意间点燃，悄无声息地燃烧，香尽，飞灰灭，梦魂依旧香。因为，那里埋藏着我成长的种子，一路相伴的战友。
老营房坐落在大青山脚下坝口子村，通往大青山弯弯曲曲的山路，像一条珍珠项链缠绕在山的身体。盛夏，绿树青草一片，簇拥在山坡，有浑身是刺的栗子，有橙色的柿子，有红色的酸枣，还有那一颗颗火红的叫不上名字的野果镶嵌在青山绿树中间，把大山打扮地多姿多彩。每到这个季节，也是老营房最有生机的时候。
老营房的美不止于夏，一场大雪过后，雾霭泛起，看似一条条乳白的纱，渐渐把老营房与重山间隔起来，只剩下褐色峰尖，远远望去，倒像是一幅笔墨清淡、疏密有致的山水画，老营房就镶嵌在群山峻岭之中，显得更加庄严神圣。
我对老营房的记忆，如同一个影子，酩酊着，印在心底。离开老营房三十多年，一旦回忆解放，它就会浮出水面，尽管已是折断的双翼，但最初的影子始终跟在身后，在我疲惫时，悄悄地漫漫地赶上来，想起了老营房，就想到了我的青春，战友的青春，太多的画面一闪而过，最美好的时光呼啸着离我远去，如落花春去，曾经就那么轻易抛弃的东西，到头来却是自己一生的追求。
老营房从东到西绵延十几公里。当新兵的时候，连队在坝口村西的营区，分布在四排红色砖瓦房，每个班十二个新兵，一张木制的大通铺，班长的床横在通铺的顶头，很明显，床位就镶刻着身份，新兵对班长的忠诚就是从床铺开始的。班长起床，新兵抢着叠被子，班长睡觉前，新兵又抢着放被子，班长是兵的“大王”，收拾好的床上谁都不敢靠近。
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新兵胡文广，入伍前就是工厂的工人，人老道不说，做事也圆滑，能抢到班长的被子总是他，难免引起新兵的嫉妒。老胡有的是办法，周末大扫除、洗衣服、拆洗被子，是新兵们的头疼事，老胡带着新兵，来到紧靠营房的河边，敲碎了一层薄冰，河水冒出雾气，他一边洗一边喘着气，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他的手在凉水中反复搓洗着衣物，手变得通红通红的，可他却仿佛浑然不觉，慢慢地生出几道龟裂。老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每次帮新兵缝被子时，就会掏出长长的针，顶针用力地顶着，每缝几下，还把针在头发上擦擦，那一幕，仿佛油灯下的母亲。
月光如水的夜晚，一天的训练结束，新兵们浑身散了架，老胡拿起口琴，琴声悠然响起，时而舒缓如流泉，时而急越如飞瀑，时而清脆如珠落玉盘，时而低回如呢喃细语，洁净的琴声，载着人的心灵驶回音乐深处，寻找精神的玫瑰。新兵们才发现，有了老胡，老营房不再寂寞，想家的事情早已搁在脑后，我们跟老胡也是越来越亲近。
和老胡相处的日子长了，就有了依赖，新兵下连时，全班新兵抱在一起哭成泪人，老胡像个大哥开导起来：“莫拉事（沁水方言），毕竟我们还都没有离开老营房！”还是在新兵连的时候，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窦庆元就来新兵连挑选报道员，要求每人写篇连队的新鲜事，我喜欢写，是从读高中就培养的。我把发生在连队的故事放电影似的过着，写了一篇《“老胡”伴我共成长》。这篇文章成就了我的前半生。
团政治处报道组依偎在团部大礼堂，凭借那篇稿子，我被选调到报道组，战友们眼睛里充满了羡慕。离开连队时，指导员命令同班的战友送行，老胡像大哥送我离开家乡那会，背着背包，不同的是，他的手上多了一个小马扎。边走边鼓励我，机关环境好，能有时间学文化，千万不要等今天变成昨天再彷徨。跟着后面的朱卫东嘴里不停地说：“咿呀呀，这下周末咱有地方玩啦！”他是压着嗓门说的，生怕走在前面的宣传股长霍中康听到。霍股长个子矮，走起路来飞快。早就听指导员说过，他是团机关的秀才，写了不少的报道，人又厚道，就凭这些提了干，跟着霍股长干，一准没错。
报道组的人流水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出去的人要么直接提干，要么转了志愿兵，即使退伍回家也能有个好饭碗。当然，要吃得下苦，靠自律，靠勤奋，靠悟性，想干好也没有那么容易，有太多的技巧。听着霍股长的话，浑身都是力量，走起路来也很轻巧，说话间推开一间房门，迎上来的是一位老兵，穿着一身泛白的军装，还没等霍股长介绍，老兵就自报称叫颜永安。我向老兵敬个礼：“班长好！”他急忙说：“我年底就要复员，叫我老颜好了。”老颜指了指旁边的空床，还有靠近床头的一张桌子，我明白，那该是我的半亩三分地。一支烟的功夫，霍股长起身离开房间，他和老颜嘟囔了几句，我忙着归整行李，并不太明白，估计也是暗示他把我带好。
老颜是河北宁晋人，在团里已经服役五年，他和我新兵班长是同期战友，只不过我的班长包日河是蒙古族，很少讲汉语，嗜酒如命，每到周日，包班长就被四班长叫着喝酒，每喝必醉，醉了就差人报信，同班的12个新兵把他扛回来，谁都不敢慢待他，就怕他醒来惩罚。睡觉前，我和老颜讲述着班长的故事，其实是有意找话题聊天，并没有引起他多少兴趣，他笑了笑，这就是报道员的基本功，连队里发生的事，好事孬事都得装在脑子里。老颜随手递给我一本剪报，厚厚的，足有十公分，他告诉我，从作品中学，从报纸和广播里学，一代代的报道员就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什么捷径。从那时起，前辈们的名字就刻在我的脑子里。
老颜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台收音机，据说，他是第五代传人，收音机面貌已经看不清是什么牌子，两个开关上的螺帽稍不留神就脱落，有时串台干扰，要想听得清楚，只好用手拍拍木壳子，声音立马变得没有杂音，好像收音机也怕挨打似的。老颜心情好了，常提起听过那台收音机人的故事，有的是他见证过的，更多的是传说，总之，它是成就过前辈们的梦想的。
命运如同掌纹，无论多曲折，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半年后，老颜要退伍，他把当报道员的经验传给我，手里写着，邮局送着，编辑部编着，广播电视播着，报纸刊登着，没有太多的说教，却句句入心。那是他唯一和我讲话最多的一次，我记了三十多年。
老颜离开老营房，我成了新一代主人。对于老营房来说，不管里面住着谁，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都与自己无关。它改变不了什么，只有静静地容纳着一代又一代的主人。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老营房就是那个孤独的唯一能看懂的看客。
我和老颜有不一样的追求，我有考军校的梦想，离开家乡时就带着不少的高中课本，新兵训练间隙，同班战友就很少让我干活，为得是我能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分配给我的事情，大多是老胡替我完成的，时间久了，班长也认可，他吃够了没文化的苦。
我好学的故事传的很快，宣传股的几位干事提醒我，稿子见报才是硬道理，不见报说啥都是白搭。三个月后，我的文章变成了铅字，豆腐块、大部头，常能见诸报端，尤其是在广播里传播的更快，隔三差五能听到“本台消息”报道团里的声音，霍股长听的眼睛迷成了缝，他是和大家宣告他的眼力。
稿子变成了作品，受益的面很广。稿费是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政治处张廷文主任总是拿起稿费单开玩笑，示意我请客，其实很简单，买瓶蒜蓉辣椒酱，能给大家添点食欲就是最好的。一瓶辣椒酱暖了大伙的心，创造出的和谐却是很难磨灭的。
报道组种着我的梦想。我读高中是文科，军校招生考的是理科，采访、写稿之外更多的是弥补物理、化学两门课程。裴勇华加入报道组后也有考学的欲望，他的目标是中专。霍股长专门从连队调来霍文彪入住报道组，他是理科高材生，有了他，三个人的学习氛围更加浓厚，熬夜是常有的事，还感动了炊事班吴广，他和我们是同年兵，隔三差五偷来挂面和鸡蛋，有时还带块肉，四个人架起两千瓦的电炉，蹲在地上，煮着一锅肉丝鸡蛋面，还没等吃完，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吴广随口唱着伊盟小调《三匹枣溜马》：“要穿白来呀，哎呀哎呀我的亲亲呀……”歌声飘在老营房很远，很远。
岁月就像一条蜿蜒的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曾经写过团卫生队袁玉章自学成才的通讯，想用文字留住他的足迹。时间打败了我的幻想，他还是离开了老营房，回到家乡河北巨鹿，当起了赤脚医生。我再次联系到他已经跨入新世纪，玉章也该年近花甲，他告诉我，他这辈子就认命，接受自己的普通，然后拼尽全力去与众不同。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太阳再次升起，伴随着牧歌跳出了地平线，万道光霞透过云隙照在老营房，给营区铺上一层金辉。考军校的事情一直牵动着政治处主任张庭文，通知书没有下来前，他每天圪蹴在办公室门前的花坛上，陪坐在一起的霍中康不停地给主任递烟。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通讯员赵洪盛飞一样地把南京政治学院通知书递给了张主任，主任上下打量了很久，半晌才说出一句话：“通知机关干部，晚上每人回家炒个菜！”张主任的命令很快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他要为我们六名即将离开老营房的战士举行庆祝宴。有家的忙着回去做菜，单身干部急的团团转。我想起了积攒下来的稿费，到军人服务社的罐头，鱼肉、午餐肉、水果罐头，凡是货架上摆放的，每样买两罐，政治处的会议桌堆满了各式菜肴。左边在添酒，右边在说少喝点，而我却只是呆呆的笑着，令人醺醺的，断然不是那淡若白水的杯中之物，而是回忆，以及从回忆蔓延到席间的情意。笑的眼、红的脸、飞扬的话语、回旋的美意，全都淹没在老营房……
老营房记录着我的青春，无论是眼泪还是笑脸，都镶嵌在它的缝隙里，就像陈年老酒一样，越沉淀越醇香，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记忆深处。那年，在古城南京欣然见到老新闻干事赵斯江，他把我当亲兄弟，我自然尊称他大哥，大哥已经享受将军待遇，俨然和过去一样的朴实。我和他的感情就凝结在老营房，当报道员那阵子，我吃过他撕稿子的苦头，一篇稿子在他手里是很难通过的，他的脸是为了呈现上帝赐给我最贵重的礼物微笑，后来才体会到，那是我成就事业最大的资产。我在和命运抉择的时候，大哥给我指点迷津，少走了很多弯路。端起酒杯，努力地想多表达敬意，他深情地笑笑，摸着我的头，反复说着一个道理，没有人替你品别脆弱，更没人替你品别坚强，唯有幸福是可以分享的。
常和母亲提及老营房，在母亲看来，窑洞和老营房都是伴随我成长的地方，她并不了解老营房里的故事，但她会教育我待人要诚恳。弟弟对老营房并不陌生，他让母亲坐在副驾驶，视野开阔不说，还能顾忌母亲的情绪。沿着呼武公路一直向北，不到五公里的路程就是坝口子村，车子停在一口古井边，井口被四棵老杨树围着，也是我记忆最深的地方。它既是村的中央地带，也是团部通往三营、一营的必经之地，我去连队采访，到报社送稿子都少不了坐在老杨树下，听着村里的老乡讲述那四棵杨树的传说。当年康熙大帝西征葛尔丹时，路过坝口子，看到村里山清水秀，溪水潺潺，景色怡人，于是下令停歇饮马，观赏美景。马队马蹄踏下深坑，士兵们随手插上了树枝，后来逐渐长大，成为参天大树。老杨树随着秋风，开始脱落叶子，单薄的枝条依然透着精气，枝干向上，高昂着头，没有榕树那样的婆娑，也没有柳树那样的轻盈飘逸，但它高大挺拔，哪里艰苦哪里生根，哪里贫瘠哪里发芽，它给予我很多启发，塑造出和它们一样不屈不挠的品质。
站在四棵老杨树下，本以为还能像过去一样看见老营房，谁曾想，昔日的杏树园早已被一排排的砖瓦房取代，老营房也成为一片废墟，仍遗留着部分残垣断壁的房屋。我指着远处几间房子告诉她，那就是我在报道组时生活的地方，只不过久无主人，毫无生活的气息。母亲多少有点遗憾，她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往日的璀璨。
报道组那排瓦房静静地散落在灌木丛中，置身其中恍如远离了所有的都市尘嚣，宁静幽远的感受令人神驰。当我再次仔细端详它时，它显得更沧桑了，生锈的铁护栏，似乎轻轻一碰就要剥落，白色的墙早已发黄发黑，站在这熟悉的角落，总能勾起过去的回忆，一切都如昨天，可惜它再也回不来了。这才明白，路途是一个念念不忘的失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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