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简残片话民生
袁呈彦||湖北
一
在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上，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在“武汉市税收博物馆”的展示墙上，明清统税橱窗里展示着五花八门田赋一类的票证，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面展示的有明代“清丈归户单”和“归户由帖”等复制放大的文物史料。前者是清理、丈量定位到农户的单据，后者是田亩到户事由的帖子。其中一份“归户由帖”填制的时间为明万历八年（1580年），是万历首辅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历时三年对全国土地重新进行清丈的重要证据，十分罕见。
看着这张万历八年的“归户由帖”，我想到了张居正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时改革的艰难和民生的困苦。
当时民生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皇庄、王庄、贵族开始了疯狂的圈地运动，庄田遍布全国。地方缙绅地主上行下效，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被霸占兼并以后，地方官吏把大部分赋税层层加码到了农民头上，农民不堪重负，贫苦农民只得逃亡他乡。
而作为此时的明王朝，已成了“将圮而未圮”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张居正荣任首辅之初，国库亏空近千万两白银，官员傣禄只好拿胡椒苏木折抵。
如何让农民安居乐业？如何打击豪强及地主势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明王朝？张居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必须强势推进“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改革。
然而，这样势必会得罪豪强势力。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公室”。但你要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又不得不得罪于“公室”。因此，张居正在上任之初，就说了“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于万历八年颁布政令，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 ，对公开抗拒的功臣及亲属，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他采纳建昌知府许孚远创制的《归户册》：“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用开方法，以经纬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而小民无虚粮。
通过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行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改革，至万历十年，全国田地为713976顷，比弘治时的统计数字增加了300万顷。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二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和与之800年前的盛唐气象遥相辉映，彪炳史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隋末天下动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唐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唐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那时，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时的负担还要轻；以庸而言，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民生富庶，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仓廪实而知礼节。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开元时期也是一个圣明的时代。人民群众物资的富裕带来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带来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唐代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就是贞观时期民风的真实写照。当时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执行死刑（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内修法度，外融夷狄。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是一个人人向往的黄花垂髫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
唐太宗、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政治清明，改革吏治，轻徭薄赋，注重民生，闪耀着“君为轻民为贵”民本思想的夺目光辉，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治理的成功典范。
三
时间再上溯2300年前的秦朝末年，彼时，“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家税收来源稳定，国库充盈，税收取之于民，却没有用之于民。秦始皇一面大肆挥霍，纵情享乐，大兴土木，修阿房宫，筑骊山墓，一面大搞政绩工程，筑长城，开灵渠，戍边疆，修弛道等，社会经济的负担已经超出税收的极限，导致农民税赋加重，每年被迫当兵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丁男不足，又征丁女，大量人口脱离稼穑，田地荒芜，经济基础极度薄弱。当时，秦始皇修建了很多的宫殿，单单咸阳的周围就建有二百七十多座，行宫在关外有四百多座，关内三百多座。
秦始皇横征暴敛 ，贪得无厌，沉重税赋和徭役是百姓无法承受之重，国家财力严重透支，最后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和秦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贾谊在《六国论》中总结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四
博物馆橱窗陈列的还有清代的执照、串票、截票、粮串、版串等田赋征收的缴税凭证。早在顺治年间，执照、串票等凭证就开始使用了，当时主要为三联式。官府、差役、纳税人各执其联，纳税户收执的通常为“执照”，官府核查的联为比照。分上、下两熟缴纳的串票分别叫做上忙执照、下忙执照或上限执照、下限执照。看罢展出的断简残片，满清王朝的衰败又开始在脑海里萦绕……
历史总是一波三折，螺旋式前进。
康乾盛世走过100多年，清朝封建社会步入衰退。迨及清代的中晚期，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民族矛盾更上升为主要矛盾，政治动荡，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局势，清王朝无力应对，因循敷衍，营私腐败，残民以逞，丧权辱国，这时的政权便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它根本无力解决消除民瘼、民族独立及维护国家主权这个根本问题，也就必然失去了解决其它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成为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不得不加以推翻的对象。
清末道光年间，封建制度已经更加没落，吏治腐败，“官以贿得，刑以钱免”。民不聊生，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仅得不到朝廷的扶持与宽容，相反，还要以各种名义摊丁加税，老百姓不堪重负。
为了推翻没落的封建制度，1851年1月，世代务农的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揭竿而起，发动了历时14年的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武装起义。1853年，起义军攻克南京，号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改称天京，先后颁布了太平天国的施政大纲——《天朝田亩制》和《百姓条例》，“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一个倍让人们关注的口号便是“不要钱粮”，深受老百姓拥护，他们便以巨大的热情投进到起义军的行列。太平军在广西衰衣渡败后，总数不过五千人左右，但此后太平军在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太平军“至长沙，竟得十余万之众；……迨陷武汉，裹胁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
然而，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农民起义军队伍日益壮大，维持政权运转的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武器无钱铸造，训练无法保障，就连太平军吃饭、穿衣都难以补给。严峻的财政危机，已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军心，危及着太平天国的政权。
洪秀全只得批准三大将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统治区恢复纳税的建议，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不要钱粮”的口号，音犹在耳，马上又要老百姓“照旧交粮纳税”，岂不自食其言吗？
那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又自觉自愿地交粮纳税呢？洪秀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1855年春节刚过，洪秀全急召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位将领，安排三人分赴安徽、湖广、江西等地，赶在“三月三”办庙会之前，一地先择两、三个庙宇，买通算卦先生，为占卜者“添财加寿”时，要加上若不如实交粮纳税，不仅不能如愿以偿，反而还要“短寿失财”的内容，如某某可能会遇上灾乱时，要加以诱导：“你是不是没有交粮纳税？要赶快交纳，不能拖欠，否则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如此这般，凡进庙宇占卜者都被暗示要交粮纳税，当时，老百姓十分愚昧迷信，听信于算卦先生，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几天时间，这三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知道要交粮纳税了。于是太平军下到各地组织征粮纳税，都很顺利。
但我们清楚地看到， 洪秀全革命之初打出的 “不要钱粮”的旗号，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现人人平等这个理想蓝图，体现了他们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民本思想，后来随着农民政权内部的高层争权夺利，背叛农民阶级，大量任命地主当乡官，公开支持地主收租，形成太平军和地主联合统治的格局，成了剥削农民新的封建势力和食利集团，农民出身的洪秀全比秦始皇更加荒淫无度，欺凌百姓，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不顾汹汹群情，先后封了两千七百多“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宫中珍宝无数，金碧辉煌，重殿叠宇，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都另建有王府，奢侈豪华。洪秀全从江浙送来的3000美女中挑选180个收入天王府，终日沉溺酒色，夜夜笙歌，纵情享乐，不理政事。
民国时人简又文，在评价当时的农民时说——“在'天朝’治下，农民成为最低层的人民，等于贱民，简直是与罪犯同列一等。”太平军进南京城时，市民260万，因不堪其扰，不到9个月，逃亡得只剩下15万。洪秀全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蜕变成一个蔑视民本、盘剥农民的吸血鬼，这个历史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五
民本主义的思想 ，与日月齐光，历史的镜鉴，照耀我们前行。
当今之中国，是消灭剥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税收政策与封建社会的税收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多用来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2006年，这个特别有意义的年份，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自先秦以来的3600多年征收皇粮国税的历史，这就是一件改善民生和惠民生的大事件，是9亿农民的福音，是中国税政史册上最精彩、最辉煌、最灿烂的书写！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我们共同期待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切实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实现税收收入服务民生的制度追求，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富于民。”
2012年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大报告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诉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针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和反贫困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等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新拓展，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新贡献。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份高远务实的时代擘画顺应了亿万群众的期盼，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提出了很多重点要求和重大举措。其中，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民生“大礼包”，引人关注，令人温暖。
事实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小康，再到如今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至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我们从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的远景目标的制定，不难看出今天民生的改善和进步，看出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看出坚持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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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袁呈彦，微信名，滨湖蒿莱，湖北洪湖人，大学文化，修完华中师大文艺学研究生课程，长期从事宣传文化战线工作，退休。公开发表新闻、政论、文学作品近百万字。现居住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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