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院
我们家终于搬家了，搬到了明德北街西大街一号院。之前我们家住明德南街35号院。我家住南房，南房和北房比冬天冷夏天热，北房俗称正房是冬暖夏凉的好房，是我们全家人向往的好房子。7岁我听爸爸妈妈三姐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将来的房子，这是爸爸带来的好消息，地区商业局给我们家盖了两间大正房，我对新房充满了期待，三姐看过新房，抱怨新房的玻璃结满冰霜，给我的期盼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新房是个啥样子，那个大院又是啥样子，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我们住进了新房，大概在冬天，两间红砖红瓦的房子屹立在一群青砖青瓦和土坯的房子中间。房子不是砖铺的地面，也不是水泥的地面，而是一种白灰渣子铺的地面，这种地面不好，比砖铺的地面差，一扫地一层灰，地面变得坑坑洼洼。
明德南街是当时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地方，明德南街街口是新华浴池，一楼男人休息和洗澡的地方像个大礼堂 ，爸爸常常带着我洗澡，洗完澡后可以躺在床上休息，叫上一壶茶水，买好多好吃的东西。再往前走是最繁华的武城街，店铺林立、寸土寸金，刚刚建成的青年门市部就在口起，是一家中型商场。后来改名叫利华商场，名称延用至今，1984年我在那里当售货员，因为写诗在报纸上发表，被商场经理勇辛嫉恨，被搞得灰头土脸。我三姐是桥西区商业局的干部，后调到桥西区委宣传部，由于她的运作，我借调到桥西区商业局地方志办公室，有两年写地方志盛行，不少单位成立了地方志办公室，写完地方志，三姐托人把我调到集体企业有色金属熔炼铸造厂，在办公室打杂，我彻底离开了利华商场。
和明德南街比明德北街是个寂寞寥落的地方，挨着4618部队招待处，而4618部队招待处不让老百姓进入。没有大商场、电影院，一点都不好玩，西大街空空荡荡，两边都是后墙，街上少有行人，半天过不了一辆汽车，去市中心至少要坐四五站公共汽车。
屋子里墙脚下有一个大海碗，所谓大海碗就是比正常的大碗大那么一些，比小盆小那么一点，可能是刷墙的师傅留下来的。东西匮乏的年代平白无故得到一个大海碗，也使人高兴。妈妈说，人说搬家三年穷，我说搬家三年富，我们得了大海碗。妈妈是家庭妇女，没文化、身体差，得过心脏病、半身不遂，一只手是凉的一只手是热的，被抢救过，在死亡线上走过一遭，一天到晚病殃殃的。我也鹦鹉学舌，搬家三年富，我家得了大海碗。
搬进新房不久，白纸糊的顶棚上开始滴水，越滴越大不得不用盆子接，就像屋漏一样，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冬天盖的房子瓦下的泥土很快冻成了冰，屋里一生炉火，温度升高，冰土化开滴水不断，活干得差劲无比，最后整个顶棚都塌下来了，新房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春天，妈妈就死了，虽然妈妈一直在生病，可我没想到她会死。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孩子，俗称老儿子，在家里倍受宠惯，家里的好吃的都是我的，没有姐姐们的份。爸爸是地区商业局局长，16级干部，月工资106元，高于普通老百姓，我能吃上许多孩子们吃不上的好吃的，大米粥、红薯、山楂糕、我管它叫凉食，在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就会给我蒸一碗鸡蛋羹，我们管它叫鸡蛋膏。鸡蛋是自家的鸡下的，城市里是可以养鸡的，春起买十几只小鸡崽，有的得病死了，有的活了下来，长成了漂亮的耀眼的大公鸡和下蛋的母鸡。大公鸡称王称霸多吃多占，不时地啄其它的鸡，等大公鸡长大了就宰杀了吃肉，母鸡最后也是要被宰杀的。在明德南街我家就养鸡，到了明德北街我家还养鸡，喂鸡我是在行的，喂鸡大多数是剩饭剩菜，还有小米，把白菜帮子剁碎伴上棒子面。我吃它们的蛋、吃它们的肉，想想那些鸡，很心疼。妈妈爱我，夸我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其实，我就是个丑八怪。妈妈给我讲故事：三个男孩、妈妈死了，爸爸娶了后妈。后妈用剪子剪掉了大男孩的小鸡鸡，大男孩死了。后妈又剪掉了二男孩的小鸡鸡，二男孩死了。轮到最小的男孩了，最小的男孩央求道，妈妈（后妈）少剪一点，后妈“爽快”，答道，行，少剪一点，最小的男孩也死了。这个故事多么伤感，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妈妈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她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我的童年……我的人生……
我8岁了，我不懂事，妈妈是怎样住进了医院，我全懵懂不知。我跟着三姐去二五一医院看妈妈，妈妈昏迷不醒正在输液、二姐在那里陪床。我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跟着三姐在二五一住院部后头摘了一兜子青杏。妈妈死的那天夜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谁给我一包酥糖，我牙疼了一夜。我的苦难就要来了。
我的妈妈曾庆兰，是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他生养了4个孩子，大姐、二姐、三姐和我。她经历了战乱，跟着爸爸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她去世很早，才40多岁就走了。最爱我的人走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
妈妈死后不久，家里来了一个女人，面色黧暗，比妈妈年轻，身体健康，眉眼长得到位匀称，算得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她中师毕业在一家小学当老师，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行为举止有着一种职业女性的雅致。这个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女人，因命运闯入了我的人生，使我的童年蒙上一层无星无月的夜色。
我被送进了二姐家，大姐在外地，二姐嫁给了一个解放军的股长，三姐刚刚工作。二姐家在五一路中段的一个小院里，离五一广场不远，五一广场是市里另一处热闹的地方，体育比赛、庆祝活动、公判大会都在这里举行。二姐家的后墙对着铁路中学大门，大门的旁边有一个地堡高出地面一米，我常坐在上面玩耍。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爸爸和后妈结婚了。回到家里，家里有了许多变化，墙壁上挂满了镜子，镜子的上方有伟人头像，下方边角有革命圣地（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的图案，桌子上摆满了伟人的瓷像，这都是人们给爸爸和后妈的结婚贺礼。我们家的收音机因为不如后妈的高级退居二线。后哥哥搞无线电被拆坏。家里增添了人口，后哥哥后妹妹，又生了小妹妹。
我被送到东风学校住校，学校座落在离瓦盆窑（砖瓦场）一河之隔的地方，过去是军部的一所子弟小学，参考北京八一学校建设，爸爸在那里当过政治部主任，三姐在那里上过学，据说过去好得不得了，许多军官的孩子都在里面上学，早起喝羊奶，吃大米白面。后来交地方管理了，首先是伙食不行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进项，哪会有好菜好饭，这个道理谁都懂得。
东风学校大、东风学校好，我被爸爸洗脑，我是一个又笨又傻的球孩子，我知道什么呀。我，爸爸、三姐、后哥哥从明德北街出发，走了四站路到明德南街口起，进武城街、上南关道、走西豁子，最后到达东风学校。因为学校住着一个连的解放军门口有拿枪站岗的战士，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住明德南街我在长青路小学上学，那是一段金色的时光。妈妈爱我，爸爸牵着我的手走在大街上，见到了熟人都会夸我，爸爸则夸张地说，给我花得钱够上我的身高了。我多幸福，夏天吃冰棍、冬天喝牛奶，回到家里有可口的饭菜。明德南街35号院是我一生都回首张望的方向，那个地方充满阳光、无忧无虑，史老师对我好，同学们对我好，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就回不去了，明德南街35号院不属于我了，好生活不属于我了，我只有不停地想念它，我只有在梦中回到那里。有些地方千万不要离开，有些时光千万不要离开，离开了就回不去了。
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明德南街，那是在明德南街马路的西边（35号院在马路的东边），我住在6号楼上，时常遥望35号院，35号院已经变了模样，原来空旷的院子盖满了小房 ，被搞得十分逼仄，后来，35号院也建起了楼房。爸爸死后，我住在二姐家里，二姐家在大街上盖了一间房子，政府街道治理把房子拆了，二姐夫是个聪明人，他请客送礼，终于在瓦盆窑住上了一套楼房，面积约两间房子那么大，1976年唐山大地震，瓦盆窑的楼房成了危房，那座楼房的居民整体搬迁到了明德南街6号楼，二间大房一间厨房一截小走廊加一个阳台。大姐夫转业，他们全家迁往郑州，我住进了这套房子，从21岁到32岁整整11年。这段时间我换了不少工作和单位，从事了很多职业，当过售货员，写过地方志、在小厂大厂的办公室里混日子。我接触了许多女人，我和她们套近乎，想和她们搞对象。我把爸爸妈妈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妈妈死后，她的骨灰装在了一个盒子里放在火葬场里，爸爸死后，他们俩的骨灰装在一个盒子里继续存放在火葬场。后来我把骨灰请到家里存放了好几年。民政局在烈士塔前面盖了骨灰堂，我把骨灰盒放在那里，直到2000年，我花两千块钱买了一块便宜的墓地，才使他们入土为安。我回到了明德南街却没有回到35号院，一处在马路的西边，一处在马路的东边。
我被送到东风学校住校了，若大的校园从没见过，里面有日式的和英式的二层楼房，分别是中学（男生）和小学及女生宿舍。有两座尖顶的复合式房子。里面是教务处和校长办公室。有带走廊的房子，有大小操场，前面是毛桃树林和菜地。春天桃花盛开，夏天，菜地里种满了萝卜、茄子、豆角像一个大花园，许多小燕子围绕着楼层飞翔。据说，校园是一个法国传教士设计的，很地道 。我刚进校园新鲜了两天，后来我就吃苦了。我身体单薄，手没力气打不过别人。面对有人的试探挑衅，开始我还装厉害的样子全力反抗，企图吓退对方，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不厉害就是不厉害，没力气就是没力气，打不过别人只好被别人去打，没几个回合我的怂样子就暴露无疑，我只能被动挨打、受人欺负。欺负人是有快感 的，有快感的事情就会有人经常去做，被欺负的人度日如年眼泪泡着心。
学校的伙食差极了，饭菜粗粝没有营养，厚厚的白菜帮子，没有一点油水，妈妈活着的时候那点油水被刮得一干二净，别人家的孩子从家里带好吃得东西，小花卷、糕点、饼干、炸鱼、炸虾、熟肉，我没有，我的感觉就是饿，上午饿、下午饿、晚上饿。我不爱吃肥肉，从小到老，至今我也不爱吃肥肉。我是一个仔细的人。衣服穿不烂就不再去买，平时粗茶淡饭，有稀粥喝有豆腐吃就很满足了。我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我是一个守财奴，我内退在二医院当保安月工资1442元，家里没米买米，没面买面，没电了买电，没水了买水，没汽了买汽，我买菜买饭买水果买酸奶一年还能攒八九千块钱。我不爱吃肥肉，但我不是不爱吃肉，过油肉、鱼香肉丝、宫暴鸡丁我都爱吃，用肉馅做的包子饺子我也爱吃，氽丸子我也爱吃。现在我要是在盒饭中发现一两块肥肉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这并不能说明我有多么差劲，多么浪费，多么无耻，多么暴殄天物，我可以在别的方面节省，我可以早饭只吃一个烧饼不买豆腐脑，一个月只吃一次肉菜，少喝一瓶饮料。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没有骑过电动车、摩托车更没有开过汽车，我的自行车除了大下坡脚不用劲一步也走不了，我可以穿旧衣服，一双布鞋要穿不坏就可以永远地穿它。我把肥肉扔掉，我的心理接受不了它，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它，我的肠胃接受不了它，谁都管不着我。
可是，在学校我却被一块肥肉难死了，中午吃饭一个老师把一块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吃不下，一个坏孩子死死地盯着我，大喊道，不许浪费。我试图用吃药的方法把肥肉吞咽下去，我干呕着，痛苦不甚，这种“游戏”对他来讲很好玩，他在作贱我。几天后学校吃肉包子，那个老师见到我吃包子，说，你不是不爱吃肉吗？我无言以答。我不是不知好歹的孩子，我对饭菜没有高的要求，我无权要求吃什么好饭菜，我只想吃小米稀粥、疙瘩汤、棒子面糊糊，炒土豆丝葫芦片这样的饭菜，可我吃不上。
从半拉少爷变成讨吃鬼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蓬头垢面、勾肩含胸，目光闪躲、弯腰驼背、面黄肌瘦，眼睛里有流不完的眼泪，鼻子里有流不完的鼻涕，身子上长满了虱子。我是一个没出息没志气的孩子。我学习不好，头脑笨拙，那是文革后期，生活老师经常开会批斗我，我的罪行就是窝囊。我虽然像《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孙少安那样受苦受难，可我没有人家聪慧的头脑、俊朗的外形、挺拔的的身姿。我没有人家的志气，青松般的品格，为了讨要一块饼干、半块面包，我卑躬屈膝、恬不知耻、无羞无臊、丑态百出。军马场的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酱牛肉，我为了讨要一点酱牛肉，摇“尾”乞怜、上窜下跳，他们把牛肉扔在地上，叫道周猴周猴，他们给我起外号叫周猴，我拾起牛肉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周猴过街人人喊打就是我的处境。
“打他、打他，”“你妈死了该不该？”人们纷纷叫喊。我是可怜虫，我命中注定和别人不一样，我不配过幸福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得冠，举国欢庆，庄则栋、梁戈亮是人们心中的偶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比赛，周总理接见了他们，那段时间打乒乓球成风，学校里有木制的乒乓球案子，各班门前还有砖水泥的乒乓球台子。同学们都在打乒乓球，他们有拍子，红双喜的，单面胶的、双面胶的，有的两块钱、有的四块钱都是天文数字。我没有拍子，我只有干看着。我不会打乒乓球、不会打篮球、不会打麻将，玩得东西我都不会，我学习中等，为了救赎自己，我学过竖笛（两毛钱买的），学过画画，学过“物理”知道一点“加速度”，想学电工，对新华书店1元钱的《电工学》垂涎三尺。后来，我写诗，因为写诗和文学创作我受到不少人的攻击，有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读书不能当饭吃，写作吃不了饭。不实际不实惠是世俗人攻击我的两根棍子，“高雅人”攻击我上不了《当代》《十月》，人家写书挣了好几百万，你为什么不如此这般？有人说我是孔乙己，我不是孔乙己，我没有因为偷东西被丁举人吊打打断双腿（丁举人歹毒）。任何年月都是干事难说话容易，从穷人变富人难，从平常人变优秀人难，在人生路上每上升一寸都难上难。人在一头水一头汗的埋头苦干，有人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就把人灭了。现在完全埋灭一个人的才华也难，期刊发不了还有报纸，市里县里都有内刊。我的作品不断地出现在报端。
春节快到了，街道上响起了稀疏的鞭炮声，我放寒假在家，年味越来越浓了，粮店里供应了花生、瓜子、大米、香油，增供了白面、麻油，菜店里供应了粉条、豆腐、鸡蛋、肉类，爸爸为我买了两挂鞭炮，我舍不得放，把它拆开了一个一个地放，爸爸还为我买了灯笼和小蜡烛。我张罗着把家打扫一遍，特别是常年不打扫的床底下。家里买了年画，我把年画帖在墙上，年画都是样板戏的剧照，有《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到也花花绿绿，家里有了几分喜色。爸爸宰杀了一只大公鸡，做了一把鸡毛掸子，把它插在瓶子里。当时城市里是让养鸡的，家里炖了一锅鸡肉，准备过年吃。
除夕那一天，我们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衣服，匣子里响起了《白毛女》的歌声，“北风吹雪花飘年来到，我盼爹爹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过年那一天，我们吃饺子、吃鸡肉，过年真好啊。大年初二有一项重要的节目，去新站看大舅。老火车站在市中心，新火车站在老鸦庄以南要坐十几站的公共汽车。所谓大舅就是后妈的大哥，是火车司机。去大舅家能看到好多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看火车。大舅给我们做了一桌子好菜，还给我们每人5块钱的压岁钱。回家的时候我更开心了，我们要坐火车回家，坐市交火车从新站到老站，再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的压岁钱是要上交的，后哥哥是不用上交的，他在搞无线电。春节的第四天家里开始吃粗粮，春节的第五天爸爸和后妈开始打架。
爸爸和后妈没好几天，他们就打架了，特别是在节假日，十一、春节，他们相互折磨，针尖对麦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妈其懒无比，不洗衣服、不收拾家、不倒垃圾。70年代前期各家都自己做饭，蒸馒头窝头，烙饼、擀面条，我们家是买烧饼吃，6分钱一个烧饼天天买。4个孩子（不包括我姐），送奶妈家，上幼儿园，住校，家里的钱被分割无几。又不会过日子，家穷得盆干碗净，借钱过日子。爸爸和后妈不像夫妻，而像豺狼和鬣狗，不断地撕咬，爸爸这条老狼没有了锋利的爪牙，而后妈这条鬣狗年富力强、凶猛无比。爸爸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压抑的生活损坏了他的身体，心脏病、高血压、心绞痛困扰着他，他的身体坏透了。我也变得更加不堪，我是受气包、虱子包、尿崩灵（尿床）、鼻涕虫、讨吃鬼、使保长（拉裤子）、孔老二（当时不是好话），这么多的官衔。我家有座垃圾山，这是别人家没有的风景。星期天，我在家，后妈后哥哥爸爸在家（爸爸有病），大街上来了垃圾车，后妈后哥哥不动弹，我看不下去，去倒满满一大筐垃圾，我没力气，拉扯着一大筐垃圾奔向大门口，一不小心，把裤子刮破一个口子，我哭了。
一天爸爸和后妈发生了激烈冲突，爸爸打了后哥哥，用脚踢了后哥哥的腿。后哥哥当下没有还手。后哥哥17岁了，个子高过爸爸一头，很有力气，爸爸是孱弱之躯，如果打起来根本不是对手。后哥哥没完没了，不断挑衅，后妈也谩骂不休，爸爸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折腾了一夜，凌晨三四点稍加休息，天亮了继续开战，真是作人死呀！爸爸眼泪鼻涕哭喊道 ，来人呀，打人了……
我住进了二姐家，星期天爸爸来看我，用讨好的眼睛望着二姐。晚上我送爸爸坐班车回明德北街，一百多米的路，他歇了三四回，他心绞痛十分厉害，不得不用救心丸缓解。爸爸住院了，不久就死在了医院。
我和后妈分家，离开了明德北街西大街一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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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明，在《长江文艺》《当代人》《短篇小说》《北方作家》《江河文学》《辽河》《青海湖》发表小说。在《河北文学》《诗神》《岁月》《北方作家》《安徽文学》《北极光》《杨子江》《参花》发表诗歌。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工人日报》《北京晚报》《生活时报》《湖南日报》发表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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